乡村振兴要发展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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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奋斗的时代，也是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部分先富向共同富裕转变的时代。现在，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是最大的不充分；全面小康和全面现代化的最大短板在农村，几亿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最迫切。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实现乡村振兴，对农村基层来说，发挥好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学习好共同富裕的先行者，把握好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发展好集体经济，才大有希望。

一、乡村振兴要解决“散”的问题

乡村振兴的基本背景显然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奇迹般高速发展，而农业农村的发展却成了“新四化”共同迈进中的短腿、“两个百年目标”实现进度中的短板，工农城乡关系严重失衡，很多乡村发生衰退，有的相对衰退，有的甚至绝对衰退，出现大量的空心家庭空心村，出现了“三留守”、“谁来种地”、食品安全以及组织涣散、贫富分化、民风变坏、宗教盛行、黑恶势力嚣张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和相应的治理难题。

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外部因素，从乡村内部来说，可以归结为一个字，就是“散”，发生了结构松散、资源耗散，人心涣散了、资源流失了、公事难办了、问题积压了。乡村振兴，就要解决这个“散”的问题。农村包产到户以后，出现了很多集体经济薄弱村和空壳村，结果“没钱办事”、“没人办事”、“没心思办事”，很多农村乱象得不到有效治理。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党的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这表现在农村基层尤其严重（有的只是政府和群众之间传达政策、报告民情的“邮递员”，领导核心作用虚化，还出现了“要发补贴才到会”“书记找不到党员”的组织涣散现象、“村支书说话经常不管用”的能力退化现象）。很多乡村由于缺乏组织性、凝聚力，导致乡村劳力、人才、土地、资金等资源超量外流，“大量失血”、“营养不良”，导致乡村内部严重分化、干群关系紧张、邻里关系恶化，“内循环紊乱”、“免疫力下降”，结果导致乡村发展必需的生产要素萎缩和社会环境恶化，好像“身体被掏空”，自然发生不同程度的衰退。

乡村衰退在一定历史阶段从我国现代化发展全局看，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乡村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但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产能饱和过剩、城市“富贵病”频发、急待转型升级、现代化需要新动能新空间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给乡村衰退刹车、让乡村振兴启航就是必然选择、战略选择、正确选择。

二、解决“散”的问题要发展集体经济

乡村振兴从哪里破题呢？既然乡村的“散”是个要害问题，那就要抓住组织振兴这个牛鼻子，创新组织、强化组织，凝魂聚气、凝心聚力，促成各种“聚变”和各种“化合反应”。乡村组织振兴涉及到，以村自治组织为基础，以村党组织为核心，以集体经济组织为纽带，以各类社会组织为补充，是一个组织体系的振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在乡村组织体系中，党组织着力领导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有力支撑党组织全面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心环节，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才能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整个链条、整个体系。

依靠群众发展集体经济，乡村各类资源就有了一个牢固的聚合中心，不致于大量外流、耗散；有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种政策举措就有了一个高效的基层对接主体，可以整合起来发挥综合效能；有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振兴“五位一体”各项事业就有了一个可靠的依托，乡村全面振兴就有了一个强劲持续的内生动力；有了集体经济的发展，解决乡村内部各种矛盾就有了一个共同利益基础，和谐稳定就有了保障；有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党组织就有了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会大大增强。所以，解决乡村“散”的问题，要靠发展集体经济。

早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就讲过，我国农业农村的改革发展，长远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习近平同志早在福建工作期间就说过“集体经济是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根据新时代的新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从实际出发、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向目标出发、适应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就要探索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如果不搞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不要村集体统一经营，只搞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公司、专业合作社这些形式，一定的规模效益会有的，但由于利益分割、缺乏统筹，很难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很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虽然农户把土地流转给公司或大户经营，每年可以得到几百元一亩的租金，但是，这区区几百元，对一个流转土地的农户来说，增加不了多少收入，充其量也只能解决农民买米吃粮问题；而且，公司或大户也吸纳不了多少劳动力，加上市场经济环境下农业本身的平均效益也不会太好，一般只能富了老板、富了大户，到农业公司或大户打工的普通农民群众很难致富；有的资本下乡投资，如果没有村集体经济的引领，就会因为单纯逐利而发生一些严重问题，比如占用农田搞开发“种房子”，比如一遇风险就老板跑路，比如大批农民被挤出农业又无事可干，结果破坏了耕地、损害了农民利益，激化了社会矛盾。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同业农民联合起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模经济的初步形式，但还存在组织松散不协调、抗风险能力弱、规模效益不明显等缺点。乡村振兴需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才能撑得起来、带得起来。

新时代探索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大环境十分有利，实现邓小平当年讲的“第二个飞跃”的条件在新时代逐渐成熟。一是新时代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增长，大部分农民都外出闯过、见过世面，不会满足于低水平的“日子能过”，也不会永远安于辛酸的在外打工生活，心里头蕴藏着追求更好生活的内在动力，关键在于有人领头干。二是传统的小农户分散经营，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竞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环境，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越来越没什么前途，弱小农户抱团发展才能摆脱贫困、重建家园，重振农村集体经济大势所趋、大有可为。三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三农”工作，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补短板，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肯定会有更大力度的支持政策，需要在乡村找到更有综合效益的对接主体。四是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势头减弱，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会造成一部分进城“农民”向农村回流。经历过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洗礼的大批农民工和一部分退伍军人、大学毕业生、中小老板回乡，不会简单地重操旧业、单打独斗，必然带着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进行再组织再创业，正好为发展集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主力军。五是人们普遍对美好生活、美好环境的追求，必然使农业农村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一部分资本、技术、人才要投向农业农村寻求发展。

探索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有这么多有利条件，关键在于村集体特别是村党组织怎么样看清形势、凝心聚力，怎么样组织引导、为我所用，让瘦弱的村集体强壮起来。面对新时代的新变化，再也不能死抱着昨天的经验不放、得过且过了，要探索发展集体经济，让衰退的乡村振兴起来。

三、发展集体经济要深化改革

新时代探索发展集体经济，要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比方说，我们在完成了清产核资和确权颁证之后，就要引导农户把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给村集体，建立村集体股份为主体、吸纳各种成分和要素的股份合作社，由村党组织统一领导、村委会和村合作社分工协作、“三位一体”，下功夫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制定统一发展规划，在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内部，组建、培育或引进各种新型经营主体，由他们按规划项目搞规模经营和现代产业，村集体搞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服务。

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这种股份合作的新型集体经济，可以形成集体所有权得到落实、农户承包权得到保障、规模经营权能够实现的三权分置的集体产权结构，形成村集体和新型经营主体统分结合的新的双层经营格局，形成村集体、新型经营主体、农民之间比例合理的三方共享分配机制，总之，可以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命运共同体，让农村分散的资源、资产、资金组织起来出综合效益，让干部群众身上蕴藏的生产力得到释放。

在这个命运共同体中，农民呢，——既有就业带来的劳动收入，还有承包地经营权转让带来的股份收入、集体资产受益权带来的分红收入，还从村集体办的公益、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好处，也就会更关心生产经营、更爱护村集体；而不是仅仅把土地租出去，自己成了旁观者，拿着很低的租金“穷快活”，或者成了劳动力市场上命运没什么保障的“散兵游勇”。新型经营主体呢，——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适度规模经营、进行现代产业经营，既要对村集体和就业农民负责，又有村集体的服务指导和就业农民的上心劳动，必然保持创业激情、努力提高经济效益；而不是像通常的外来的工商资本唯利是图、不负责任。而村集体呢，——可以依据土地等资源的集体所有权，主导农村经济发展，统筹运用政策性资金、金融性资金和村集体的资产、资源，着力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着力解决单独经营主体、分散农户所解决不了的问题，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有力量逐步发展农村各项事业，可以更好地造福于民、实现全面小康乃至共同富裕。

四、发展集体经济要学好先进典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鲜明指出，我国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实践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量事实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凡是不能全面领会和执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把“统分结合”搞成了“只分不统”、甚至“分光卖光”的村子，必然像有人曾经说的那样，是“一夜过了温饱线，三十年进不了富裕门”，很多人只能背井离乡、到处打工，结果出现了很多空心家庭、空心村，养肥了资本却掏空了乡村，不少人生活并不称心美满。凡是坚持村党组织统一领导、搞多种成分和要素合作发展的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又从自己实际条件出发、积极适应市场经济、不断升级发展现代产业的村子，都实现了村强民富，建成了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方面，除了闻名全国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村、南山村、滕头村、宝山村、洪林村、花园村、南岭村、大梨树村、兴十四村等一批先知先觉的老典型外，还出现了一批重振农村集体经济的后知后觉的新典型。发展集体经济，要学好先进典型。

山东省临沂市的代村，就是实现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一个新典型，他们经过19年努力，把一个负债380万、“脏乱穷差”的垫底村，发展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的“排头兵”。代村的“兰陵国家农业公园”，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是全国第一个国家农业公园，远近闻名，2017年光门票收入就达3000多万。据介绍，2017年代村各行业总产值达到20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6.5万元，村集体收入1.1亿元，村集体资产已经增长到12亿元。是什么让代村变成了“强、富、美”？村书记王传喜的秘诀，就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集体与个人同步增收，走“村有民有全都有”的共同富裕道路。王传喜上任不久，就和“两委”班子一起，到江苏华西村等地取经，逐步坚定了走集体道路的决心。老支书说，在河南南街村参观结束，王传喜豪情满怀，在大红留言簿上写下“南街村的今天，就是代村的明天”，当时觉得不过是一时冲动，没想到他真的实现了自己的理想。2005年，村民土地统一流转，改由集体经营搞农业园；2008年代村又流转周边村几千亩土地，形成万亩农业示范园；2012年又抓住机会，进一步发展成现在的国家农业公园。王传喜介绍说，目前他们的投资经营方式，有全民所有、村集体参股；有股份合作，村集体占大股；还有混合所有，村集体也占大股。代村以不断壮大的集体实力为基础，制定了一套“3531”发展规划：“五区一网”，即种植区、养殖区、加工区、商贸区、生态庭院区和村庄整体绿化网；“五园一带”，即花卉园、果品园、蔬菜园、良种示范园、农业观光园和全民健身带；“五场一站”，即奶牛场、养猪场、水貂场、养鱼场、饲料厂和生活用沼气站。如今，村企合一、集体强大，不仅个人有务工收入和集体分红，而且村里有实力发展各项公共福利事业，村民生活富裕美满。

贵州省安顺市的塘约村，则是在短短4年之内就实现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一个突出案例，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走在新时代前面的十分亮眼的村集体。从去年“两会”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公开肯定塘约道路以后，已经有一千多个团体到塘约村考察学习。党中央《求是》杂志、中宣部《党建》杂志、中央电视台等很多主流媒体，也对塘约经验进行了及时报道和充分肯定。贵州省委省政府更是把塘约道路作为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向全省推广。《塘约道路》一书在全国发行后，很快被抢购，去年安徽省委组织部派人考察塘约村以后，一次购买了两万本向下面发放。塘约人穷则思变的革命精神，穷苦群众通过抱团发展摆脱贫困的探索精神，感人至深。“一个好的社会，不是有多少富人，而是没有穷人”。塘约道路的精华在哪里呢？“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更为关键”。塘约村作出的选择是，农户承包地流转给村集体，搞“村社一体、合股联营”，而不是流转给任何个人。这样，塘约村就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走上了重建家园的新路，不仅摆脱了贫困，而且实现了小康，相信也能够走向共同富裕。塘约经验，应了“穷则变，变则通”这句老话，为正在谋划乡村振兴的很多地方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五、发展集体经济要党组织担当引领

党的十九大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展集体经济，党组织要担当引领。十九大强调，“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农村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在农村改革发展的长期探索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农村要治理好，广大农民要过上好日子，靠谁才更靠得住？是大户、乡贤，还是能人、老板？是宗族势力、教派势力，还是灰色、黑色的什么势力？恐怕都不行，只能是以我们共产党的村党组织为核心，按照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和有效组织下，发挥好各方面积极性才行。当然，“核心”不是自封的，党组织要有公心有能力、值得信赖。一个有胆有识的优秀带头人和一个坚强团结的党组织，是代村和塘约村能够摆脱困境、转型发展的决定性内因。

代村的书记王传喜同志，原来在外面干“包工头”，个人日子好过，但村里环境差、治安乱、人心散的落后状况，他看不下去。1999年，他31岁，临危受命回村任书记。上任第三天，就接到法院传票，催村里出庭还债。怎么办？除了出庭认账，王传喜和村干部一起走村串户搞调查，摸排出了大大小小80多项问题。王传喜下决心先解决村民反映最集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人地不均和零散经营。他怀着满腔热忱，注意方式方法，坚持一碗水端平，一举实现了土地流转，赢得了群众信任，大长了干部的信心。为了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王传喜向全村党员群众“约法三章”：村里工程绝不允许亲朋好友插手，惠民政策绝不因沾亲带故徇私，干部选用绝不让直系亲属沾光；“两委”成员也公开承诺三条：绝不假公济私，绝不侵占集体资产，绝不让党的惠民政策“缺斤少两”。王传喜要求“两委”班子多吃苦、多吃亏，用公心办事让群众放心满意，村“两委”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清偿债务、治安整治、旧村改造、项目推进等一个个问题顺利解决，代村面貌也不断刷新。

塘约村的书记左文学同志，原来在农村单打独斗地养猪，失败后，曾经在北京打过工，见过世面，有过历练，有过不同道路的比较和思考。他意识到穷则思变，体现了习总书记讲的革命精神！更可贵的是，在他身上传承着他父亲那一代老支书的集体主义情怀和社会主义基因，对乡里乡亲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敢担当，敢于依靠支部一班人抵押贷款启动村集体经济，然后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如果我们更多的乡村也有一大批王传喜、左文学这样的带头人和团结为公、一心为民的党组织，在群众中发挥领头作用，带领农民群众沿着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一定大有希望。

（作者单位：中共芜湖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