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要切实贯彻落实“两个不能动摇”

一、所谓“普世价值”只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近年来，所谓“普世价值”论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普世价值”论者看来，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此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普世价值”论者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在他们看来，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文化、历史特征上的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的目标偏离或背离。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狭义的自由、个人权利、狭义的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是不可取的。

然而，“普世价值”论者的这些论调很难自圆其说。如果说，欧洲因为中世纪神学及其体制的压迫需要一次人对神的“叛逃”的话，同期的中国并没有这样的神学及其体制的压迫，为什么要把欧洲的这种“叛逃”及其后果视为“普世性”的，进而要求中国也必须跟欧洲走同一条“叛逃”道路呢？19世纪以来，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下的欧洲列强，先是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随后用坚船利炮屠杀和奴役中国人民，并强行勒索战争赔款，使中华民族陷于灾难之中。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自1840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才赢得新中国的成立，并自然形成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这些价值观，又有什么不可取？难道只有在所谓“普世价值”下把中国重新变成欧洲的大租界，才是可取的吗？

事实上，“普世价值”论者故意回避了17世纪以来欧洲主流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事实。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就是产权明晰到个人手里，也就是资本或资产归资本家个人所有。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1]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使生产资料即资产属于社会大众。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事实上，正因如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才与以往各具民族和地方特色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不同，西方资产阶级也才能不顾不同国家“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而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标榜为所谓世界性的“普世价值”。

然而，由于马克思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人们发现，“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摇役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人数不多并且仍在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3]。列宁也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4]相关的案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胜枚举。例如，日本区议员的选举就要求交纳大量的金钱才能成为候选人，以至于日本大学的教授都难以申请参选，更何况选举宣传还要花费大量金钱。显然，这种金钱选举制下的所谓现代性、狭义的自由、个人权利、狭义的民主、理性，只能是资产阶级才享有的，这样的“普世价值”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二、价值观的历史性与无产阶级的要求

如果从人类千百年的历程来考察价值观，我们还会发现，资产阶级所谓的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等价值观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仅在名称上有变化，而且同一名称的内容也有变化。“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5]

回到欧洲的中世纪，资产阶级本身最初是一个封建等级。当15世纪末海上航路的伟大发现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活动场所时，它使封建社会内部的主要靠手工进行的工业和产品交换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规模的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占有者，他们作为商品占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此外，从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变的前提是，有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所谓自由，一方面是他们摆脱了行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他们失去了自己使用自己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他们可以和厂主订立契约出租他们的劳动力，因而作为缔约的一方是和厂主权利平等的。但是，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于是，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就成为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6]这种自由、平等的“启蒙价值”不是来自于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而是实实在在地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中衍生出来的，只不过在意识形态上借助了人对神的“叛逃”而已。

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由于欧洲国家的居民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几乎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最典型地体现在美国宪法中。美国宪法最先承认人权，但讽刺的是，它同时也确认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不受法律保护，种族特权被神圣化。[7]所谓“普世”之光照不到那些奴隶身上。到后来，只是由于奴隶经济的效率日益低下，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才通过南北内战予以废除，但直到今天，有色人种仍然与白人的地位有很大的差别。

“普世价值”论者故意漠视阶级的存在及其在价值观上的差别。事实上，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时起，资产阶级就有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指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质性地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入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另一方面，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8]恩格斯甚至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靠它本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谈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9]

由此可见，包含平等观念在内的价值观，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些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历史为前提。[10]因此，这样的价值观，不可能是永恒的真理，也不可能是“普世价值”。恩格斯关于道德教条的一段论述，也完全适用于反对所谓的“普世价值”:“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11]

三、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宣传旨在使我国改旗易帜

“普世价值”论者声称：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批判“普世价值”的高潮，实际上是又一次反改革的高潮。其实，“普世价值”论者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当前中国推行几百年来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2]因此，正如前苏联时期的戈尔巴乔夫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斥为“反改革”一样，那些推行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主张，其实也是用“反改革”的大帽子，把中国的改革道路引入改旗易帜的邪路。

恩格斯指出：“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13]显然，维护和反对“普世价值”的斗争，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原则与维护社会主义政治原则的斗争，也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反映。

不仅如此，维护和反对“普世价值”的斗争，也直接影响着现实中的各个阶级的斗争。恩格斯写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4]而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所谓“普世价值”正是这样的东西）是能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的。[15]例如，恩格斯提道：“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16]列宁也指出：“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这是事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推翻不了。而在我国呢？谁能否认资产阶级已被击溃但还没有被消灭呢？谁能否认它已隐藏起来呢？这是无法否认的。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让国际资产阶级马上来收买成百成千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作家，组织他们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和斗争。这是事实。‘他们’比我们富有，能收买到比我们现有力量大十倍的‘力量’。不，我们决不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去帮助世界资产阶级。”[17]恰如斯言，当今世界，在媒体市场化和不得不追求效益即金钱的地方，许多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实际上已被资本所控制，这也是“普世价值”甚嚣尘上的原因。

列宁指出：“如果象美国那样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写在工厂里，工厂也不会因此而不再是工人的苦役营和资本家的天堂。”[18]马克思也告诫我们：“先生们，不要一听到自由这个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动！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19]鼓吹“普世价值”的人，正是要推行资本的这种自由，他们也正在以各种理由鼓吹反对或暂停多多少少妨碍了资本这种自由的“劳动法案”，拒绝落实对于工作时间的限制，使这些基本权利对于广大私有企业的工人而言几乎沦为了一句空话。

四、反对“普世价值”论的两个重要举措

面对危害日深的所谓“普世价值”论，我国应从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进行应对。

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转变为社会所有，那么继承权（就它有某种社会意义来说）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因此我们的伟大目标应当是消灭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许多人的劳动果实的经济权力的制度。"[20]既然“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之属性的社会财产形式，决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21]，那么，要反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必须从经济层面，特别是经济体制即财产的社会形式着手，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不能动摇”即“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2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也意味着既要深化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也要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否则既谈不上全面改革，也谈不上全面深化改革。鉴于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无论是对公有制经济还是对非公有制经济而言，都必须强化社会主义因素，尤其是为人民服务、为劳动者服务的因素。这就意味着，在公有制经济改革中必须尊重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尊重和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能和作用，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来设计和实施国有企业的改革。而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中，无论是引导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是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必须引入社会主义因素，守护劳动者尊严，这样才能使亿万劳动职工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温暖。

虽然经济基础是根本的决定性因素，但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变化也有着强烈的反作用，苏联的解体过程就是很好的说明。有鉴于此，在从原因即经济层面着手的同时，也要在结果即价值观的宣扬上作出不懈努力。对此，有必要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第一，要占领价值观宣扬的主阵地，也即是要加强对国内各类媒体的管理，在这些主阵地上，加强反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对于在这些主阵地上反其道而行的人，包括鼓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人和在技术上帮助他们发表言论的人，都必须坚决予以制止。

第二，要加强大中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不仅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教育。对于鼓吹资产阶级法制的法学教材、鼓吹资产阶级宪政的政治学教材等等，要进行全面清理，进一步地还须全面采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统编教材。同时，要定期对高校各专业教师开展集体学习和教育活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第三，要抓住各项考试的指挥棒，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例如，在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相关科目中可以加入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内容，并加大考核分值。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3]因此，在公务员招考时也应当专门考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以此促进报考者学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中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1页。

[4]《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8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2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0-111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112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11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6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100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48页。

[17]《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5-86页。

[18]《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4-215页。

[22]习近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511/24/t20151124_7112615.shtml。

[23]《习近平强调：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7/08/c-1111518431.htm。

【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沈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原标题《反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原载《理论与评论》第3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