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政府失信，应对“塔西陀陷阱”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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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时期的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陀在《历史》一书中提到，罗马皇帝迦尔巴在未必公正地处死两位将领(北非的马科尔Macer与日耳曼的卡皮托Capito)之后，引发民众对皇帝统治能力的质疑，由此产生了一种效应：当权力失去公信力时，统治者无论是讲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干坏事，民众都会给出负面评价。这就是所谓“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

2014年5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时曾以“塔西陀陷阱”为引子，就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早在《之江新语》一书中，习近平同志就指出，“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①]政府权威不立，丧失了社会公众的信任，导致行政成本越来越高，出现公信力危机进而出现执政危机，深陷“塔西陀陷阱”。

一、老百姓何以“老不信”

2017年年底，北京地区出现了大兴火灾案、清理天际线以及驱散“低端人口”等系列事件，引发人们对政府信用的热烈讨论。2010年河北大学轿车肇事案让“我爸是李刚”成为网络最火暴流行语，新媒体和网民相互激荡喷涌的口水，冲刷着政府官员进而政府信用；继续2004年西安宝马彩票案、2009年杭州宝马飙车案后，2015年南京发生宝马肇事案，嫌疑人王季进被司法鉴定为“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引来网友一片质疑声，质疑政府司法公正；近些年来，几乎每一个PX项目都会遭到公众群起而激烈的反对，引发所谓“邻避效应”，舆论对PX项目的口诛笔伐不断，使得原本关乎国计民生的PX项目，竟然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人民日报微博曾发布一篇关于城管打伤高考学生，使该生放弃高考的新闻，评论接近2000条，几乎一边倒地骂城管是“流氓”、“黑社会”。同样是人民日报微博，发布一篇为劝离占道经营、城管队员凑钱买下所有小贩商品的微博，评论数不足800条，而且其中多半都是怀疑城管的善意。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郭美美炫富导致“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居民人均收入，不料却引发“被增长”的舆论怪圈；官员微博邀请农民工吃饭，被网友质疑为“作秀”；为政府站出来说话的专家，总被被网民们戏称为“砖家”；国家信访局大楼前、街道上排着长长的访民，就是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而到北京来伸冤诉苦；中南海大西门新华门，总能看到这样或那样的访民，显示对各类政府部门的不信任。但凡政府颁布相关政策，或采取相关措施，微信群中总是充满着怀疑、猜忌，总不乏相反甚至是敌意的解读，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政府的不信任。

老百姓如果总是“老不信”，长此以往，会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

其一，导致广泛政治冷漠。“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②]民心是最大的政治。[③]政治冷漠是指民众对政治问题或政治生活的冷淡和漠视。由于对政府失去信任，民众对于政治参与越来越缺乏兴趣和热情，他们不想谈论政治和不愿参与政治，刻意疏离政治人物。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生命线，政治冷漠则是民主政治的腐蚀剂。如果民众对政治毫不关心，不进行恰当的政治诉求与利益表达，不对政治人物的政治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就极容易催生政治腐败和官僚主义等各种政治弊端。

其二，增加政治运行成本。民众中广泛蔓延的政治冷漠，折射出政治体系的低效甚至无效，也反映出民众对政府进而对国家忠诚感的缺乏。民众不再无条件信任政府，民众不信任政府，就不会将政府作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代表人，对于政府制定政策和执法行为，常常会采取不合作甚至抵制的态度。这样，政治生活的正常开展就会面临着诸多困难，加上政治腐败和官僚主义滋生，政治运行成本就大大增加，行政效率会越来越低。

其三，恶化社会信任，加速社会诚信危机。社会诚信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诚信和私人领域诚信的有机集合，是一个社会中政府诚信、企业诚信、社会组织诚信和个人诚信的综合反映。社会诚信是社会交往的润滑剂，是社会团结的粘合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④]“民以吏为师”，政府信任是最高最关键的信任，政府行为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导向、示范和引领作用。西方社会学中有个“破窗理论”，如果将社会诚信比作一个房间中的所有窗户，那么政府失信就是最先被打破的那扇窗户，这扇破窗如果得不到及时的修复，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窗户陆续被打破。“破窗理论”的潜台词是：政府失信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理，政府失信就会恶化社会信任，加速社会诚信危机。

其四，严重侵蚀政权合法性。西方学者认为，合法性主要是指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⑤]一个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信任为尺度的。[⑥]当一个政治体系对民众不再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民众以政治冷漠表示对政府缺乏信心与信任时，那么政权的合法性将面临危机，就会在危机出现或大敌当前，出现苏联解体时那样的寒心局面——竟无一人是男儿。20世纪40年代，美国记者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果断回答“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⑦]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不是天赋的，而是老百姓赋予的。我们代表了广大群众，人民就拥护我们。”[⑧]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是政权合法性的源泉。政权合法性的生成和稳固依赖于人民的充分信任。如果民众对于政治体系的结构、活动方式和政策内容的合理性、正确性和代表性缺乏信任，或者对于政治体系中公务人员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品质缺乏信任，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将面临危机。

其五，撼动社会稳定基础，催生政治危机。社会安定与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理解、团结和支持，政府失信与社会失信的叠加效应，使民众的不满与焦虑不断上升，容易滋生无序的和非制度化的社会与政治行为，极可能用非正常的政治渠道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影响社会安定乃至政治稳定。民众可能将越来越多甚至所有社会问题都归罪于政府，为了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可能刻意破坏公共生活，制造公共问题；也可能故意刁难官员，给政府难堪，甚至借助一些很不起眼的问题，发起群体性事件，直接与政府对抗。这些都有可能撼动社会稳定基础，导致社会混乱。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很多是因为政府失信引发民众不满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抗争)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境外舆论不时渲染，中国维护稳定的经费惊人地超出了军费开支。表明由政府失信而引致的“塔西陀陷阱”已经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构成现实威胁。

二、脱离群众是面临“塔西陀陷阱”威胁的根本原因

政府失信抑或“塔西陀陷阱”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党的一些组织(尤其是地方基层组织)、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关键少数”)背离了“群众路线”(此为“道”的层面)，而在具体的政策规划、制定、实施过程中，又缺乏联系实际与实事求是，进一步加深了与人民群众的疏离甚至引发对抗性心理(此为“术”的层面)。

1943年6月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毛泽东同志全面充分地论述了团结和领导人民群众的方法，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着名论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一道，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

然而，多年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在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群众路线，时而不时地偏离背离群众路线，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总是高高在上，党群干群关系往往不是日趋密切，而是由原先的“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甚至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成了“水火关系”。一段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在遇到利益纠纷时，动辄动用警力压服而不是耐心说服群众，分不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把党和政府的基础力量、依靠力量当作对立的力量。十八大报告告诫全党面临“四大危险”，其中最大危险应是脱离群众的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与“消极腐败”都应是“脱离群众”而派生的危险。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⑩]然而，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问题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会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什么时候党群矛盾、干群矛盾解决好了，我们的事业就会有保证，就会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什么时候党群矛盾、干群矛盾解决不好，我们的事业就会走下坡路，就会遭遇挫折。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而伟大的事业，实践中，我们很难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划出清晰边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GDP增长业绩为考核标准，使得广大党员干部投身到“一心一意谋发展”之中，和金钱打交道，和资本交朋友。“社会主义”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但是，日益扩大与深化的市场经济，无时不在，无远弗届，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资本操纵控制逻辑逐渐渗进党的政治生活，由浅入深地融入许多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之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共产党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没有任何自我利益的政治主体，逐渐降格为(他们认为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参与利益博弈的庸俗意义的“统治-执政团体”，由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党褪变为自觉维护集团利益的执政党，更有别有用心的法律界大腕指出，执政党的下一步就是宪政党。

在执政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接受新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新自由主义在高校中已泛滥多年)的人才，被不断充实到党的部队伍中，理性经济人而不是人民的公仆、社会精英而不是无名螺丝钉、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竞争博弈而不是团结互助、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牺牲奉献等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迥异的市场经济观念日益根深蒂固。从这种意识出发，加强党的领导不时地被片面地理解为强化执政集团在社会生活的自身利益，而作为共产党根基的劳动人民(工农联盟所代表的基层群众)，则或被当作执政党强化自身利益过程中的博弈对手，或被视作各种国家帮扶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被管理的对象。如此，完成了公共管理学(集中于中国最好的一批高校所开设的、拷贝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管理的学科)所期待的转变。党群干群由原来的“鱼水关系”，首先在理论上而后在实践中变成了“油水关系”。

三、政务失信是面临“塔西陀陷阱”威胁的重要原因

党群干群关系由原先的“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最终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变成“水火关系”的关键，在于政务失信。因为君临上界(油浮水上)，注重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心中没有人民，就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在具体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然导致政务失信进而导致政府失信。

其一，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在具体的政务活动中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注重做表明文章，华而不实，甚至弄虚作假，假公济私。毛泽东曾经指出“形式主义害死人”。2013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领导讲话假大空”、“为迎接上级视察弄虚作假”、“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华而不实的规章制度”、“走马观花的下访调研”、“抓工作只重表面、不重实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结汇报报喜不报忧”、“内容空洞的文山会海”和“铺张浪费的节庆晚会”等成为公众最反感的十种官场形式主义，[11]其中“假”最让老百姓深恶痛绝。

为满足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标准要求，多年来，诸多公务人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的履历尤其是学历造假成风，而造假过程无不充斥着“权钱交易”“权力污染知识”的过程。身正不怕影子歪，一个不能堂堂正正做人的人，怎么可能有足够的诚信去做官，做清官，做好官，更奢谈做人民的公仆。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统计数据失真现象一直存在，有时还相当严重。常见的统计数据失真有“注水”与“缩水”两种形式。一般来说，倾向“注水”，往往是那些能够体现出政绩的统计数据，如GDP、居民实际收入增幅、产值产量、发展速度、利润、税收、就业率、交通发展程度、物价下降指数、城市绿化率、环境改善指标等等。而倾向“缩水”的，主要集中在那些能够反映出行政问题的统计数据，如失业率、物价上涨指数、安全生产事故及伤亡数、企业亏损额、环境污染程度等等。有些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甚至天才般地搞出了“一种指标多套数据”的办法，即针对某项统计指标人为地设计出多个数据类型和版本，以灵活地应付不同的需要。

习近平同志强调，在形式主义方面，主要是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有的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做好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学了也是为应付场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无心也无力在实践中认真运用。有的习惯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热衷于造声势、出风头，把安排领导出场讲话、组织发新闻、上电视作为头等大事，最后工作却不了了之。有的抓工作不讲实效，不下功夫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形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工作汇报或年终总结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仪式一场接着一场，总结一份接着一份，评奖一个接着一个，最后都是“客里空”。有的下基层调研走马观花，下去就是为了出镜头、露露脸，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群众说是“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有的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通过挖空心思造假来粉饰太平。[12]

其二，官僚主义，唯我独尊。列宁对于官僚主义的危害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官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内部最可憎最可恶的敌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3]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是“泛泛空谈，空话连篇”、“开会迷”“摆委员架子”、“办事拖拉”等等。官僚主义的实质是公务人员严重脱离群众，不以坦诚的态度对待群众，不真心诚意地为群众服务，和群众打交道时高高在上，自觉不自觉地以“老爷”“大人”自居。

习近平同志强调，在官僚主义方面，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有的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关注，不愿深入困难艰苦地区，不愿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不愿同基层和普通群众打交道，怕给自己添麻烦，工作上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得过且过。有的不顾地方实际和群众意愿，喜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最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后遗症。有的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对下吆五喝六、横眉竖目，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不给钱不办事，收了钱乱办事。有的对待上级部署囫囵吞枣、断章取义，执行上级决定照本宣科、等因奉此，或者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以前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顾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有的官气十足、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都要自己说了算，拒绝批评帮助，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14]

其三，行政不公，政务不信。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15]但是，总有一些政府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因循私情，办事不公，不守信用，不履承诺，职责分内的事情不愿办，答应的事情做不到，或者制定的政策措施反复无常，朝令夕改，随意变动。

公务人员理应在行政过程中办事公道、不拘私情，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公务活动中存在着大量行政不公正的现象。一些公务人员对待来政府机构办事的亲朋好友，常常都是“灵活性”，提供“绿色通道”，大开方便之门，而对待一般人员往往总是“原则性”，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些公务人员在行政过程中有严重的地域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文化歧视等。在房屋拆迁、土地征用、企业改制等直接关乎群众切实利益的事情，工作方法冷酷、野蛮、粗暴，甚至滥用警力。

政务活动能否“开诚布公”，直接影响到广大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直接关系到政府与民众和谐关系的建立。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的许多地方存在着政务行为公开扭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政务公开不完全，选择性公开，暗箱操作现象广泛存在着。第二，政务公开不主动，许多时候，迫于上级压力和群众压力而被动被迫公开。第三，政务公开不及时，即不在第一时间公开政务信息，使得许多政务信息“过期”，耽误了群众及时知晓政务信息。第四，政务公开不真实，信息注水乃至造假屡见不鲜。

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一张蓝图抓到底。[16]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关键少数”在行政过程中，不守信用，不兑现原先许下的行政承诺。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务人员习惯“拍脑袋”决策，缺乏科学性和民主性，因此制定的政策往往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经常随意变动，半途而废，这不仅会影响政策的权威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的浪费。一些新官上任后往往是“新朝不认旧账”，“重打锣鼓新开张”，另外搞一套新政策，而不愿意收拾前任的“摊子”，对于前任遗留下的问题不予理会，不闻不问，敷衍塞责，导致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政府失信，党群干群矛盾，集中在社会政策与民生领域，过去的诸多改革如国企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关系民生的改革，给群众的基本印象都是政府甩包袱的改革，最后无不是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的，相关利益集团从中赚得盆满钵溢。国企改革下岗职工，住房改革积蓄掏空，教育改革父母逼疯，医疗改革提前送终。社会舆论很早就把住房、教育、医疗因商品化、产业化、市场化而看成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前一段时期，互联网微信群中热传一幅由四张报纸标题错位在一起拼图：198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2012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凡此种种民生领域改革，以及伴随改革而导致财富向少数群体的快速集聚和严重的社会分化，引发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与高度焦虑。加之，对于市场调节、资本扩张的负面影响，诸多党政官员不加反思调整而全面肯定接受，甚至变本加厉推进市场化改革、助力资本扩张。如此，群众的不满与焦虑便集中到作为相关政策的制订与实施者的党和政府身上。党和政府成为市场调节、资本扩张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背负者，墙倒众人推，恶往一处堆，老百姓也“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7]。

四、防范政府失信，应对“塔西陀陷阱”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学媒界热议的“塔西陀陷阱”是个地道的西方政治学用语，这也是西方话语权强大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要争取和掌控国际话语权，增强“四个自信”，理应不用或少用这些中国普通大众“不明觉厉”的洋词。政府失信、“塔西陀陷阱”的威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革故鼎新，兴利除弊，政府诚信建设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一，掌控充足资源，把“党领导一切”落到实处。

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正是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所反复强调的，党领导一切，提纲挈领，抓住要害。毛泽东主席曾经语重心长地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18]共产党要治国理政，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必须得国境之民而安之，使之“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19]，这需要庞大资源支撑。“党领导一切”的前提是党和政府要近乎掌控国家的一切资源，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没有问题，但是今天，国家的很多优质资源掌握在党外、体制外各类主体手中。经济是基础，金钱是杠杆，行政不公，政务不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掌控的相关优质资源严重不足，杠杆较短，没有足够的钱办事，抑或依照市场法则，只给出钱多的办事。

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从原来的绝对优势、绝对垄断，到如今三分天下不足其一，很多跨国资本、民间资本富可敌国，可以给特定对象(包括政治代理人)以天价酬金，诸多人才(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配置到党领导不到的地方。地下基督教会、伊斯兰教在特定地区、甚至是越来越多的地区拥有更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在网络新媒体领域，党和政府的话语权还处于弱势；在争取民众尤其是争取年轻一代(国家未来)方面，党和政府在物质的、精神的力量上并不总是占据优势，甚至一时一地还处于劣势。党要领导一切，掌控国家全局，维护稳定大局，必须要下决心、下大气力掌握更多资源，应当灵活运用“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曾经证明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以拿下一个又一个失去的阵地。

第二，清理思想源头，铲除新自由主义的温床。

独立自主是继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之后，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第三个组部分。习近平同志强调，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20]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而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很多方面没有坚持或没有很好地坚持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没有很好地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而是在很多方面一直拾西人涕唾，仰西人鼻息，照抄照搬西方社会科学。多年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尤其是其中的经济学、法学与新闻学(新自由主义严重泛滥的“三大沦陷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培养并输送“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源源不绝地进入党政系统，这是偏离群众路线的重要源头，是“四大危险”生成的重要源头。

正是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渲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精英把中国的政治等同于西方政治，都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忘记了我们是人民民主政治；把中国的政府等同于西方政府，都有自己的私利，忘记了“公而忘私”和“为人民服务”；把中国的官员等同于西方官员，都是理性经济人，忘记了是“人民公仆”。问泉哪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工作路线要正本清源，必须铲除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温床，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第三，坚持群众标准，选拔合格干部。

毛泽东同志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提出了真理标准，即符合人民利益。“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21]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切实维护保障人民的利益，我们的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有可能蒸蒸日上。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把合格的干部选用到合适的岗位上，则是一门大学问。1977年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今后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要选用什么人呢？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22]“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用人标准，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群众标准。只有坚持群众标准，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真理，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

“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也是合格共产党人的基本道德素养。“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这就是我们的用人标准为什么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23]

第四，用社会主义原则把群众组织起来。

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能够屡屡侵犯中国，持续压迫中国，而且以少犯多，以小欺大，是因为几亿中国人民一盘散沙，没有被有效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试图用替天行道的传统方式，抑或资产阶级“三民主义”的近代方式，组织发动人民起来革命，或根本没有成功，或只是半途而废。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形式，把全体中国人民凝聚起来、组织起来、发动起来以后，中国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社会需要组织，在有效组织中实现有序管理。社会主义的要义就是依据社会基本规律，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有效组织起来，以公有制与按劳分配来组织经济生活，用建设完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来组织社会生活，用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来组织政治生活。毛泽东同志曾经引用《论语·卫灵公》的话来批评主持农村工作的同志，他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施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他强调，不搞社会主义就不能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除此以外其他各种惠农措施，都是小恩小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难矣哉！[24]

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如火如荼，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小农经济恰似一叶扁舟，难以或无法应对市场经济大潮的潮起潮落，更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只有把分散的农民农户、小规模经营的农业，依照社会主义原则有效地组织起来，“壮大集体经济，建立符合市场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25]，才能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战略。以此类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分散在各行各业的城市居民，也要想方设法用社会主义原则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切身、时刻感受到党的领导、政府的关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如此才能有效抵制和防范基督教地下教会、伊斯兰极端主义等不良思想或危险势力的渗透。

第五，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和尾巴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6]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27]。为人民服务应该是全心全意的，“全心全意”是对“为人民服务”的规范性要求。

邓小平同志提出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价值标准，作为制定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等的最高标准。“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着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28]

一切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贯彻群众路线，要防止官僚主义和尾巴主义两个极端。官僚主义是片面强调党委意志、弱化群众意见的错误思想，群众意见完全屈从于党委意志，实际上则是屈从于党委个别领导的意志，致使党委意志成为个别人牟取私利的工具，而人民群众成为被支配的对象。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29]革命导师列宁提出，要克服官僚主义，就要吸收广大群众参与到国家事务管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同广大人民之间的牢固联系，是消除苏维埃组织内部各种官僚主义痼疾的根本路径。他强调，要吸纳广大全体人民参与到国家治理和政治建设中，健全广大群众自下而上监督政务人员的方式和机制。只有当全体人民都积极参与到国家治理和政治建设的活动中来，官僚主义的毒素才能被彻底清除，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完全胜利。

但是，必须注意到，人心不古，世风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群关系、群众成分日趋复杂，例如所有的访民并非都有委屈、都有冤情，所表达的意见并非总是合情合理。因此，在密切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要防止尾巴主义。尾巴主义是片面强调群众意见、弱化党委意志的错误思想，党委意志完全依从群众的意见，做群众的尾巴，“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30]。实际上则是屈从于群众中的少数意见，被少数群众牵着鼻子走，而大多数群众成为被支配的对象。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认为，群众路线不仅仅是工作方法，而且更加具有“解放”群众的世界观意义，“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31]

官僚主义与尾巴主义虽然处于相对的两个极端，但是它们共同的症结都在于脱离群众，造成领导和群众相互支配的态势，背离了群众路线免于支配的根本要义。毛泽东同志指出，尾巴主义、官僚主义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32]。因此，要认识到并处理好干部与群众互为师生的辩证关系，动员组织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相结合。

第六，国家治理要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国家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手段综合应对。法治德治还有礼治(如今的各类仪式)等都是国家治理的手段，手段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是根据国情、时势变化相机加以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既要依靠法治(低标准硬约束)，也要依靠德治(高标准软约束)，实现法治与德治的功能互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要在法治基础上，更应当加强德治，即道德建设，努力使每一个公民都成为一个诚信守法、有文化、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成为一个奉公守法、乐于奉献、甘于牺牲的先进分子。

现阶段法治与德治的一个共同作用点就是如何有效地治理政府失信，建立诚信政府。重大的尤其是直接关系民生的决策，应当更加民主、科学、公开、透明，防止政府信用的进一步透支。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与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33]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到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明确指出，中央提出的八项规定用意就是要起到“徒木立信”的作用，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力度牢牢抓住不放，不能有反弹，要善做善成。[34]在2013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35]

国家治理要贯彻低耗高效的治理原则，目标应当是不断提升政府信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在国家治理上，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经验，如皇权政治，乡绅自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德礼并举，儒表法里，“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等等，其中有很多方面可以与时俱进地去粗取精、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合理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于国家治理。如何应对网络新媒体的挑战，如何应对各类资本壮大对政权治权的挑战，西方试着用法律手段划清钱权边界、厘清媒体与资本的关系，理应认真研究，合理汲取。但是，不能亦步亦趋，不迷信“法律党”所鼓吹的法治可以包打天下，因为法治综合成本极高而且低效，形式公正背后是实质的普遍不公，道理很简单，耗时耗钱的诉讼有利于富人、有利于资本，“法治美国”就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今天一些中国法学家所鼓吹的“法治中国”，内涵诸多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的西方相像，即以西方法学的那套术语和规范，用来讨论共产党的政法传统和中国的“低法治”，是荒唐可笑的。中国的依法治国一定要依据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独立自主，不能只重程序合法，而不论前提与结果，否则终有一日共产党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证明(因为有一批法学家公开声称“共产党没有注册，所以非法”)。早先时候，一些法学家政治学者鼓噪共产党由“革命党”调整为“执政党”，随后便要求共产党证明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革命党是不需要任何合法性与合理性说明的；不能落入“法无禁止即可为”的陷阱，否则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前功尽弃。不能一法独大，民事纠纷动辄对簿公堂，那既不符合传统中华文化，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和谐社会的治理目标，冷冰冰的法治社会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该来完全取代有温度的人情社会，所以依法治国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而且德治优先，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旋律不能低调，更不能放弃。

注释：

[①]习近平《努力打造“信用浙江”》，《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②]【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中》。

[③]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

[④]《论语·颜渊》。

[⑤]语出马克斯·韦伯，转引自王鸿貌《税收合法性研究》，《当代法学》2004年第4期。

[⑥]【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⑧]《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581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⑩]《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0页。

[11]《媒体盘点：最令人反感的十种形式主义》，人民网-人民论坛，2013年9月23日。

[1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18日）。

[13]《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页。

[14]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18日）。

[1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7年2月13日）。

[1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2013年12月3日）。

[17]《论语·子张》。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19]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20]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2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23]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的讲话(2014年5月4日)。

[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年版，第189页。

[25]参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17年12月29日）。

[2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27]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28]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18日)。

[2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341页。

[3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281页。

[31]《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217页。

[3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095页。

[3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求是》，2012年第22期。

[34]《徙木立信——作风建设要落到实处，取信于民》，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11月25日。

[35]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02)。

【江涌，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18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