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慧艳：警惕互联网经济寡头化 提升对新经济命脉的控制力

早在2006年前后，网上就有媒体将某些互联网企业称为“互联网寡头”，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夸张的提法，并不具有十分严谨的学术意义。但十几年后，这些互联网企业的确是在朝着寡头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了。邓小平曾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互联网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寡头化，严重威胁到国有企业对于新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严重威胁国家基本安全，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我们及时警醒和深刻反思。

01、互联网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寡头化与问题的提出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企业曾经群星闪耀。但近几年情况出现了变化。有关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话题，渐渐地集中在少数十几个、甚至几个企业、几个人的身上，以往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和人物渐渐淡出了话题的中心，有的甚至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互联网经济领域出现了垄断。那么，中国互联网经济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私人资本的垄断?为什么中国没有强大的互联网国企?国有企业应当在互联网经济领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中国应该在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什么?我们该如何破解互联网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寡头化这样的时代难题?这一系列问题等待着我们的思考和回答。

（一）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的新国民经济命脉

国民经济命脉是指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部门、企业和资源，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国家发展的支柱产业、具有时代意义的高新技术产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行业等等。国民经济命脉的范围比较稳定，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各种客观情况的变化，不同行业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也在发生着变化。

互联网经济作为基于先进生产力标志——互联网技术而产生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国民经济命脉。首先，互联网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基础设施，互联网经济也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性部门。互联网诞生以来，人们一直将其视为一种技术性工具。但是，近十年来这种互联网工具论的观点已经越来越不符合客观现实情况了。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兵说：“当互联网成为经济和基础设施的时候，再简单将其看作技术就是非常低的看待了”［2］。如果说本世纪初我们开始进入了这个基础设施的安装期，那么现在十几年过去，这项基础设施已经开始投入使用并发挥出巨大效益了。新的基础设施必然拥有旧的基础设施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在新基础设施之上产生的新经济必然成为新的国民经济命脉。仅从近年电商业发展的成就便可以看出，如今市场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商品生产部门都要依赖互联网经济达到价值实现，互联网零售业已经成为许多国民经济商品生产部门通向市场的咽喉要道，可见互联网经济的重要性。其次，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新体现。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互联网经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开拓了巨大的利益空间、引领着全新的创造方向，投射着立体的文化影响，谁跃上了互联网经济的新高度，谁就将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拔得头筹。因此，互联网经济成为各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内容之一。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3］再次，各种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关系百姓民生的新业态。近几年来，互联网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了百姓民生领域。购物、餐饮、娱乐、金融、就医、出行和各种交易、事务办理等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互联网，互联网新业态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一个接一个兴起，不断刷新着百姓生活的方式与观念。可见，这是一个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时代，互联网可以“+”一切，一切都必须“+”互联网，互联网经济几乎渗入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之中，它不但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命脉，而且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国民经济命脉之一。

（二）互联网经济领域的私人资本寡头化

近年中国互联网经济领域出现明显的私人资本寡头化。一方面，将目前中国一些互联网私人资本称为“互联网寡头”的确有点言过其实。所谓“寡头”，要既能控制国民经济脉，又能控制国家政权，中国的互联网私人资本显然还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个别中国互联网私人资本确实已经寡头化。本文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中国个别互联网私人资本获得垄断地位，并开始积极向金融领域扩展。非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业相结合，是资本从垄断走向寡头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切私人资本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因人的意志为转移。事实上，中国互联网大企业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涉足金融业，但那时互联网金融服务还难以独立发展，只是作为其基本产业的配套需要而存在的。但近几年来，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除了积极开发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大力聚拢民间金融资源，还把目光投向了国有金融企业，不断寻求植入国有大银行的机会。第二，占据垄断地位的一些互联网私人资本在境内外资本力量的推动下不断结盟，行业垄断壁垒逐渐形成并愈益加高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提供的最主要经济资源就是流量、入口和数据。谁掌握了这些资源，谁就掌握了互联网经济。近年来，互联网经济领域创新创业如火如荼,关于互联网经济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但2015年合并浪潮席卷中国互联网经济，很多创新的互联网经济体刚刚崭露头角就被迫与大企业“合并”。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国内成熟的互联网企业越来越少，互联网经济资源越来越集中，消费者在互联网经济中的消费价格不断提升，同行间的竞争也逐渐趋冷，中小创业者如不选择依附于某巨头，便要面临作为其敌人被吃掉的风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只要稍稍关注一下互联网企业背后的资本力量，就会惊讶地发现，很多表面上正在进行激烈争夺的互联网企业，背后的投资人都是同一个基金联盟或者根本就是一家基金公司。这就不难理解，蓬勃创新和激烈竞争中之所以突然出现了合并的浪潮，是为了减少竞争对于资本利益的损害，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合并与联合其实是境内外私人资本力量推动的结果。可见，在中国互联网经济繁荣发展的背后，实际上是境内外私人资本的纵横捭阖。当资本不但能够操控企业，而且已经能越出企业的范围，联合起来控制市场竞争的发展，不用寡头化来解释就真的说不通了。第三，一些互联网企业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委婉而频繁地提出政治诉求。从这些年互联网企业家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来看，一些人通过注资媒体、影响舆论或在物质上支持某些社会思潮的宣传而影响中国改革的走向，实际上是积极参与了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一些人积极参与政府事务、为自己争取政治身份；一些人积极组织社会团体、积聚人脉，通过举办论坛和演讲、资助学者、甚至开办学校等方式宣传自己的价值观等等，这一切已经是表达出比较独立的政治取向。虽然离控制国家政权还很远，但其政治倾向和政治诉求已经基本上表达了出来。综合以上分析，可见现阶段中国互联网经济领域的私人资本正在通过行业垄断控制国民经济命脉，通过合并与联合形成垄断同盟，通过参与意识形态斗争影响国家政治方向，虽然尚未成为“寡头”，但的确正在寡头化。对此，我们必须明确两点认识：一是只要中国还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互联网寡头就不可能最终形成；二是如果我们对此置之不理，互联网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寡头化的步伐也不可能自动停止。

（三）中国互联网经济将向何处去?

中国互联网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寡头化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方面必须承认，中国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是新世纪以来人民智慧和劳动的体现，也印证了中国党和政府为推动互联网经济发展而付出的努力。有人说，中国互联网经济如今的成就主要源自于优秀互联网企业家的贡献。我们不否认互联网企业家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是有贡献的。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如果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有利机遇，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的有利环境，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的大好平台，如果没有广大互联网经济领域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无论多么优秀的企业家也不可能做出今天这样的成绩。目前社会上存在一种神化互联网企业家的风潮，无限抬高互联网企业家的个人创造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无限突出个人奋斗的价值，同时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机遇、对党和国家对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有效工作、对广大劳动者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的辛勤付出闭口不提，这实际上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社会意识，应当及时纠正。另一方面还必须承认，中国互联网经济领域的私人资本能做大到如此程度，和国有企业长期不关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不认识互联网经济的新国民经济命脉地位和不重视提升自身互联网经济控制力不无关系。国有企业不是一般的企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中负有引导、保障和控制的责任，应当时刻关注国民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特别要将新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和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等一切可能影响到国民经济安全的因素都纳入到可控范围之内。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我们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鼓励其发展，但是决不允许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原则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目前中国互联网经济资源主要地掌握在少数几个私人大资本的手中，并且有证据表明，这些资本有很大的比例来自境外，这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安全和互联网经济的持续发展非常不利。中国互联网经济将向何处去? 这是我们发展互联网经济时应当思考的首重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多亿中国人民”［4］，这应当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互联网经济发展划定了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也为国有企业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发展任务。

0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两种所有制间的生产力竞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性质上的不同使其必然产生竞争，竞争的根本内容就是看哪一种所有制更有能力容纳和促进生产力，我们姑且将这种竞争称之为“各所有制间的生产力竞争”（以下简称“生产力竞争”）。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并不直接等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稳定不变

尽管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私有制不可比拟的先进性，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非公有制生产关系都还具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空间，必然产生一个“生产力容纳在哪一种生产关系之下并得到促进”的问题。在这样的特定阶段上，由于容纳和促进生产力能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各种利益群体必然奋力争取，从一个侧面来看，就是在各种所有制之间发生了针对生产力的竞争。如果公有制不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就会在生产力竞争中遭遇失败，从而不但有可能失去主体地位，甚至还有可能被从社会上淘汰出去。有人认为，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在我国确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制度做保障，便可以高枕无忧。这是不对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的应然状况所作的静态描述，是一种原则要求而不是客观现实。现实经济生活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制度规定的应然状况既不可能天然形成，也不可能在形成以后永固不变，需要人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争取和维护；如果在生产力竞争中失利，那么即便是制度规定得再多再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不能凭空实现。

（二）公有制能否一直在生产力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生产力竞争实质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公有制经济在生产力竞争中的成败从根本上关系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力竞争主要发生在国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两种所有制之间。这是因为，一方面公有制经济中的集体经济 “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依附于起主导作用的经济成分的”［5］；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中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基础上的私有制经济也不具有独立、明确的社会发展取向，也不具有在现有状况下选择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可能。因此，现阶段中国的生产力竞争就必然发生在两个具有独立性的经济成分即国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即私人资本（既包括民族的、也包括外资的）之间。其次，国有经济通过市场竞争来保持相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是保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根本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与私人资本竞争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其消灭，而是要在竞争中一直保持绝对的优势。这是因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不但一时还不能消灭，而且还要给予其一定的鼓励和发展，必要时还应提供一些有利的发展条件；但由于其具有独立的、与社会主义方向不一致的制度选择倾向，因此，必须要以强大的国有经济对其进行引导、控制和防范，化解在利用其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同时必然会产生的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风险。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与私人资本在竞争中虽然不放弃制度力量的保障，但还是要以市场竞争为主。这是因为，一方面，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具有最终决定性作用，而制度则是对某一状态的人为固定，具有人为保障性作用。相比之下，生产力是更为基础的因素。生产力竞争，最根本的还是要看两种所有制谁容纳和促进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制度是静态的，生产力是动态的，对于两种所有制来说，制度保障只能保证度过一时的困难，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支撑长久的优势。这种容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力，必须要在真实的市场竞争中才能体现出来。因此，竞争中的国有经济虽有制度保障，却不能指望制度保障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要通过市场主体、依据市场法则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展开真实的市场竞争，而且，只有在这样的市场竞争中一直保持优势地位，才能真正保障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三）国有经济在新国民经济命脉行业领域里必须具备高度敏感的竞争意识

如前所述，在目前的生产力竞争中，国有经济并不是以所有非公有制经济而只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为对手。这就要求，国有经济应当特别关注这个主要竞争对手的发展动态，关注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的优劣对比、力量消长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国有经济也不是要与私人资本展开全面的竞争，而是要把竞争精力主要地放在关系国计民生重大利益和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领域之中。在国有经济与私人资本竞争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国有经济相比私人资本具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根本不用考虑竞争的问题，只要考虑给私人资本释放多少发展空间即可；甚至有人认为，国有经济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不均，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应当削弱国有经济以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这种认识既幼稚又危险。因为这种认识片面强调国有经济的强大，非常容易造成国有经济在生产力竞争中敏感意识弱化，带来主观上的竞争风险。事实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的社会，在经济领域，最为主要的矛盾就是两种所有制间的矛盾。表面上看，国有经济的地位要远高于私人资本，但事实上，二者地位的高低是在竞争中实现的。我国自社会主义改造至今，一直保持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固然有制度上的因素，但最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国有经济在现实中更加有效地容纳和促进了生产力。一旦国有经济在容纳和促进生产力方面有所松懈，那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势必成为一句空话。

那么，在生产力竞争中，国有经济究竟应当在哪些方面提高敏感意识以化解竞争风险呢？本文认为，一方面，国有经济应当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发展动态保持高度敏感。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都伴随一些新技术引起的新经济、新行业和新领域的兴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国有经济应当严密关注每一次新技术进步的动态，掌握其产生、发展、特别是经济转化的过程和结果，了解因科技进步而催生的新兴行业领域及其发展动态，预测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和空间，制定领导新兴行业领域并促其发展的可行规划，从而始终保证自己能将先进生产力集中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应当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问题保持高度敏感。新兴行业领域总是带来巨大机遇，但也同时会带来巨大的风险。防范和化解新兴行业领域可能带来的风险，是国有经济进行生产力竞争的又一主要内容。随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开启，我们这个时代的安全问题也变得空前复杂起来。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指出：“当今世界，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必须认真应对。”［7］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是经济领域的人民军队，当然要对新兴行业领域所能带来的安全问题保持高度敏，并为化解经济安全风险时刻做好充分准备。

可见，中国经济发展能不能一直保持正确方向，从根本上要看国有经济能否在生产力竞争中一直保持绝对优势；而国有经济能否保一直保持绝对优势，在客观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更重要地取决于自己是否具有高度敏感的竞争意识、高度负责的竞争态度和高度领先的竞争能力。这些主观条件不可能天然形成或被谁人赋予，只能靠自己去努力锻造。同时，还必须清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激烈的生产力竞争中，只要国有经济稍稍落后，必然是竞争对手的高歌猛进；而竞争对手的高歌猛进，必然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威胁。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03、国有企业在生产力竞争中的特殊角色与时代责任

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掌握着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社会安全的重要经济资源，包括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传统的与现代的、企业性的与事业性的各种类型的经济成分，其中以市场竞争主体形式存在的各国有企业是最活跃、也是最重要的力量。由于生产力竞争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来进行，那么国有企业必然成为国有经济的竞争代表。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国有企业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国有企业从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则方面看，与其他市场竞争主体没有不同，是平等竞争的关系；但从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看，又与其他市场竞争主体完全不同，扮演着无可替代的特殊角色和承担着至关重要的时代责任。

（一）国有企业是非一般的市场竞争主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是非一般的市场竞争主体，其非一般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决定力量，其在竞争中的成败，关系到社会性质的变化。一般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只关系到自身的存亡，不会影响整个社会性质的变化。但是国有企业不同。没有国有企业的国有经济名存实亡，没有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必定是空中楼阁。壮大国有企业的实力，是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对于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来说，消灭国有企业也是将社会主义连根拔起的最可靠途径。因此，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将各行业领域特别是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发展壮大，使之在生产力竞争中始终保持绝对优势。第二，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安全保障，其在竞争中的成败，关系到国家基本安全。一般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不会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基本安全。但国有企业不同。国有企业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身处资本主义因素的重重包围，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国家安全问题始终是最首要应考虑的问题。国民经济命脉的动态性和系统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安全的动态性和系统性，因此，一时之安全不等于永久之安全，一处之安全不等于全局之安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长久的、全局性的安全从根本上在于国有企业是否能够一直牢牢地掌握国民经济命脉。一旦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权沦入他人之手，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安全必然坍塌。第三，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守护者，其在竞争中的成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般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只关注眼前利益和个体利益，但国有企业不同。国有企业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掌握生产资料，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守护者。虽然要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国有企业必然也要像其他市场主体一样争取眼前利益和个体利益，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还必须兼顾广大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的、长远的和整体的利益。当眼前利益或个体利益与根本的、长远的和整体的利益相冲突时，国有企业必须以维护后者为主。

（二）国有企业具有非一般的时代责任

对于一般的市场主体来说，遵守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在正常的市场经营中获利，是其最大的责任。国有企业则不同。我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8］如果说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领域中的人民军队，那么国有企业就是这支人民军队当中的精锐作战部队。地位决定责任。国有企业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其负有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的重要而特殊的时代责任。国有企业时代责任的非一般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有企业有代表公有制经济一直控制先进生产力的根本责任。

一方面是国有企业有责任控制先进生产力。掌握生产力和控制生产力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任何社会生产力的掌握者都是劳动者，以先进生产方式进行劳动的劳动者必然直接掌握着先进生产力，但某一社会发展阶段先进生产力的控制权却并不一定一直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在阶级社会里，先进生产力的控制权始终都是由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来掌握的。占有生产资料的先进阶级凭借自己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实现了对生产过程和产品分配的控制，进而实现了对先进生产力的控制。控制先进生产力是是先进阶级获取统治地位的根本条件。历史上，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登上时代制高点的统治阶级，无一不是因为控制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获得统治地位并巩固下来，根本原因也是因为控制了先进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掌握生产力和控制生产力从根本上是具有利益一致性的，但又绝不等同，即劳动人民掌握先进生产力并不自然等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控制先进生产力。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落后、并处在大量资本主义因素的包围中，先进生产力的控制权必须要努力争取才能实现。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集中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的国有企业身上。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人民进行生产力竞争的主体，是争夺先进生产力控制权的主力军，有责任在市场竞争中主动争取先进生产力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是国有企业有责任一直控制先进生产力。生产力是具有持续性特征的客观决定力量，在动态中发展。控制先进生产力的前提是能够促进其发展。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每一个前社会主义时代的统治阶级，都因为受到剥削阶级利益的局限，只能一时而不能一直控制先进生产力。从本质上看，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完全做到一直控制先进生产力。但是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发生条件所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直控制先进生产力，并不是一件天然的事，甚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通过国有企业进行一次又一次真实的、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市场竞争才能实现。为此，国有企业必然有责任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始终关注生产力发展的最新动态，始终保证在生产力竞争中的绝对优势。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一定是十分不容易的。互联网经济是新国民经济命脉，是当今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体现，国有企业应该积极抢占其技术、管理、资源等各个方面的制高点，发挥行业主导作用，以促进进而控制先进生产力。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要有决心、恒心、重心，树立顽强抗美拼搏、刻苦攻关的志气，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基础技术、通用技术、非对称技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核心技术研发，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9］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这是国企业必须快速解决、但又确实充满严峻挑战的事。国有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其次，国有企业有代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责任。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便可大大促进国家发展，但如果国民经济命脉脱离了国有企业的掌握，便成为时刻可能毁灭国家的威胁。国有企业必须牢牢地将国民经济命脉抓在自己的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国民经济命脉具有动态性和系统性，国有企业不能用静止、孤立的眼光而必须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国民经济命脉。一方面是动态性。国民经济命脉是处在变化发展之中的。传统国民经济命脉有可能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降低重要性，而新兴行业领域也可能从无足轻重的状态发展到跻身国民经济命脉的行列，例如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从小到大，由弱至强，仅在短短二十年时间就从萌芽状态发展成如今有十足控制力的一条国民经济命脉。习近平指出：“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对于一国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如何治理互联网，用好互联网是各国都关注、研究、投入的大问题。没有人能置身事外。”［10］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时刻关注各行业领域的变化，特别是要重视以高度的前瞻性判断新兴行业领域成长为国民经济命脉的可能性，并做出科学的应对。如果等到某新兴行业领域已经显示出强大控制力的时候再去驾驭之，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实事求是地说，目前中国互联网经济的现实，正在给国有企业提出这样的难题。另一方面是系统性。国民经济是个有机整体，国民经济命脉是这个有机整体内的核心系统。国有企业掌握国民经济命脉，不能把一个个行业领域分割开来单独掌握而不注意其间的联系，要在国民经济的系统运转中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并重视发挥每个部分在系统中的作用。互联网经济是国民经济中十分典型的系统元素，它可以通过+一切而使整个时代产生革命性的变革。但长期以来，由于互联网工具论的机械思维方式影响，很多国有企业没有。认识互联网经济特殊的系统性作用，没有积极主动地融入互联网经济，这种认识上的落后状况最终必然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造成隐患。

最后，国有企业有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利益的道义责任。

近几年，舆论中有一股要求“国退民进”声音，理由是国有企业“与民争利”。这些声音不断扩大使一些人在是否继续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这个问题上有所犹豫了。其实，这种论调把国有企业与人民对立起来，是极为错误的。社会主义市场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每一市场主体都努力从中获利。当所有市场主体都按照“出资者受益”的私益性市场法则争取利益的时候，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的、长远的、整体的公益该由谁来争取和维护呢?答案只有一个：国有企业。因此事实与上述论调正好相反，在市场中征战的国有企业并不是什么“与民争利”者，而是人民群众利益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其利益的扩大本身就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说得更明确些，国有企业不但没有“与民争利”，而且正实实在在地 “为民争利”。

作为“为民争利” 者，国有企业当然负有在市场中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利益的道义责任。一方面，国有企业有守土维利之责，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既有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还有开疆拓利之责，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形势和要求，不断进军和开拓新的利益空间，为国家和人民争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就目前形势来看，国有企业在守土维利方面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在开疆拓利方面有所欠缺，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的开拓姗姗来迟。互联网经济领域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稍有怠慢便会错失良机。多年来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的开拓意识不强，开拓举措不力，实际上错过了巨大的利益机遇。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人民群众利益增加缓慢的同时，是私人资本对互联网经济等新兴行业利益的迅速攫取。二十多年来中国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并没有造就一个有绝对影响力的国有互联网企业，却形成了一批私人资本控制下的互联网巨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教训。

就国有企业的特殊角色和时代责任来看，正视自身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尽快解决，是当务之急。对于国有企业的要求，必须实事求是地制定。宏观上，必须使国有企业明确自身角色，对其提出生产力竞争的严格要求，即在生产力竞争中，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但是在微观上，又必须联系当前的行业形势和企业自身发展的实际状况，对其难以避免的探索性的失误采取宽容态度；同时，要尽快形成良好的体制机制，促进使国有企业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中后来居上，且具有持久动力。这里所说的国有企业，不是个体意义的而是整体意义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向互联网经济领域进军的过程中，既可以通过既有企业的扩展来实现开疆拓利的目的，又可以不断创新、组合形成新企业，以更多适应新时代的新方式实现发展、争取超越。

04、新时期提升互联网经济控制力是国有企业既重要而又紧迫的时代任务

自2015年互联网企业合并与联合的浪潮到2017年的互联网企业与国有大企业的牵手，三年多来，中国互联网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寡头化的趋势愈加明显。面对这一趋势，国有企业必须认识到新时期提升互联网经济控制力这一时代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国有企业要尽快打破与互联网经济的不兼容状态

互联网经济发展二十多年来，国有企业与其关系一直处于一种不兼容的状态。这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国有资本来源于国家，实质上所有权属于人民，投资行为必须高度负责，大多选择风险比较小、发展比较成熟、前景比较确定的项目；而互联网企业在初期发展阶段一般竞争淘汰率较高，大多数企业发展前景不确定，整个行业的投资失败率高，同时，就世界范围来看，目前互联网行业基本上遵循一个较为成熟的“烧钱式”企业发展模式，即一个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其成长必须经历一个通过融资取得大量资本、在只投资不计较回报即“烧钱”的过程中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有机会进入盈利状态。面对这样的高风险行业，国有资本一般不会轻易投资。就这一点来看，国有企业与互联网经济似乎是没有办法兼容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究其根本，这种不兼容的问题主要是由互联网企业的成长风险造成的，而这种成长风险主要就是“烧钱”带来的模式风险。能不能打破互联网企业的这种“烧钱”式成长模式，是国有企业能不能与互联网经济兼容的关键。实际上，“烧钱”模式本身也是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限制性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主导下的互联网企业发展模式具有局限性的表现，由“烧钱”模式带来的互联网企业低级重复、浪费资源、恶性竞争等问题层出不穷。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问题，正是国有企业进军互联网经济的有利机会。尽快打破“烧钱”模式、建立新的、更加健康的互联网企业成长模式，是国有企业兼容互联网经济、也是拯救互联网经济的关键。为此，国有企业应在以下两个方向上做出努力：一是整合资源建立优质孵化平台，面向未来培育新型互联网国企。互联网经济靠知识驱动，不断创新是互联网企业成长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持久动力。国有企业应在社会主义国家既有的科研资源基础上，充分整合各方科研力量，建立优质孵化平台。面向未来竞争首先需要育种选苗，创办新型的、有竞争力的互联网企业，打造全新的、健康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商业模式。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进行创业探索。”［11］这里要“支持和鼓励”的对象自然也包括国有企业；二是利用国有企业强大的行业资源优势，不断开发新的互联网经济产品和服务，挖掘潜在市场空间。互联网行业不可能单独创造价值，必须与其他行业结合才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现有的互联网经济虽然已经实现了巨大的变革，但相对于国民经济整体来说，还只是沧海之一粟。我国的国民经济命脉和优势行业集中地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强大的行业优势，主导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高潮。

（二）国有企业要尽快占据互联网经济资源的制高点

经济资源是经济活动主体进行经济活动所需条件的总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充分掌握经济资源是经济活动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如果一个经济主体对某一种或某几种经济资源实现了垄断性掌握，不但能充分保障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安全和优势，还可以使竞争对手因面临资源危机而失败。因此，市场经济中各竞争主体都会极力争取尽多掌控各种经济资源。数据、流量和用户是互联网行业的最主要、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资源，是互联网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从促进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经济资源在社会中应当是越分散、越易得，便越有利于互联网经济的创新发展，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网络的本质在于互联，信息的价值在于互通。”［12］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互联网经济资源主要垄断在极个别互联网巨型企业的手中。由于互联网行业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的特殊性，即先入为主的企业一定会掌握绝大多数的相关资源，使其他新创企业无法与之展开竞争。面对这种垄断，不但中小创业者无法超越，就连有一定规模支持的国有企业想要超越也有困难。这种情况既不利于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安全。

近几年来特别是今年6月以来，几大网企与在各条战线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大企业如中国石化、中国联通、中国铁路和国有大银行等展开合作，相互持股，打出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创新合作”、“优势互补”等口号，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强强联合。但实际上，就互联网经济资源掌握的情况来看，若干外行国企与网企的合作根本称不上是真正平等意义上的优势互补，也不可能真正分享到网企的核心经济资源，倒是为网企注入了资金、拓展了经营领域，增强了它们继续垄断的实力。如果说这也算是一种国有企业向互联网经济进军的话，那真无异于是饮鸠止渴、自毁长城。

国有企业究竟要怎样才能在互联网经济领域中后来居上，逐渐占据互联网经济资源的至高点，这是将来建立和发展国有互联网企业必须尽快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国有企业要尽快准备进行新的伟大斗争

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3］在这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生产力竞争应是其中最具根本性意义的一个方面。社会利益的多元性与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又决定了生产力竞争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斗争，而必然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斗争来配合。在这许多其他方面的斗争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国有企业是经济领域的人民军队，其是否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经济人民军队的本质，根本上说是个意识形态问题。不管我们是否能认识到，这个问题都客观存在。当然，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如果能在意识形态上促使国有企业脱离人民，将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的成本。在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这个问题，牢牢抓好国有企业的意识形态工作，让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切举措，都不脱离党的领导，不违背党的意识形态原则要求。目前，在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中，出现了一种只关注企业市场化问题、而不关注企业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倾向，这是极为危险的。当然，国有企业市场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是，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本质，要不断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价值要求来检验和判断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新举措。社会主义性质和市场化之于国有企业来说，就像是一个人的姓和名。社会主义性质是国有企业的姓，而市场化则是国有企业的名。无论名怎么取，姓都是固定不变的。错误的选择千万种，正确的方向只一个。国有企业改革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进行的，所遇情况十分复杂，经常会出现误入歧途的可能，这唯一正确的路径怎样找到？就是要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

在今年进行的这一轮国有企业混改的过程中，一些企业不但大量引入了私人资本，与私人资本甚至是境外资本控制下的网企“相互持股”，甚至还提出了诸如（与私人资本合作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共享国有企业改革红利”的说法。的确，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大量民间资本，增强国有企业的实力，这是应该的。但所有一切改革举措都必须以控制力的安全存在和持续扩大为前提，而将具有垄断实力的、且正在寡头化的私人资本引入国企，这不但在事实上推进了“去国有化”进程，而且大有将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权分与他人的可能。轻视自己的“姓氏”，这应是当前国企改革中最为危险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形成，有市场经济大环境造成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仍是主观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把党的意识形态灌输到国有企业改革和管理的方方面面，在所有涉及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员中重视和强调意识形态问题，特别要重视和强调国有企业的性质、作用、改革方向和改革得失的是非标准等问题。对于那些只埋头于业务工作而不关心意识形态问题的国企工作人员要提出批评、责令改正，必要时予以撤换。

可见，国有企业要进军互联网经济、提升互联网经济的控制力，除了要在有形竞争领域进行一系列经济的、技术的提高，还必须在无形竞争领域进行一次全面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整肃。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互联网虽然是无形的，但运用互联网的人们都要是有形的”［14］。

总之，目前中国互联网经济领域的斗争十分复杂，一方面互联网经济已成新国民经济命脉，另一方面互联网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做大并呈现出寡头化的倾向，而国有企业则相对后进。为此，国有企业必须依靠既有优势，不断提升互联网经济控制力，争取后来居上，努力在市场竞争中打破私人资本的垄断，夺回新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权，以保证国家基本安全和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时代赋予国有企业的重要责任，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耽搁。

亡羊补牢犹未晚，此时不争待何时?！

注释：

[1]《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2]高红冰：《互联网不只是技术，它已成为一种基础设施》，北京：新华网，2016年5月22日

http://sike.news.cn/statics/sike/posts/2016/05/219497895.html

[3]《习近平致首届互联网大会贺词》，北京：中国政府网，2014年11月19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4-11/19/content_2780747.htm

[4]《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全文）》，北京：新华网，2015年12月1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6/c_1117481089.htm

[5]周新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6]《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7]习近平，《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北京：《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第03版。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日报》，2004年3月16日，第02版。

[9]习近平：《在践行新发展上先行一步，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4月19日，第01版。

[10]《习近平九论互联网》，北京：新华网， 2015年10月1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2/c_128308194.htm

[11]《习近平：要用好互联网带来的重大机遇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北京：新华网，2015年12月16日

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512/16/t20151216_7610129.shtml

[12]《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全文）》，北京：新华网，2015年12月1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6/c_1117481089.htm

[1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版，第44页。

[14]《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全文）》，北京：新华网，2015年12月1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6/c_1117481089.htm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下），邓力群编，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印（未公开出版）。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承制（内部发行）。

【侯慧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博士，盐城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海派经济学》2017年第4期，原题为《提升互联网经济控制力是国有企业的时代责任》，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