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

【原编者按】美国将于今（2018）年11月举行国会及州长选举。这场期中选举被认为是2020年总统选举的前哨战。此次选举令人瞩目的一点，即是多位代表民主党出征的候选人，表明自己“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立场，包括在民主党初选击败未来众议院议长人选的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可能成为美国首位穆斯林女性议员的特莱布（Rashida Tlaib），甚至出演昔日热门影集《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角逐纽约州长民主党初选的辛西亚‧尼克森（Cynthia Nixon）也宣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上述候选人都获得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DSA）的背书。《纽约时报》专栏标题〈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概括了自由派对于将与社会主义者联手的不安与疑问。

“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者是否要与自由派合作？本文首先藉伯尼‧桑德斯的回答：“就是小罗斯福新政在做的事”，指出民主社会主义与新政的历史渊源，接着提出左翼对于新政政策本质的批判。作者也回顾193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对于是否加入新政的辩论，并就当前社会主义者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投入选举的现象，提出个人看法。

原文标题"Socialism and the Liberal Imagination"，刊载于美国政治季刊《Dissent》。

当代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指的是什么？2015年11月，爱荷华党团会议（Iowa caucuses）[1]即将举行，桑德斯（Bernie Sanders）终于在乔治城大学一次广为宣传的演讲中正面回应这个问题。桑德斯告诉听众，民主社会主义，正是小罗斯福新政所做的事。小罗斯福未完成的《第二权利法案》（Second Bill of Rights）[2]，即“经济民权法案”，桑德斯评论道，“正是我今日的理想。”

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中）与亚力山卓・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右）。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是美国最大社会主义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她在今（2018）年纽约州第14国会选区的民主党初选出线，成为民主党该区的议员候选人。（图片来源：VICE）

如今两年半过去，亚力山卓・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藉着对美国自由派学生而言再明白不过的政见，跃上全国政治的舞台：人人都能享有医疗保险、工作保障、住房计划，一套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Glass-Steagall Act），还有更加环保的⋯⋯新政。显然，民主社会主义不那么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3]，反倒像是更成功的杜鲁门（Harry Truman）[4]。

打着社会主义大旗搞自由派改良，这种举动刺激了某些写手，他们指出新政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并指控桑德斯、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以及其他民主社会主义参选人，将截然不同的理论混为一谈、鱼目混珠。这些批判都是根据一系列例证确凿的历史事实。“新政”客——从小罗斯福本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根本使命是拯救资本主义。对于许多社会主义者而言，小罗斯福是他们运动的强大敌手，是一位以吹笛者的改良之歌诱惑工人阶级的国家资本家。（在罗斯福政府工作的社会主义者，明白自己处境的可笑讽刺：“我们社会主义者正试着抢救资本主义，”新政律师杰洛姆・法兰克（Jerome Frank）对经济学家斯图尔特・蔡司（Stuart Chase）说，“但该死的资本家却不让我们这么做。”）毫无疑问地，将新政形容为“社会主义”，源于保守派致力取消自由主义改革的正当性——许多评论家已指出，保守派透过荒唐的手段扭曲社会主义一词的意涵，甚至是攻击更温和的自由主义政策，例如《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反而洗刷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语境中的污名。

新政本身包含反资本主义的要素，但这些改革都是打擦边球，并未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造成威胁。一如历史学者大卫・甘乃迪（David Kennedy）指出，摆脱大萧条时期的富裕国家中，美国因为不存在大型的新国有企业而独树一格。新政甚至没有促成类似战后英国温和的集体主义。夸张点说，新政的长期遗产除了金融监管、劳工与福利国家改革外，还包含了在南方和西部着重实施的积极发展主义。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看到的景貌也不同——在思考我们当前的政治处境时可能更有帮助。新政绝非“社会主义”。但如果就此打住，就会错过当时孕育新政的知识圈里，社会主义者扮演的角色。不要只看社会主义是什么，而是要看社会主义者做了什么，我们将明白新政那些进步的成就，确实与改良社会主义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历史学者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在他开创性的着作《横渡大西洋》（Atlantic Crossings）中提到，新政是在半世纪以来、大西洋双边国家就“社会问题”辩论的背景下形成的——经济现代化让个人、家庭与社区无可避免地相互依存。在一个无法假设人人都能掌握自身命运的世界中，个人的责任与对于他人的义务是什么？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成本，并且驯服一个乌烟瘴气、血汗劳工、景气循环、居住空间过度拥挤，传染病肆虐的世界？

这些辩论的参与者包括鲜明的反社会主义改革者，如普鲁士总理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所设计的社会保险制度是罗斯福社会安全计划的遥远前身；他窃取社会主义者的点子，藉此先声夺人。其他还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它们提出自己的计划，例如公有模范住宅。许多改革者介于两者之间。例如睦邻之家（settlement house）的创始人珍・亚当斯（Jane Addams）[5]，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却曾对一位新闻记者说道：“我想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个声明暗示这些讨论的内容、问题的本质、手边的方案，比起贴在它们身上的政治标签更加重要。

1904年，美国社会主义党尤金・德布斯竞选总统海报。（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因为社会主义者对工业城市中形成中的商品化社会已有完整的批判，他们的“直接诉求”本身就成为一种政策。看看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在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提出的政见，根本就是后来新政的蓝图：减少工时与提高工资、废除童工、全国高龄与失业保险方案、更多的城市公园与游乐场、公共住宅、免费的产科诊所和医院、公共剧院，文化建设与阅览室。倘若进步的社会改革有时带有资产阶级家父长制的要素，但结果却是去商品化，如此一来，劳动人民不但可以享有更多的保险、更好的工作条件，更可以享受日常生活与休闲的乐趣。当政府可以提供“滨海度假胜地与夏季郊游”时，纽约成衣工人的孩子何须勇敢地面对肮脏的东河（East River）呢？

许多未来的“新政”客直接主张改革社会主义的思想。年轻的社会工作者哈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加入社会主义党，并在1917年纽约市长选举中投票支持希尔普特（Morris Hillquit）[6]。1920年代，小罗斯福准备重返政坛，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他却与第一夫人爱莲娜（Eleanor Roosevelt）的好友、社会主义成衣工人工会的领袖罗莎・施奈德曼（Rose Schneiderman）和莫得・斯瓦茨（Maud Swartz）进行“数小时的深入交谈”。正如历史学者奥列克（Annelise Orleck）的描述，小罗斯福偶尔会载两位女士从纽约市区前往海德公园，听她们说着“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工会运动的理论与历史⋯⋯在工会组成以前，印刷产业的工厂血汗情形与结核病罹患率。”劳工部长法兰西斯・帕金斯（Frances Perkins）后来将小罗斯福对于劳工议题的理解归功于这些谈话。

历经本世纪头30年政治正典、私人利益与法院的重重箝制，由社会主义党协助组装起来的政见工具箱，在193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后，突然间被用力撬开了。劳工律师路易斯・沃尔德曼（Louis Waldman）——同时也是因苏联革命造成的美国红色恐慌（Red Scare）期间，被逐出纽约州议会的五名社会主义党成员之一——回忆起将当时仍是总统候选人的小罗斯福介绍给诺曼・汤马斯（Norman Thomas）的场景，后者曾以社会主义党总统参选人的身份，与小罗斯福角逐1932年的总统选举。沃尔德曼写道，小罗斯福“看起来像是吞了金丝雀的猫⋯⋯事实上，在和汤马斯握手时，他轻笑着说：『哎呀，我拿走了你百分之九十九的计划，是吧？』”（汤马斯回答说：“但你把这些计划做得很差。”）

六度代表美国社会主义党竞选总统的诺曼・汤马斯。（图片来源：Indiana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archives/First Run features）

这是一个动听的故事，虽然真实性令人存疑——真实的历史更平凡些，但对当代的左派更具启发性。罗斯福和“新政”客们不只是窃取社会主义党的政见。罗杰斯解释，胡佛政府纾困主要金融机构、企图遏止经济衰退的方法失败后，为制度性解决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政策开辟更多空间；这些问题再也无法被当成只是市场自我修正或是私人慈善企业出了差错。罗杰斯写道，“从一个世代的进步政治政党搜集而来的倡议与思想”，让1910年代社会主义党的“直接诉求”，成为1930年代的新政实验。

1936年，当小罗斯福竞选连任时，小罗斯福昔日政治恩人、前纽约州州长艾尔・史密斯（Al Smith），成为他的竞选对手，并且指控他实行社会主义党大部分的政见。但正牌的社会主义党人拒绝日益壮大的保守势力将新政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第三度竞选总统、社会主义党领袖汤马斯在广播节目中强调这点。汤马斯曾发表着名的言论，他说，如果小罗斯福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他也是用担架把它抬出来的”。[7]

但汤马斯不是唯一一位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社会主义党人。作为意第绪语社会主义日报《先锋》（The Forward）的创始人与长期编辑，亚伯拉罕・卡汉（Abraham Cahan）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1932年，《先锋》曾经支持汤马斯竞选总统。但到了1933年，卡汉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他认为罗斯福“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党人，如果任何人都有权成为我们党的成员，那他又何尝不能。”1936年，《前锋》摒弃了汤马斯，卡汉加入成衣工会、WEVD广播电台[8]，以及纽约其他社会主义保守派团体共同成立美国工党（American Labor Party），成为新政联盟中的社会民主侧翼。卡汉是众多转向的知识份子的其中一员。有更多选民倒戈。“不再拘泥于社会主义，”评论家艾尔文・豪（Irving Howe）写道，“他们似乎觉得认为自己正在保护社会主义最初的道德理念。”

1930年代许多铁杆的社会主义党党人不仅视卡汉这样的人物为叛徒，更认为他已丧失政治热情：“他们的心智仍在运作”，豪后来写道，“但他们的想像力已经枯竭。”然而，若要理解为什么像卡汉这样的人，相信小罗斯福“应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人，就必须理解社会主义如何对美国施政造成影响。新政从未实施汤马斯的政见。即使是那些最符合社会主义的计划，其折衷的程度，也是战后英国与斯堪地那维亚的福利国家无法比拟的。更糟糕的是，新政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性别偏见，以及各种不堪的排除与边缘化。1930年代的左翼勇敢对抗这些问题，但是总的来说仍是徒劳无功。（罗斯福对民权的主要贡献，是他在1942年创立了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ttee），这主要得归功于社会主义工人领袖飞利浦・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的努力。）

然而，新政直白地承认社会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并肯定良好的社会端赖互助、互惠与社群。纵然这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者的理想，但至少他们理解到市场社会的问题何在。新政里头较具想像力的计划，确实该归功于美国社会主义者策划和倡导的社会政治愿景。1930年代中期，左翼以直接行动与劳工组织的形式再度崛起，并为小罗斯福和民主党打下基础，实施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和《华格纳法案》（Wagner Act）[9]等计划。

今日正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正如在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一样，“全民健保”（Medicare for All）并非社会主义者独有的政策思想。但他们正处在声势看涨的阶段，因为他们对于当今市场社会制度性的批判，使他们能够制定明确易懂的政策；特别是对年轻人而言，他们以直接有力的方式讲述当代的美式生活经验：工资停滞、不安全感、剥削、不稳定、失控的不平等、负债累累、住房和医疗等必需品的成本飙高。

今日的自由派可能会感到不耐烦，因为他们的历史遗产被挪用来服务社会主义的计划。他们会担心自由主义改革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后果也是合理的事。某些人可能会发现他们正处在史密斯当年的窘境之中——随着新势力的渗入，自己与党核心的距离越来越疏远。然而，新政的例子提醒了我们：自由主义可以从不同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学派中汲取价值，这些学派对于美式资本主义以及相关的政治实践提出更批判的见解。结果可能是充满冲突的自由派-左翼联盟，不过这个联盟将有更大的能力，思考社会问题与解决方案。如果这还不够说服自由派，他们至少可以因为下列事实感到安心：小罗斯福的新政改革，为民主党赢得了很多选票。

[1] 【译注】美国州内的政党领导人召开的基层会议，藉此选出支持的候选人。

[2] 【译注】美国总统小罗斯福于1944年国情咨文提出一系列权利，包括：就业、足够收入、居住、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等。他认为美国宪法与《权利法案》已保障人民政治权利，“但是个人自由不能没有经济保障与独立”，因此提出强调“经济权利”的《第二权利法案》。

[3] 【译注】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简称IWA）与世界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简称IWW）的创建者之一。曾于1900年代表社会主义党竞选美国总统。

[4] 【译注】美国第33任总统。

[5] 【译注】1889年，珍・亚当斯在芝加哥移民社区创立赫尔馆（Hull House），这是一间由志工经营、为欧洲移民，特别是妇女与孩童，提供教育与娱乐的社区服务中心。

[6] 【译注】美国社会主义党创办人，1917年以反战政见投入纽约市长选战。

[7] 【译注】讽刺新政实施的社会主义政策残缺不齐。

[8] 【译注】美国社会主义党于1927年成立的电台。

[9] 【译注】正式名称是《全国劳工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主要内容是订定劳工组织或加入工会，以及与雇主集体协商的权利。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苦劳网”。译者：张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