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权外交”的本质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

冷战结束以来,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主权国家面临的主要外部安全威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行人权外交,以此为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并以雄厚的财力、先进科技、强大的舆论和压倒性的武力为后盾对不屈从其霸权的发展中国家展开疯狂攻势,企图左右这些国家的政局、控制资源和战略要地。其本质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西方国家的干涉和侵略径严重侵犯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当事国人民的人权,制造了一起又一起人道主义灾难,成为地区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但西方国家对此毫无愧疚,相反却振振有词,一副强权有理的架式。西方国家的战略家处心积虑炮制各种理论,一方面,为曾经的侵略行为辩护;另一方面,为今后可能的干涉行径创造理论依据,以证明其正当性。对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保持警惕,认清西方人权理论的侵略本质,义正词严地予以反对和回击,扞卫自身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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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权外交”的本质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书中,曾不止一次提到“人权”议题,他是这样表述的:

【当然,无论谁当总统,对人权的关切仍然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反映了美国人的为人准则……。聪明的亚洲领导人会认真对待美国的价值观,避免损害与美国的关系。亚洲的安全乃至世界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美国的关系。
与亚洲国家进行……对话,必须包括人权问题。即便是“最实际”的美国政府,也必需促进这一目标,(这样做)不是把人权作为骚扰对方的手段,而是因为人权反映了美国人深深信仰的价值观和需要。忽视这一现实的美国政府是无法得到美国公众支持的。当美国总统申明美国对人权问题的关切时,他代表了美国人民。任何一个明了自身利益的亚洲国家都不应该轻视人权问题。】

以上论述清晰地表明了美国以下观点和态度:

一、对人权的关切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个坚定且永恒的主题,它不会随领导人的更替而有所变化和动摇,而是一如既往、一以贯之地既定政策;

二、关心和维护人权是美国人基本的为人准则和崇高信仰,是美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和追求。美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将人权问题作为骚扰他国的手段而故意为之,而是为了扞卫美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坚定和严肃,是因为它有美国民众的广泛而坚定的支持,代表和反映了美国民众的意志;

三、提醒和警告亚洲各国领导人(当然也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必须理解并严肃对待美国这一立场。否则,美国会毫不客气,“该出手时就出手”,动用一切手段对它所定义的“一切侵犯人权”的行为予以回击。届时,这些国家将得不偿失。

基辛格上述言论可谓立场坚定、义正辞严,天经地义且理所当然。美国这样做,是真正关心他国人权吗?答案是否定的。美国将人权问题列为长期政策并与自由、民主相结合,将其列为与他国发展关系的必然议题,表明美国政府已将人权问题作为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标准和重要指针,美国将根据其自身所认定的对象国存在的人权事实,随时进行政策调整,不惜任何代价、运用一切手段维护人权。事实证明:一、基辛格如此信誓旦旦,目的是抢占道义制高点,塑造美国在人权方面的完美化身和光辉形象,彰显自身正义性和合法性,将自身装扮成正义凛然的人权卫士,为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提供口实,进而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二、美国已明确将人权问题作为干涉他国事务的突破口和抓手,以此为武器向对方施压,迫使他国按美国意图行事,否则,美国会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甚至出动战争机器实施武装入侵,颠覆当事国现政权,扶植傀儡政权。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

一、大力推行人权外交,将此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工具和有力武器。

和平演变战略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下简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编者着:如今,美国这一战略的实施目标已不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已扩展到所有美国欲控制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一项战略,即通过非战争的方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和颠覆,施加影响,使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逐渐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将这些国家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沦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附庸。政治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摆出一副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姿态,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攻击,称其为“极权国家”、“实行独裁统治”、“侵犯人权”,企图通过长期的强大宣传攻势在合法性和正当性上否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丑化和否定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所在国国民强行灌输“其社会制度不合理、不合法、不人道”的观念,从认知上动摇他国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和信心,为将来大规模以颠覆政权为目标的运动造势。正如美国知名作家、国际社会活动家、时政评论家安德烈•弗尔切克(Andre Vltchek)所指出的““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攻击正是这种连篇累牍、软磨硬泡策略的具体运用。

作为对他国政治上否定的配合,西方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发动意识形态攻势,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尼克松说:“如果我们在思想战争中输掉,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对外援助以及文化纽带都将无济于事。”因此,西方国家四处推销其“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企图迫使这些国家接受西方价值观。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尤其重视国际间人员往来和交流,借学术交流之机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专家、学者灌输其价值观,播撒“自由的种子”,试图将他们培养成西方价值观的忠实信徒和拥趸,在当事国内部组建西方国家的“第五纵队”,为西方国家摇旗呐喊,混淆视听,瓦解人心,充当西方国家的传声筒,为和平演变推波助澜。

在经济上,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恩威并施,诱压并举,将人权与经济、资金及技术援助挂勾,并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逼其就范,迫使受援国按美国意图行事。尼克松曾直言不讳:“想得到援助,非民主政体必须给人民一些人权和政治权利,并……进行政治体制的和平变革。”可见,美国的目标仍是改变当事国制度本身,而非促进和改善人权。布什扬言,人权问题“必须成为美中对话的关键”。克林顿也把人权作为中美关系的基石。”“人权外交”是冷战结束后,美国进行新冷战的工具。对此,冷战结束不久,邓小平指出:“……当前国际局势……是,一个冷战的结束,另外两个冷战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第三世界的,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做幌子,实际是要损害我们的主权”、“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台湾《中华杂志》1991年12月号载文指出:“美国对中国新冷战的主题是人权,目的是要颠覆中共政权。”由此可见,西方关心的不是中国的人权,而是政权,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人权的发展,而是政权的更迭。他们企图借人权攻取政权,剥夺主权,使中国沦为其附庸。

二、人权外交是美国威胁、制裁、孤立、封锁甚至入侵他国的坚定理由和有效手段,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美国以人权为由,多次入侵他国。

三、人权外交是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引信和导火索。

美国对他国内部的异见人士、持不同政见者、民主人士等反对派势力情有独钟,大力扶植,为颜色革命积蓄力量。美国往往借所在国某一突发事件,开动舆论机器,落井下石,蛊惑人心,煽动并声援街头抗议,煽风点火,孤立执政当局,为反对派撑腰,向执政当局施压,迫使其将权力移交反对派,反对派一旦掌握权力,美国也就顺理成章左右了该国政局和对外政策。

四、人权外交是美国对他国实施军事干预、武装入侵的前奏,是美国推行霸权的极端形式,是美国实施政权更迭的有效武器。

美国轰炸并肢解南联盟、入侵巴拿马和伊拉克就是典型。人权外交也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有力证据。西方国家为了给其继续实施霸权主义大开绿灯,炮制出新干涉理论,声称传统的主权观念已经过时,叫嚣“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人权不属于一国内政”,要对侵犯人权的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他们动辄指责发展中国家执政当局侵犯人权,声称“国际社会不能袖手旁观。国际社会有权进入一国境内去保护人权,解救灾难……”这就为人道主义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西方国家大肆宣扬“人权高于主权”,否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却极力强调自身主权,主张主权高于一切。1991年11月,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举行的是否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听证会上,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呼吁“努力扞卫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写道:任何主权国家都不愿把自己的权力让给联合国或其他组织……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国家本性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宣扬主权过时论,目的是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剥夺他国主权,这种行径理所当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由此可见,“人权高于主权”是强权政治逻辑。基辛格在其《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大言不惭地写道:“当代国际事务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下述主张得到普遍接受:联合国,或者在极端情况下,某一个国家集团(例如北约在科索沃的行动)可以执行某些普遍原则……”众所周知,当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为借口,发动科索沃战争,对南斯拉夫进行了78天的狂轰滥炸,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最终肢解了南联盟,为北约东扩扫清了障碍,实现了西方自身在该地区的霸权.对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基辛格却引以为豪并列为例证,这充分暴露了西方强权的蛮横和霸道。无独有偶,当年紧密追随美国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不无得意地宣称,科索沃行动是外交政策中进步力量的胜利,取代了过时的传统概念: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类进步所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每一个人,无论其种族、信仰或出生如何,都享有不可剥夺的免于迫害的生活权利。德国总理施罗德也与其惺惺相惜,他说:“盟国必须表明……北约是弱者的坚强盟友,随时准备保卫他们的人权……”实际上,德国在科索沃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它率先承认科索沃独立,这一立场助长了阿尔巴尼亚族极端分子的气焰,从而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德国开创了分裂邻国的恶例。其目的是为扩张德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但基辛格在极力宣扬“干涉正当且正义”的同时,又不打自招且不经意地对这一正当性进行了自我否定。他写道:这些观点在美国和西欧的许多公开场合演讲中被当作老生常谈,但在发展中国家则要少得多……”。基辛格这一论述反映的现实表明,新干涉主义在美欧司空见惯且甚嚣尘上,是因为这里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老巢,它们要为推行霸权,统治世界寻找借口,编造理由,因此,也不足为奇;而发展中国家正是他们霸权野心欲染指的对象和征服的目标,新干涉主义正是要剥夺这些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使他们最终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因此,发展中国家对此只有反感、痛恨和警惕。这表明,新干涉主义并未得到世界各国一致认可,并不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只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家之言,纯属强盗逻辑。

严酷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以美图为首的西方国家恰恰将其自身创造且信誓旦旦极力宣称要不遗余力予以维护的“人权”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干涉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借口,以此为武器攻击他国,目的是剥夺他国主权,控制他国,为其霸权服务。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一致,扞卫自身主权、独立和发展利益,警惕和反对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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