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开放战略的指导意义——从比较优势分析到市场权力结构分析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对外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通过大规模引进外资，社会生产力与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并于2010年成功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历史经验证明，充分利用外资和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对外开放战略是完全正确的。在新时代，我国必须进一步对外开放，我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已经提出一些举措。历史将证明，通过进一步开放，将会使我国生产力获得新的更加辉煌的发展。

但无需讳言，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取得GDP位居世界第二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环境污染与资源的无序开发、对国外资本及其核心技术的过度依赖、贫富分化现象严重等等。尽管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能力克服上述的消极现象，使我们避免了遭受严峻危机的局面，但这些现象也使我们要面对更为严峻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矛盾需要克服的局面。

如何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防范和化解上述消极现象的发生，这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面临的严峻考验。为此我们必须寻求这些消极现象的产生根源是什么?应当对其进行怎样的深入的理论分析，以寻找防范与克服这些消极现象的发生?

一、霸权主义战略设计与比较优势陷阱

上述消极现象产生的根源，并非对外开放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进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只是为这些消极现象的泛滥提供了可能，而非必然。如果我们的政策正确，完全可以既能充分利用外资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又能将由此带来的消极现象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些消极现象的产生根源到底何在?总体上说有两大方面：

一是外部的客观根源———西方霸权主义国家的总体战略设计。为国际资本的长期利益服务的西方霸权主义战略家们，为我国的对外开放设计了一个政治经济的陷阱———这就是利用他们在资本与技术上的战略优势，通过由他们控制的国际产业链与金融链，使我国在经济与技术上置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成为高度依赖发达国家、纾解其经济危机与生态环境危机的附庸国。这种附庸国对霸权主义国家的功能主要定位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使中国永远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为霸权主义国家生产日常生活用品，为此承担这种生产所要付出的全部资源环境代价(不仅包括生产过程的代价，而且要求中国成为消费品垃圾处理国);二是用其控制的国际产业链与金融链，迫使中国人民生产的劳动价值为其发行的纸币充值，使之成为负载劳动价值的货币，由此主宰国际超额剩余价值的分割权，用以支撑霸权主义国家的庞大福利体系与军工体系;第三，利用发达国家的科技优势与品牌优势，通过知识产权的垄断(一种新形式的资本垄断权)而使中国成为其高端产品(包括高端制成品与知识产权)的主要市场。一旦他们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中国必然陷入不能自拔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上相对贫困的国家。

二是我们自身对于改革开放的战略设计，有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在霸权主义国家的上述战略设计之下，我国如何既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本和技术，充分发挥外资外贸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避免国外政治经济势力对我国经济可能采取的要挟与过度榨取，从而使我国处于依附地位，这是极其严峻的政治经济任务，必须成功应对，否则我们无法向历史和人民交待。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开放的各种举措中，不能仅仅贪图一时的经济利益，使我们自身陷入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战略设计中。这种理论的诱人之处在于：它以简单的道理，使人们追求眼前的最大利益，赚取最多的外汇，从而使GDP总量和外汇储备总量最快速度地增长。而它的严重缺陷，则在于疏失了对自身的自主生产力的培育，以至日益缺乏走出“比较优势陷阱”的能力。

所谓“比较优势原理”，实质上就是对外贸易中的“机会成本”原理。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与生产条件不同，从事各种生产的机会成本各异。李嘉图由此来解释国际贸易何以发生。他通过对比英国与葡萄牙的两种商品的生产指出：“英国的情形可能是生产毛呢需要一百人一年的劳动;而如果要酿制葡萄酒则需要一百二十人劳动同样长的时间。因此英国发现对自己有利的办法是输出毛呢以输入葡萄酒。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可能只需要八十人劳动一年，而生产毛呢却需要九十人劳动一年。因此，对葡萄牙来说，输出葡萄酒以交换毛呢是有利的。……因为对葡萄牙说来，与其挪用种植葡萄的一部分资本去织造毛呢，还不如用资本来生产葡萄酒，因为由此可以从英国#得更多的毛呢。”[1]113，114这里讲的“挪用种植葡萄的一部分资本去织造毛呢”，就是种植葡萄的机会成本。因为各国都会选择将资源投入到机会成本小的产业，于是葡萄牙生产葡萄酒，而英国则生产毛呢。可见“比较优势理论”的学理依据就是简单的“机会成本原理”：任何一国的有限的总资源，一旦投资于A产业，必然放弃投资于B产业所获得的收益，该收益便是投资于A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而等量的资源投资于A和B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即减少的国际贸易收入)是不同的，其中机会成本最小的产业便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从短期收益来看，比较优势理论的确有道理，因为它使企业最大程度地通过投资于“比较优势”产业从国际市场上赚取货币，用由此赚取的货币向国外购买自己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与把资源投入于这些购买的产品的生产，可以产生出货币盈余，这就是“造不如买”的产生根源。于是，那些在各个产业都具有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不必进行全面生产，而是集中于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在各个产业领域都处于劣势的国家，仍然可以投资于自我相比具有比较优越的产业，与他国相交换。于是，如果各国都将资源投入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全世界资源就会得到最优配置：因为改变这种资源配置必然要付出的机会成本(即减少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资源而减少的收益)，将会大于由此获得的收益(增加投入不具比较优势产业的资源所得到的收益)，世界的总产出必然减少。李嘉图由此认为，这种“比较优势原理”是国际贸易秩序赖以建立的基本法则：“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与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统一的社会。正是这一原理，决定葡萄酒应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应在美国和波兰种植，金属制品及其他商品则应在英国制造。”[1]113

正是因为这种表面的合理性，诱使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在各个方面都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将“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它们经济战略的指导思想。例如，在我国，有人反对由政府主导的赶超战略，提出应当由市场自发地利用比较优势来确定其投资方向：“遵循比较优势，特别是按照本国的禀赋结构来选择相应的技术结构，会使该国的产业最具市场竞争力，经济剩余最大，资本积累最多，要素禀赋提升最快，技术水平也就相应得以迅速提升。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的关键，任何人为的扭曲性干预均会造成效率和福利的损失。”[2]这一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战略影响甚巨。

我们不否认比较优势产业在赚取外汇中一定时效内的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确实获得了丰厚的外汇收入。但是伴随着外汇收入增长的，是同时不断增长的陷入于“比较优势陷阱”的可能性。最初面临的是“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发展中国家运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定位于国际产业链的最低端，由此获得了自己投资于其他生产所不能获得的外汇盈余，但由此一步步陷入国际产业链中最低端———初级产品环节而难以自拔。一旦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下滑，或者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资源逐步枯竭，必然陷入到贫困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从“初级产品陷阱”挣脱出来，用赚取的外汇购买国外的知识产权以进行产业升级，生产制成品出口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由此提高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这本身的确是一种进步，但在摆脱对初级产品依赖的同时，又逐步陷入到对国外技术产权的依赖之中。由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自身研发成果，虽然投入巨额成本，但无法与发达国家的成熟产品竞争。于是国内自主创新产业受到自由市场的打压，失去经过市场试错而发展的机会。发展中国家由此逐步陷入到“技术依赖性比较优势陷阱”。[3]这不但给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漫天要价的机会，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中，时刻面临“断奶”而无法生存的危险。这次特朗普对我国中兴集团切断供应链，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那么，这种比较优势理论的缺点到底在哪儿?有的学者提出，是因为比较优势只是贸易的某一方的国内各产业间的比较优势，而非该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竞争优势。[3]这一判断只对了一半，因为它没有说明哪个方面的竞争优势。实际上，比较优势虽然只是对国内产业的机会成本的比较，但它本身正是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产儿，没有国际竞争和合作，各国就不可能集中资源投资于比较优势产业。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尽管不一定是某个行业的竞争优势，但却是两个经济体系中的该行业的相对竞争优势，没有竞争优势就不可能进入国际市场。正因如此，主张推行比较优势理论的人们，总是强调发展中国家唯有在资源与劳动力方面的竞争力，认为唯有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而取得经济发展。

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并不错在忽视竞争力，也不是错在获取最大国际市场价值，而是错在忽视了这种竞争力和获取市场价值的根源———这就是国际市场的经济权力结构，说穿了，也就是国际市场的生产关系。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以劳动者创造的作为社会关系的劳动价值为基质，分析剩余劳动价值如何通过生产、流通和分配转化为资本权力和金融权力，各种权力如何通过瓜分劳动价值由此产生出市场权力结构的理论。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实实在在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决策的指导思想，才可能把握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分析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权力结构，从而作出深谋远虑的正确决策。

二、用马克思主义确立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

西方经济学以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关系分析为基础。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特别强调以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心，以中国人民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拥有的自主权力为基础。这就形成了依据这两种理论所制定的对外贸易目标上的根本性分歧。

一旦将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基础性理论，就自动地陷入到一个目标陷阱：把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了，仅仅以外汇收入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这是因为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以外汇收入最大化作为比较各个产业的优势地位的标准的。这样一来，那些尽管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极其重要的部门，由于不具有最大程度地创造外汇的能力，就会不断萎缩乃至消亡，其产品依赖国外产业的进口。这一错误在于：把资本追求的目标与国家目标混淆了。私人资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但是私人资本的目标不等于国家的目标，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更不能如此。如上所述，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必须以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心，以中国人民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拥有的自主权力为基础。因此，除了经济利润之外，国家必须以综合国力的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经济与社会的抗风险能力的提高作为更重要的目标。如果舍本求末，只追求眼前的利润最大化和GDP增长，而失去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培育和国民经济风险的防范能力，从长计议，将会产生无法弥补的严重失误。

因此，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不能仅仅以单纯的利润增长为目标。在对外贸易中，更不能以创汇作为唯一的目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来看，国际货币是配置国际资源的国际市场权力，因此出口创汇的确是十分的，并不反对利用比较优势进行出口创汇，促进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但是，出口创汇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实现更高目的之手段。在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是国家的最高目的。它在经济上可以具体化为如下目标：

第一是确保底线，包括国家安全底线、民众生活底线、生态环境底线，这些都是比较优势产业的对外贸易不容突破的底线。因为一旦底线突破，中国梦就无从谈起。

第二是培育具有关系到各个经济社会领域的基础性、全局性的自主性，特别是容易被别人卡脖子的产业的自主性。粮食和各类种子生产部门，基础性芯片生产部门，基础性操作系统和定位导航系统等等，都属于这类事关国家命运的部门和产业。即使这些部门和产业本身暂时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也必须采用政府采购等手段，扶持尚处于探索期、生长期、转换升级期的这些部门的发展。在确保自主性的基础上放宽国际合作，逐步参与国际竞争，以培育这些产业的在自我发展能力。

第三才是用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在上述底线约束下适度发展，以求GDP稳定增长，提供实现上述目标的经济能力。

而在这一切战略决策的背后，还有更为伟大的理念———这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到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为此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围绕这一倡议所提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参与国际市场权力体系建构的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的主要缺点在于只进行对外开放的效益分析，而没有更进一步进行国际市场权力结构分析，于是只看到对外开放所获得的短期经济效益，未能看到从根本上决定这种效率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国际生产关系———国际市场的经济权力结构。正是这种市场权力结构，决定着各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且从根本上决定着国际产业结构布局，决定着各国产业的对国际剩余价值的分割，从而决定着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权力结构决定于三大因素：一是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垄断权，二是以品牌产权为中心的国际市场网络的垄断权，三是以国际货币霸权为中心的金融垄断权。

这三者都是资本所有权的高级形式。这些领域的垄断权通过以下各种途径来瓜分国际剩余价值，获取超额利润：

一是标准制定权。上述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垄断不仅通过政治法律来维护，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制定标准来维护。这就要将这些权力掌控过程具体化为各种标准，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产品和操作过程才能进入国际经济系统。这种标准对于推行和实施知识产权，达到生产和销售过程的规范化，促进国际市场的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其积极意义所在。但是与此同时，当资本垄断了标准的制定权，也就从经济领域中掌握了排他性，从而达到垄断的目的。于是标准制定权成为分配国际剩余价值的重要权力。

二是金融控制权。美元霸权是最重要的国际市场权力。正因为掌握着美元霸权，各国必须用自己的劳动产品给美元充值———充劳动价值之值，然后才能进行国际贸易。这样一来，金融垄断资本可以通过出售美元———也就是发行美元来分割全球剩余价值。然后，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又通过创制各种金融产品来收集全球的货币，通过这些金融产品的价格波动获取巨额剩余价值。

三是产品定价权。通过对科技产权、品牌产权的垄断及其国际标准的实施，并且通过对国际期货市场的价格控制，国际垄断资本获得了各种产品与服务的定价权。正是这种定价权确定了国际产业链上的各个生产环节的价格。所谓“比较优势”正是由这种定价权制定的，而不是各国资源禀赋自身的使用价值决定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根本理论缺陷在于：它误认为先有各国资源禀赋，然后自然形成各国产业的价格，由此形成其比较优势。事实恰恰相反：先有定价权确定了各个环节的产品的价格，然后才能产生出各国禀赋所生产的产品的比较优势。没有国际市场的价格体系，比较优势就无以产生。正因如此，国际市场的价格一旦发生巨大波动，许多比较优势就不复存在，相关国家就陷入其中而日益贫困。

因此，比较优势理论仅仅看到由现行价格体系所产生的比较优势产业，是相当肤浅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比较优势获得的利润，与发达国家通过上述权力得到的超额利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它们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送到国际市场，只是给国际垄断资本提供被分割的剩余价值，由此转化为国际资本的超额利润。所得的可怜的外汇收入，只是剩下的残汤剩羹。这样的实例实在太多了。

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外贸战略，一方面要发挥现有价格体系下的比较优势产业以赚取外汇，以取得国际市场上的货币权力，但这只能作为最初步的手段。如何使用这些外汇来参加国际竞争与合作，以提升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才是更高的手段。这要求我们必须仔细地分析国际市场上各个领域的标准制定权、金融控制权与产品定价权的具体发生机制。世界经济体系千头万绪，发达国家不可能包打天下，垄断一切。我们不必与发达国家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在仔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不断发展的市场权力体系进行补充、改进和创新，与国际社会一道，参与市场权力的制定，以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3月26 日，以人民币结算的上海石油期货市场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就是我国在参与建构国际市场权力方面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同时，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高科技产品的研发，自主制定或参与制定各个行业的国际标准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成为享有国际市场权力的主体成员。

此外，我国在引进外资的各种举措中，必须首先进行权力结构分析，然后再进行经济效益分析。经济权力分析的具体内容与原则，我将在专门的文章中讨论。总的设想是必须牢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保中国人民对关键行业进行管控的国家主权，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有机的资本结构与外贸结构，形成具体化的“命运共同体”，其中的权力与效益相互制衡，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轻易欺凌他方。这里暂不作详论。

四、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确立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辩证路径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具有人所共知的严重缺陷：它是静态理论，把比较优势本身固化了，这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发展的现实。正如《资本论》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一个国家的各个产业的比较优势本身必然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一切比较优势产业本身，在被人们用来发挥其比较优势的作用的同时，必然在不断消耗它的比较优势。例如，来自于天然禀赋的比较优势产业，每天都在消耗这种天然禀赋(如矿藏)，因而今天的比较优势将会越来越成为比较劣势。把全国资源都投入于该产业将会使国家未来陷入到危险的境地。廉价劳动力与廉价的土地资源曾经产生出我国中低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些比较优势本身在使用中被不断消耗，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些低成本优势正在失去。这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自我否定：因为如果我们按照这一理论不投资于这些本来是非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听任市场盲目追求眼前利益的行为，只投资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剥夺了某些重要的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投资机会，必然在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的同时，扼杀了新的比较优势产业的诞生。这是因为比较优势本身是可以改变的。一些本来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经过政府培育，发展成为具有规模的产业，则会生成比较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人发现了“规模效应”的变化对比较优势具有重要影响：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的存在，生产活动倾向于在规模较大的市场需求附近形成集聚。由此两个国家进行贸易时，规模大的国家将会生产更多数量的产品而且会成为该差异化产品的净出口国。[5]这一思想经过改造，可以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吸收，这里的改造指的是：企业的规模并非完全由市场自发形成，而与国家所采取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从供给角度来说，如果政府科学地认识到某一产业具有前途，可以通过各种政策工具使其发展为具有适度规模的产业，从而使其具有成本优势。从需求的角度来说，大国由于对产品的需求量巨大，如果政府采取适应的政府采购政策，有助于扶植本国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规模优势。

因此，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不能受这种固化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而应当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各个产业的比较优势可能发生的历史变化，以统筹全局，作出高瞻远瞩的战略安排。我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充分发挥制度优越性，完全能够建立起重要产业的比较优势，我们对此应当充满信心。具体地说，就是从比较优势的发展变化中进行供给侧改革：一是“三去”：去除由资本盲目扩张造成的过剩库存、过剩产能和过高杠杆，有序地通过市场组织现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在竞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优势地位，同时也要对比较优势的逐步丧失做出预案，及时淘汰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腾出资源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二是“一降”：降低各种不必要的交易成本(特别是恶性竞争产生的成本)，以增加各个行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三是“一补”，也即被短板，特别是那些关键产业的短板(如关键芯片)，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能力，从供给(如政府引导性投资，降低相关成本)与需求(如政府采购)两个方面集中优势资源，主动培育一些具有广阔国内外市场的产业，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事实证明，政府权力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市场的微观层次的盲目性将毁掉中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李嘉图着作和通信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13-114.

[2]林毅夫，刘明兴.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J].北京：经济研究，2004(7)：48-58.

[3]王佃凯.比较优势陷阱与中国贸易战略选择[J].武汉：经济评论，2002(2)：28-31.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5]林发勤、崔凡.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及其发展评析[J].北京：经济学动态，2008(12)：79-83.

【鲁品越，安徽芜湖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哲学研究。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8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