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冀平：高速经济增长与社会主义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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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理论宣传和政治理论教材中把超越资本主义的高速经济增长，进而用较资本主义为短的时间实现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这似乎已成为定论。①从一般意义上看，一种社会制度相对另一种社会制度在某一方面具有优越性，起码应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一，该方面须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第二，前者能够实现这方面的任务，而后者不能实现或者不如前者实现的好;第三，这种优劣之分具有客观必然性。如果能够以这三点为标准，那么综观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就不应把超越资本主义的高速经济增长，用较资本主义为短的时间实现现代化定义为社会主义的优超性之一。

首先，社会主义的发展史证明，长期宣传超越资本主义的高速经济增长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一理念，并用其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效果是弊大于利，其实际意义是消极的。无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身就具有高速超越的内在冲动，而这一冲动又被这一理念强化。其结果往往是不顾条件，大干快干，最后是大起大落得不偿失。这种得不偿失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上的损失往往被忽视，而这种损失所造成的后果比经济上的损失沉重得多且无法挽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宣布“二十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要和西方资本主义来一个和平竞赛。而西方资本主义也欣然应战。他们很清楚，这场竞赛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双方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这场竞赛的结果最终要落实在生活水平上。西方国家有庞大的经济基数，他们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绝对量的增长要比社会主义国家大的多。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济基数小，只有拼速度，这正中对方下怀。当年着名的“厨房辩论”的双方主角都信心十足。结果却是以苏联，东欧的瓦解而告终。实际上，当年苏联把竞赛定位在拼速度，那比赛结果一开始就确定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历来是两手。一手是意识形态渗透，另一手就是所谓经济上和平竞赛。对前一手我们有所警惕（但很不够），对后一手基本上没有察觉。这种所谓和平竞赛战略与超越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理念正相偶合，从而很容易诱使社会主义国家与其拼速度。但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基数庞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不可能超越对手（我国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按人均计算不过是中等发达国家）。在此情况下，一方面经济有可能大起大落，另一方面这种优越性理念的宣传长期得不到生活水平上与西方国家相比的印证，一些群众尤其是青年就会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这种情况在苏东剧变中表现突出，在我国一部分群众中也有较强烈的表现。

其次，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史来看，资本主义经济无论在自由竞争时期还是垄断时期都曾有过高速增长，迅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先例。其中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和战后的迅速复兴是众所周知的。美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五十年内也曾成功地使制造业产值增长11倍，其中钢产量由不足2万吨猛增到3180万吨，煤产量由1450万吨增加到5.1亿吨。战后韩国更是仅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道路，迅速实现了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革，创造了“汉江奇迹”。②而社会主义虽有过“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历史，也有过“走麦城”的惨痛教训。由此可见，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并非社会主义的“专利”。截止目前，在这方面很难分出优劣。虽然我们可用我国近几十年的持续增长来证明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优越性，但正如前述，资本主义也曾有过持续五十年的快速增长，也有过二十年实现现代化的先例。况且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能否成功地摆脱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周期还是未定之数。因此，近几十年持续增长的证明效力尚显不足，这种优越性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的检验。

再次，社会主义并不具有在增长速度上超越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认为有这种客观必然性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进而能够更快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适合是从相对意义上讲的，即特定的生产关系相对特定的生产力（如我国的改革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适应中国特定的生产力水平）。一种经济制度只要还能存在，那么它的生产关系相对它的特定生产力就是适应或基本适应的。这种适应基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作用，基于生产关系在一定限度内的调整力。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有相当的调整力，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目前和它的生产力是基本适应的。既然目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它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基本适应，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它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也基本适应（也不是完全适应，否则就没有改革的必要了）。那么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发展，从而在经济增长上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理论就站不住脚了。事实上，生产力发展除受生产关系的作用外，主要由其自身发展规律规定。譬如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出现前所未有的跳跃性发展。这就是由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一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决定的。它与生产关系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总之，在生产力发展上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是一种长期不易为人察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基于当时历史条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在所有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并且这种胜利是其生产关系无法容纳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结果。由于这种胜利的结果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就不存在两种制度下经济发展速度的比较和竞赛问题。因此，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找不到社会主义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优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依据。超越资本主义的高速经济增长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一理念的确立，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十月革命前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1913年，在大工业和农业的总产值中，农业产值为57.9%，工业产值占市场42.1%。重工业显着地落后于轻工业。许多重要工业部门，如生产机床，拖拉机、汽车和其他机器的工业部门是没有的。革命前俄国拥有的现代化生产工具，等于英国的四分之一，德国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经济上和技术上的落后使沙皇俄国依赖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不能不从国外输入很大的一部分设备和生产资料。在国内重工业的主要部门中，外国资本家主宰着一切。”③这就是十月革命所能继承的物质遗产。正因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就敏锐地指出，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俄国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④事实也是这样，十月革命后，苏联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经济上的封锁。“苏联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由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这个事实决定的。帝国主义国家拥有较强大的工业基础，它们力图消灭至少削弱苏维埃国家。如果苏联也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发达的工业，工业化发展的速度问题就不会这样尖锐。如果当时在工业较发达的其他国家中也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也不会这样尖锐。可是苏联是一个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并且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此必须是高速度建立先进的工业基础”。⑤正因如此，斯大林在论述高速度的历史必然性时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⑥由此可见，提出社会主义要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直接针对当时苏联所处的历史环境，目的主要是摆脱或减少帝国主义的外部威胁，“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经济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经济单位。”⑦在上述历史条件的推动下和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苏联经济超高速发展。1929年至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速度平均约为20%，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有工业产值每年增长平均不过0.3%。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快要结束时，苏联工业产品总额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以达77%。这一巨大飞跃，不仅使苏联成功地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包围，而且也为高速经济增长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一理念的确立，树立了信心，提供了历史基点。正是从这时候起，苏共明确提出：“苏维埃经济体系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优越性，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的高速发展上。”⑧也正是从这时候起社会主义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承担起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是为摆脱外部威胁提供物质基础，二是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比资本主义优越。其后，这些任务又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表所强化。苏联和中国都曾背负这种沉重的历史任务，并为此付出过惨重代价。

综上所述，高速经济增长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理念。如同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产生的物质基础先天不足一样，这种理念也是先天不足。它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目前也没有长期的历史依据作支撑。这一理念最起码是可商榷的。最后有必要指出两点：第一，超越资本主义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不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只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只要按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办事，社会主义就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第二，超越资本主义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除了政治上能使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这一优越性外，在经济上至少有两方面的优越性是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的：其一，从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上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主体，能够保证经济增长的成果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享用。而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为极少数人享用。从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结果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每一步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日渐落伍为垫脚石的。发达国家较高的生活水平同样是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为代价。⑨这也有一个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享用的问题。正如埃及着名学者阿明所指出的：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世界资本主义问题，既实行社会主义。其二，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方面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一种经济制度下的生产关系要不断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具有这种调整能力，但由于它以私有制为基础，生产关系的调整要以极少数人的利益为转移。因此调整基本上是被动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主体，生产关系的调整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转移。因此这种调整能最大限度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且是主动的。

总之，社会主义确实具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自身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而非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也不是两种制度在经济上竞赛的结果。对此我们应当有正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注释：

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只用一百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常要用二百年走完的路程，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理论概论》教育部社科司组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79页。“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就必须促进生产力和经济，文化以以往所没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才叫发展。”　《邓小平理论概论》　奚广庆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78页。

②《通向市场经济工业国之路》　赵伟，左中海等着，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26页、48页。

③《苏联政治经济学》人民出版社第366页。

④《列宁选集》两卷集1954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134页。

⑤《苏联政治经济学》人民出版社第368页。

⑥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任务》，《列宁主义问题》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522页。

⑦《苏联政治经济学》人民出版社第367页。

⑧《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第474页。

⑨“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1950年-1960年为4.9%，1961年1965年为5.1%，1966年-1970年为5.6%，1971年-1975年为6.6%，1976年-1980年为4.5%，1980年-1990年为2.6%，1990年-1994年竟达-0.11%，《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石冀平，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