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必然”思想发展历程的文本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这个命题被称为“两个必然”。学界一般将“两个必然”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断，尽管这个定位抓住了其作为结论性论断的特征，却忽视了背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两个必然”不仅是科学论断，更包括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探索，包括在探索中运用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而后两者更能体现其理论性和科学性。“两个必然”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发展水平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成熟程度密切相关，也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密切相关，对“两个必然”的发展历程进行文本考察有助于更深入、系统地把握其理论内涵。

一、“两个必然”的形成阶段（1843~1848年）

“两个必然”的形成阶段指从马克思恩格斯实现思想转变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基本完成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在继承发展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剩余价值论，这为“两个必然”提供了理论支撑。《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是“两个必然”形成的标志。

1.“两个必然”的提出

随着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初步阐述，马克思恩格斯不再从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的人的异化角度论证共产主义必然性，而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并通过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历史主体运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论证“两个必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之间的辩证运动得到系统阐述。从这一原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曾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其集中表现是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商业危机。这种生产过剩危机的实质是现代生产力对现代生产关系的反抗，而资产阶级在现存制度内是无法消除危机根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越来越因为无法容纳生产力而走向毁灭，其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发生根本变化。

不同于唯心史观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归结为神或英雄人物，唯物史观从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实践来理解人类社会。作为实践的典型形式之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担负起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再次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一方面，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竞争带来的破产使无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无产阶级生活境况的持续恶化使两大阶级的矛盾日趋恶化；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过程和自身实践经验的增长都使其不断成长，进而使其越来越具有威胁资本主义统治的潜在能力。

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了“两个必然”实现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以及“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实现形式。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两个必然”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在极端贫困之下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 同时，要使旧的分工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必须使一切民族因旧的分工导致没有财产的群众、各民族的变革互相影响和彼此促进，而这都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与之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必须是世界性的事件，“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3] 之后这种判断又有所改变，《共产主义原理》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4] 从“全世界同时发生革命”到“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先后胜利”，反映出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变化做出的现实性的细微转变，但“两个必然”是世界性事件的结论始终未变。

2.对“两个必然”的初步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对“两个必然”的论证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是“两个必然”的重要论据。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形成，为“两个必然”提供了更有力的经济学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及其必然灭亡的趋势。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充当替活劳动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因此，只有存在雇佣劳动才有资本增值的可能，进而才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根基。由此出发，《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而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以大量无产阶级自相竞争、为生存争相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前提，而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工人阶级越发地用联合代替了竞争。“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5] 因此，一方面，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随着雇佣劳动被抽离，资本主义也将因为其根基被抽离而走向毁灭。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立的根源和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为了增殖资本，工人阶级的工资只是维持其生存和延续后代的基本费用。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工人阶级的工资会越来越少，甚至会出现过剩人口和相应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因为“生产资本越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越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越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剧烈，他们的工资就越减少”[6]。资本家之间“制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工人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工人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赛，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过剩人口的出现使工人阶级愈发贫困，“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就像森林似的越来越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越来越消瘦”。[7] 这从根本上揭示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对立的利益关系，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3.对“两个必然”实现策略的初步探索

在从理论角度对“两个必然”研究论证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立足于当时的无产阶级实践，对“两个必然”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方向性和原则性的思考，认为实现“两个必然”要通过以消灭私有制为核心的暴力革命，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

实现“两个必然”必须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识到，造成异化劳动的根源是私有制，唯物史观的确立更坚定了这一观点。《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强调废除私有制，《共产党宣言》中更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8] 与消除私有制相联系，旧的分工、阶级对立、虚幻的国家共同体、城乡对立都将随之被消灭。

消灭私有制的方式为什么是暴力革命？《共产主义原理》指出，共产主义者当然不反对和平废除私有制，但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这决定了共产主义者必须用暴力扞卫共产主义事业。《共产党宣言》再次明确：“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9] 这个革命过程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同时，还注重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恩格斯在第一次论述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点时强调：“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与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并且“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10]

实现“两个必然”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在推进实现“两个必然”过程中必须夺取政权。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建党学说和策略原则。他们指出，共产党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同各种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划清界限，处理好与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关系，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建立革命同盟并有灵活的策略。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利用政权对社会进行改造。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1] 最终消灭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向共产主义迈进。

二、“两个必然”的发展阶段（1848~1871年）

“两个必然”的发展阶段指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多方面展开并全面论证的阶段，也是“两个必然”随着理论发展与实践检验而完善的阶段。通过这个阶段，“两个必然”在理论论证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成为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

1.对“两个必然”的全面论证

剩余价值理论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使科学社会主义以此为起点和中心发展起来，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两个必然”也成为科学。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全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从而对“两个必然”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剩余价值直接生产的相关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本质和两大阶级对立的深刻根源。“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以及二者价值的不同，为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奠定了基础。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也有自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价值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或商品生产和价值创造的过程，这种劳动者创造的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就是剩余价值。生产并占有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和最大动力，这是通过剥削压榨雇佣工人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剥削劳动力的认识。这都是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和阶级对立根源的深入解读，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受剥削奴役的地位，认识到要摆脱这一地位就要反对所有剥削阶级和从根本上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剩余价值再生产理论即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从短期来看，资本积累会造成持续性地对无产阶级劳动的无偿占有，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产生相对过剩人口，由此必然加剧资产阶级社会的两极分化，进而加深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和必然性，为“两个必然”的实现创造革命可能性。从长期看，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的社会化，资本集中推动着生产协作、技术使用、生产资料使用等多维度的社会化进程，垄断发展造成的社会阶级分化和矛盾尖锐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所引起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再次冲撞资本主义外壳，这种冲撞的过程只会由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持续推动而日益激烈，“剥夺者被剥夺”是这种趋势的必然后果。

2.对“两个必然”的补充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根据革命需要对社会现实的研究是互相促进的。唯物史观为剩余价值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剩余价值理论为唯物史观提供了科学证明，这可以从“两个决不会”理论的提出中得到体现。“两个决不会”是从实现条件上对“两个必然”的补充，也是对“两个必然”的进一步论证。

“两个必然”提出后爆发的欧洲革命并未迎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革命高潮。马克思通过对19世纪40年代欧美经济发展以及世界市场情况的研究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12] 这一论断包含着对“两个决不会”的最初认识。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进一步系统研究剩余价值理论，为唯物史观提供了科学证明。在总结革命经验、关注资本主义发展新情况的基础上，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基础上，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达到成熟并获得经典表述。马克思在这个经典表述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3]

“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是统一的。“两个必然”揭示了在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运动中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导致的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必然性；“两个决不会”则概括了同样由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矛盾运动而导致的社会形态更替的物质条件制约性。在生产力未突破旧的社会形态的容纳能力前，在新的社会形态的物质条件成熟前，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决不会”发生的；换言之，当生产力突破旧的社会形态的容纳能力，当新的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发展成熟，那么社会形态的更替就成为“必然”。二者统一于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理论，特别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两个决不会”是对“两个必然”的发展和补充。首先，“两个必然”揭示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两个决不会”则明确指出了实现这一历史必然性的历史条件和前提。也就是共产主义胜利的前提必须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经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容纳能力，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已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发展成熟，这样“两个必然”的实现才有现实可能性。其次，“两个决不会”指明了“两个必然”实现的长期性。《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恩格斯曾错误预计新的欧洲革命高潮很快来临，1857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又错误认为这一危机将引发全面革命。这些错误预期的落空并非由于“两个必然”不科学，而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缺乏深刻认识，“两个决不会”的提出正是这一方面的深化。再次，“两个决不会”将“两个必然”的实现置于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基础上，为正确对待当时资本主义的暂时繁荣提供了理论支撑。资本主义的短暂繁荣与其必然灭亡不是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越接近其生产关系容纳能力的极限，共产主义社会就越有物质基础，其实现就越具有现实可能性。总之，由于“两个决不会”对“两个必然”的补充深化，才克服了“两个必然”带有的一些片面性和乐观情绪，使其更加科学化。

3.对“两个必然”理论实现策略的进一步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两个必然”要建立工农联盟，进行以暴力方式为主的革命斗争。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教训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全面系统论述了工农联盟思想。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受资本剥削，具有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胜利的决定性条件，这是工农联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革命进程使农民阶级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工人革命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没有农民响应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

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恩格斯仍高度重视暴力革命方式的重要性并提出“不断革命理论”，到19世纪70年代经过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总结，他们不再认为暴力革命是唯一方式，开始主张各国工人阶级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革命方式和途径，但暴力方式以及军队武装建设仍然是重要的革命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实现“两个必然”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首次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明确表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不仅如此，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还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诸如自己的行政、立法、司法制度，完善民主、教育制度等，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是必须采取的政权组织形式，并且过渡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这是因为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后，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取代，并且在过渡阶段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需要改变社会和人，需要经过一系列将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向国家消亡的必经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被废除的，是自行消亡的。

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实现“两个必然”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及当时建党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重申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14]

三、“两个必然”的成熟阶段（1871~1895年）

“两个必然”的成熟阶段指从巴黎公社后的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时期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一阶段恩格斯对“两个必然”进行了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还针对个别国家的具体情况和新现象——东方落后国家实现“两个必然”的新途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两个必然”的新策略、垄断组织对“两个必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说明，从而使“两个必然”成为各种特殊发展道路无法超越的总发展趋势。

1.对“两个必然”的系统阐述

在《反杜林论》（尤其是根据其核心内容改编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对“两个必然”进行了系统阐述。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该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寻找。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尤其通过分析其基本矛盾说明“两个必然”。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了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及其劳动产品的小生产，生产资料的使用、生产活动、劳动产品都成为社会性的，但产品归资本家占有并且这种占有还是以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为基础的。由此，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就鲜明地表现出来，并包含着现代社会一切冲突的萌芽。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实现“两个必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使雇佣劳动从“一种例外和辅助办法”成为“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15] 成为工人的唯一职业。由于市场竞争、大机器的改进和新技术的采用，产业后备军的规模越来越大。尖锐的阶级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必然，无产阶级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力量。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其次表现为个别工厂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毁灭，实现“两个必然”。一方面，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个人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竞争的加剧使个别工厂生产的组织性增强，“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16] 但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使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17] 最终，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趋势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无法得到解决，会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形式不断地爆发。这种危机表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18]

2.“两个必然”物质基础奠定的新方式：资本扬弃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谈到了资本主义新出现的垄断。马克思指出：“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19] 恩格斯晚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资本论》第三卷做的增补和有关注释中不仅认识到垄断的本质，同时将垄断作为资本扬弃的一种形式，视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奠定方式。恩格斯认为，以信用制度为基础，资本有两种扬弃方式：股份公司乃至垄断集团是资本的消极扬弃，工人建立的合作工厂是资本的积极扬弃。

股份公司乃至垄断集团是消极扬弃。因为从股份公司到托拉斯再到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是资产阶级“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20] 的表现，非但未改变资本属性，反而将之推到了顶点：国家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但是，“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21] 也就是说，这种资本主义的国家占有，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提供了基础。因此，这是为实现“两个必然”所做的物质基础上的必要铺垫。

工人建立的合作工厂是资本的积极扬弃。因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22] 但这为最终实现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提供了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和工人建立的合作工厂都“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23]

3.对“两个必然”实现形式的新探索：跨越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4] 是否所有国家都必经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针对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对“两个必然”的实现形式进行了新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动和对东方农村公社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途径有了更深刻认识。马克思指出，俄国公社存在的二重性使其有两种发展方向：“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25]马克思在分析俄国公社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的条件后，又指出俄国公社有发展公有制的可能和条件：俄国公社与资本主义同时并存，这使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使公社可以因为这种能预见的未来而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俄国公社有继续发展公有制的天然优势，包括土地的天然地势和人民的劳动习惯等。因此，马克思指出，俄国公社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马克思还指出，这种“跨越”是有严格条件的。也就是说，要在适当的时刻发生俄国革命，解除公社所受的多方剥削压榨，使其置于正常发展条件下；同时，还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为进行大规模的共同劳动提供物质条件。恩格斯晚年对以上条件进行了进一步论述，指出保存残存公社必须进行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同时还要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样才能在其氏族制度或其残余基础上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进而“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26]但是，根据当时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尚未胜利而俄国公社却在衰败的情况，恩格斯也预示了这种“跨越”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减少，并预示俄国公社最终消亡的命运。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东方落后国家在非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实现“两个必然”的探讨，毕竟改变了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两个必然”的单一式的发展路径，丰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理论，同时也丰富了“两个必然”理论的实现路径。

4.对“两个必然”实现策略的新探索：和平方式的可能

在1871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暴力革命是实现“两个必然”的唯一途径。暴力是不是实现“两个必然”理论的唯一策略呢？1871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对和平实现“两个必然”进行了探索。

在巴黎公社结束不久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上，马克思开始考虑和平方式实现“两个必然”的可能。他说：“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利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27] 1872年马克思再次强调，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28] 总之，马克思晚年认为，在议会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存在着和平过渡的可能，而在议会制度形同虚设、行政权力毫无限制的专制国家暴力革命是必须的。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发展了这一思想。恩格斯指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29] 恩格斯高度评价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选举权进行的斗争，认为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社会民主党利用议会选举取得的胜利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拥有250万张以上选票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30] 但是，恩格斯并未完全放弃暴力革命方式，因为“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31] 同时，恩格斯认为，通过议会选举方式和平实现“两个必然”需要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要成为共产主义者。恩格斯指出：“当我们取得多数时，我们的军队将自觉地做法国军队曾经本能地做过的事情，拒绝向人民开枪。”[32] 这样，用和平选举的方式实现“两个必然”才更有可能。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539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1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1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8~49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0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页。

【张丽，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8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