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新冷战”趋势下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策论

据2018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7月21日报道，美国中情局东亚任务中心副助理主任迈克尔·科林斯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发言时称：中国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冷战”，目标是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超级大国。科林斯说：“按照定义它就是一场冷战。一个利用一切权力手段，包括合法和非法的、政府和私人的、经济和军事的，在不诉诸冲突的情况下削弱竞争对手相对于你自己的地位。”这是针对中美两国爆发“贸易战”而发表的一个具有声明性质的演说。“柯林斯的发言与其他与会美国官员的观点一致，它们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因此，这一声明性演讲实际上揭示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新冷战”本质。它标志着中美两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来到了一个拐点，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是：重构中美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因此，不必讳言这是一场“新冷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战略界和国安界应该有一种敢于应战的战略坦然和从容。《环球时报》也大可不必谈“冷战”色变，仿佛一谈“冷战”或一提“新冷战”，地球就会被炸平一样。而是应该对“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这一新命题展开研究，回答全球化危机时代的挑战性安全战略问题。

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一个国家文化政治安全的新议题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关系，也是最核心的国家安全关系。国家安全之间的战略冲突与斗争，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一关系的对抗性程度决定的。深入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及其变动在当今世界国际安全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科学决策与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然而，在长期的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中，虽然，意识形态安全始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与研究论域，但是，却始终没有提出和缺乏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议题与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妨碍了我们对国家安全战略关系变动形势、发展走向和演变趋势的判断与决策，影响和妨碍了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形势的观察、分析、判断与决策。尤其给中美以及中欧乃至整个中国与西方国家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处理和国家安全关系的处理，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意想不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困境、冲突与误判。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西方理论的长期主导，使得中国的战略界不敢如西方战略界那样直面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博弈问题，主动设置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议题，以致面对美国战略界抛出“锐实力”理论，对中国进行国家意识形态攻击和敲诈时，中国的战略学界竟然没有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予以针锋相对的真理性学术辩驳。2018年7月6日，美国政府悍然发动了对华征收高额关税，中美两国开始了针对性的“贸易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中美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不平衡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建构的。毫无疑问，在这一事关国家安全整体利益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中国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位置上：中国是应战者，而不是挑战者。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课题，即在当今世界大国体系中，如何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这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重要的战略性命题，事关中国整体战略利益与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实现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指形成于二战以后，冷战期间以国家间意识形态差异所构成的、以各自确保自身意识形态安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国际意识形态安全状态和体系。冷战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不仅延续了冷战时期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间二元对立的安全关系，而且还形成了极端恐怖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以及它们与上述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多种和多重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交织叠加、错综复杂，互以对方依存和转移，构成了当今世界极为惊心动魄的国家安全形势和情势。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贸易战，实际上是一种以传统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为依托，以强权政治和贸易保护主义为基础，以霸凌主义、政治讹诈和经济胁迫为特征，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恐怖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新冷战”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植根于“欧洲的文明优越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所形成的西方文明优越感，是一种意识形态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形成于工业革命精神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殖民文化对世界的霸权。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尽管一战和二战实际上给予这种意识形态优越感以毁灭性的打击−纳粹德国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这种优越感，但是，这种基于文明的意识形态优越感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丧失，相反，在美国的扶持下，这种优越感−美国式的优越感−在二战后又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尤其是在冷战中，不仅恢复，而且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上得到了美国意识形态霸权主义的助推与扩张。由于美国本身就是欧洲文化和欧洲意识形态在北美的殖民主义扩张与延伸的产物，是延伸了的“欧洲”，因此，世界实际上形成了以跨大西洋为轴心的、以西方整个制度体系为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东方是它的意识形态安全对象。因此，这个体系的建构就是防范非西方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对它的挑战。这是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核心。

冷战是英美占主导的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在世界的扩张而发生的。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是对冷战发生的历史性的注释。这个核心在苏联解体之后并没有随着“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而解散，相反，由于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的终结”性胜利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强化到任何可能超越西方意识形态体系的国家发展道路创新尝试，都是他们所反对的，都会遭遇到他们的集体无意识的跨大西洋意识形态体系的遏制、阻挠与打压。文明之间的本来差异，一旦遭遇到制度和意识形态−非西方主义的时候，单一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由于文明间差异的介入，而演变为双重属性的国家安全威胁与挑战。不仅阿拉伯国家不行，中国也不行。用亨廷顿的话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于基督教文明意识形态的、非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因此，不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国际关系行为中怎样基于规则地参与国际事务，发展自己的国家，在跨大西洋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看来，都是威胁。所谓“中国威胁论”，和对阿拉伯国家实行“颜色革命”以及中亚国家的“天鹅绒革命”，都是这种基于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及其思维的结果。由此而构成了西方与非西方两大文明体系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进入21世纪后的全球安全关系基本上是由这一组基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立的。

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制度还是意识形态，都是起源于欧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产物，结果却都在实践中失败了。社会主义没有成为欧洲国家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反，却成为远在东方的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这一现实场景，无论如何构成了以跨大西洋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欧洲优越感的现实落差。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美之间国家安全关系的战略矛盾，常常会遭遇到整个跨大西洋西方国家的“群殴”的“意识形态原因”。这也是欧盟主体缺席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因为，一个强大的欧洲，不愿意同时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这种“欧洲式的担心”与冷战的“零和思维”没有关系，但却和以西方为中心的“欧洲优越感”有关系。当文明的冲突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冲突两相融合的时候，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现实地构成了中美两个大国在贸易战中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原则。其中既包含着深刻的基于文明的意识形态冲突，同时更加突出了基于政党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冲突。

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双重属性。它既属于政治范畴，政治意识形态是它的核心意义。在国家安全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安全”这一概念时，主要是指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因而往往具有强烈的对抗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属于文化范畴，文化意识形态是它的内容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具有广泛性和非对抗性特征。这种双重特征结构是构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构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复杂性：既是政治的，又是文化和非政治的。二者之间不仅交织在一起，而且互为表现方式。这就使得在处理不同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时候，常常陷于“意识形态安全陷阱”，误入“意识形态安全困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在政治上会随着一个国家执政主体的变动而发生巨大的变动，属于外交范畴，而在文化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则具有长期的潜隐性和稳定性，并不会随着政权更迭而同步发生显着变化。因此，如何区分不同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以及不同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是中国及国际社会在全球化转型进程中国家安全政策、战略与体系建设的新挑战。

冷战结束后，中美、中西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全球化进程中，当今世界体系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中国处在国家意识形态体系深刻转型与再建构的过程之中，相对处在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西方体系能够接受的“民主化国家”，始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的根本战略目标。这一目标与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之间构成了体系性的战略矛盾和意识形态战略冲突。这一体系性安全战略矛盾，构成了中美、中西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通过结构性改变而能实现的系统性效果。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市场化的意识形态改造以实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改造中国的目的，是美国及西方国家集团的一项根本战略。这个战略并不因这些国家的政党轮替和政权更迭而改变。它是由中国与跨大西洋国家集团的根本价值主张和和实行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决定的。因此，如何处理和建立中美以及中国与整个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政策、战略和国家意识形态制度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义。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一个普遍存在着的客观的国际关系：国际文化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但一直以来尚未作为一个重要学术范畴和学术命题得到认真的研究。由于“国家意识形态”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国家行为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就不能不是关于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通过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这一全新命题的研究，可以为国家安全行为和国家安全战略寻求与提供基本原理，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持。

二.“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构成性质与特征

“新冷战”是相对于旧冷战而言的一种国际安全战略博弈的新形态，是在旧冷战基础上形成和出现的新型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展现形态与表达方式。旧冷战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冷战，新冷战是扩大了的意识形态冷战。旧冷战是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单向度的意识形态冷战，目的是争夺世界霸权；军备竞赛和阵营对抗是其典型性表现形态。“新冷战”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由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引发的扩大了的意识形态冷战，是强加给中国的一种意识形态冷战。虽然，“新冷战”尚在形成之中，还仅仅表现为一种趋势，但是，它引起了全球性意识形态的安全关注。这是由中美两个大国特殊的、区别于当年美苏两个大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决定的。

呈现为中美之间的“新冷战”是全方位的复合型的意识形态冷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民族宗教等。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决定了中美意识形态之间的系统复杂性和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系统性。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领域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都发生着深刻的转型。中国面临和遭遇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危害、威胁主要来自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政治意识形态、学术意识形态、艺术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等。

政治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是来自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体系对中国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由此而建立的意识形态制度的无休止的批评、否定与攻击。这种攻击尤其是通过和借助于互联网，对中国民众和整体性社会舆论心理产生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在港台不断制造“港独”和“台独”事件，都是美国和西方大国直接的通过和借助于所谓民主政制等话题，制造政治意识形态攻击的典型事件。其对内地民众的意识形态具有不可忽视的蛊惑性。所有这些，在互联网放大之后，其政治意识形态渗透力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与危害。

学术意识形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延伸扩散，在某种程度上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意识形态。利用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开展“历史虚无主义”战略，利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的缺点和失误，通过所谓史料挖掘和新史料发现等手段，混淆材料性质，颠倒材料秩序，甚至编造历史材料，罗织历史事件，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破坏和颠覆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英雄烈士的名誉和形象，进而实现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美国和西方大国对中国实施的最极端的意识形态渗透战略。这一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核心就是试图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部，动摇和摧毁其合法性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主要集中在学术界，然后通过学术界渗透和影响中国社会的舆论导向和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评价。

艺术意识形态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延伸和扩展。它是通过影响和重塑中国艺术创作的美学生态系统，重构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生态。其中一个最显着的特征，就是集中表现“丑陋的中国人”。通过种种夸张变形的现代主义的美学手段，颠覆中国艺术创作的价值导向和审美导向，从而通过重塑中国艺术审美价值观，把西方的、对中国人“否思”性审美意识形态价值观，强加给中国人。这是一种对社会意识形态审美生态系统的渗透与破坏，具有“艺术生物入侵”的显着特征。这与中国现代文艺在创建初期对来自西方文艺的主动“拿来”，具有本质的区别。而西方各种不同性质与形式的对中国所谓“先锋艺术家”的资助−艾未未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

经济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具有极高的隐蔽性和蒙蔽性。经济和技术意识形态集中表现为所谓国际秩序、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等规则的制度性刚性惩罚，通过制度性刚性惩罚机制，强迫中国在经济、技术领域里实行意识形态让渡，进而通过经济、技术霸权实现对中国实体经济心理干预。当科学技术成为打击战略性竞争对手的武器的时候，任何科学技术就都具有意识形态性，就都属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范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核心就是“技术冷战”。通过对中国发动“技术冷战”阻滞“中国制造2025”计划实施和实现。

经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竞争是激烈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提出，反映出了这种经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竞争的激烈性，事关究竟由谁来主导世界经济关系与全球化经济进程。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和对中兴通讯的惩罚，都属于这一类型，是一种试图通过阻断中国经济成长、科学技术创新机制−“中国制造2025”计划，强行改变中国发展道路和国家与社会发展制度体制的战略意识形态，阻止中国复兴进程。这一点也已为多名国际政要与西方战略分析家所点破。众所周知，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对中国进行直接的意识形态干预、挑拨，制造意识形态事件和事端，更是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惯技。中美经济意识形态安全分歧，源于两种不同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和“党和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是分歧的重点。在世贸组织会议上，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公开质疑和否定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发展模式，揭示了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本质和“战略动机与目的”：那就是试图通过“贸易战”，打击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颠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管理。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意识形态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涉及到和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性质。而表面上的对华发动贸易战实质上就是一场基于政治目的的经济和技术冷战。这是区别于旧冷战的一个重要特征。

冷战思维是美国的一种国家思维，是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显着特征之一。由于它赢得了美苏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因此，“冷战”不仅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实现“冷战”的“历史的终结”，相反，“冷战”固化成一种“冷战思维”，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工具，成为美国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无论中国政府怎样呼吁“摒弃冷战思维”而始终没能奏效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美国把“冷战”转化和固化成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把它作为遏制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的意识形态战略武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追求的依然是一种你输我赢的以零和关系为本质特征的“冷战思维”。以此思维作为他的国家安全政策与战略的出发点，所形成和制定的美国国家战略无法摆脱“冷战”的路径依赖。但这已经是一种发展了的“新冷战”。这是在一种已经发生了巨大历史变化条件下的冷战。其“历史终结”的形态与方式，同时给中美两个大国提出了挑战和必须给予创造性回答的历史新问题。

鉴于以上简略分析，准确把握和正确认识“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性质与特征，科学处理中美、中西国家间意识形态关系，对于中国和世界意识形态安全理论、政策与战略制定，维护和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制度安全，都具有长期的安全战略价值。

每个国家都有两种国家意识形态：基于文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基于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基于文明的意识形态是一切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这个国家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体系。它是在这个国家以及与这个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这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确立主权身份进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世界体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所在，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征。基于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是在现代政党政治制度出现之后，由不同的执政党的政党信仰所形成的价值观、主要是政治价值观体系建构起来的价值观体系，具有鲜明的易变性特征。基于一个文明的意识形态国家，可以因不同执政党的政党政治意识形态，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奉行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并建立不同的国家发展的社会道路、选择不同的社会制度。比如俄罗斯，20世纪初因十月革命的成功，创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走上了以列宁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又因20世纪末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而解体、恢复和重建，同时放弃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实行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尽管作为一个信奉东正教的民族与国家文明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作为政党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却在20世纪的整整一百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极大地影响人类世界历史的进程，改变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格局及其安全关系。这就为不同文明体系和政党政治体系中的国家处理和重建与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带来全新的挑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在此背景下为美国重建美国与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而提出的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论，并且用“文明的冲突”重新界定“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与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在这里，东正教文明重新成为基督教文明的意识形态对象。由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留下来的几乎所有战略安全遗产，因此，虽然俄罗斯在政党政治上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转而采用了西方政党政治意识形态所信仰和奉行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但是，俄罗斯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在美国及西方世界看来，与当年苏联图谋称霸世界没有什么两样，尤其是在俄罗斯重新将克里米亚归入自己的版图之后，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冲突就不再是不同的政党政治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而是两种基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冲突。普京正是由于将克里米亚重新收入俄罗斯的版图而得到了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俄罗斯民族的拥护。这里面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历史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需要做许多极为深入的研究。而俄罗斯把克里米亚重新收回俄罗斯版图，又恰恰是因为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东扩乌克兰，进而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国家战略安全利益的战略后果。当美国导演下的乌克兰“颜色革命”，推翻了亲苏的乌克兰政府，而扶持亲美的乌克兰政府上台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便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利益，美俄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冲突便发生了。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权主义以及种种保守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一群复杂的意识形态构成。它们具有超国家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又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运动以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甚至可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从而成为一种极端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这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颠覆性。就其对整个世界体系发展的影响而言，是一种否定主义的意识形态。

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是由两国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生成发展与构成史决定的，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中，既有中美两国不同的执政党所奉行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时，也有中美两国民众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来历所形成的民族主义的大众意识形态。就信仰而言，美国是一个以信仰基督教为主体的移民国家，且不分党派、不分阶层。虽然美国也有共产党和其他信仰的政党和社群存在，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精神是美国精神的核心共有，决定了美国社会共同的心理结构与价值取向。中国则不然。中国是一个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大众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此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精神和中华立场的核心共有，决定了中国社会共同的心理结构与价值取向。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构造体系。正是这种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构造体系，建构了中美两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性质、文明属性和价值伦理。因此，二者之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二战期间，中美两国为了扞卫人类文明安全秩序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合作打击日本法西斯。有着合作共赢的战略基础。然而，冷战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美国奉行对华极端意识形态政策，最终导致了中美两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长期对立与冲突。

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安全关系，是传统安全关系高于非传统安全关系，而中国与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安全关系，是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同样处于高风险区。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遭遇战，具有战略摊牌性质和战略决战的意味。至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而言是如此。在这场关系两国根本意识形态战略利益的遭遇战中，中美都难以选择主动的战略退却。这关系到两种不同性质的执政集团的存亡，社会制度存废和国家与民族的前途。虽然，今天的俄罗斯早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美国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苏联偏见”。美国众议院院长保罗·瑞安就特朗普与普京会见一事明确表示：“必须认识到俄罗斯不是我们的盟友。俄罗斯始终敌视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和理念。”由此可见，中美之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和美俄之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这种安全关系，在“新冷战”趋势下，既是结构性的，同时也是体系性的，并由此而建构了当今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复杂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三.“新冷战”趋势下中国与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随着美苏之间的冷战结束，世界冷战格局的转移，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开始了。它是由美国实施的对华意识形态渗透、威胁和危害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主权揭示的。对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渗透与自由主义民主化改造，是美国长期的对华意识形态国家战略。这一战略构成了“新冷战”趋势下美国和西方对华最基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象征性国家力量，自古以来就是“不战而却人之兵”的重要战略战术。意识形态渗透是这一力量形态最主要的实现方式与实现手段。对华意识形态渗透，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改变与破坏和解构中国的意识形态结构，进而改造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是美国基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并不因政府更替而改变。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就已经制定了这样的“和平演变”战略。

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既有传统的宗教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又具有现代的冷战意识形态特征，是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混合体。这个过程是在一个长期演变的文明过程中形成的。早期传教士对中国的传教行为，带有西方宗教文明的某种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和神圣性。那种为宗教文明的传播而牺牲自我和入乡随俗的文明态度，并不在国家间政治关系上构成对中华文明的意识形态威胁与挑战。然而，这一状况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战略性转变而发生了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转型。宗教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被结合在一起。政教合一，即政治意识形态与宗教意识形态合一，成为西方列强处理与建构对华国家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特征。正是这种合一，使得美国与西方大国与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冲突，不再仅仅是不同执政主体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与冲突，而是基于两大不同文明系统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具有“亨廷顿式文明冲突特征”。由于处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战略主体都有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和扞卫自己利益的本能性意识形态需求，因此，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正当性，没有一个国家的执政主体不宣扬自己主张和奉行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一旦这种意识形态价值观被社会主体接受，就会形成强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力量几乎是每一个执政主体的意识形态安全政策与战略。这一特征，在二战后和冷战后被进一步增强了。“互相妖魔化”成为冷战时期最显着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博弈手段与表现形式。正是这种“互相妖魔化”建构了生活在不同文明体系下人们的意识形态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于是，中美关系、中西关系演变和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历史性建构了中美、中西之间两种不同社会性质、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美国及西方大国对中国意识形态渗透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社会制度性历史过程，将长期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走向。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形势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国家文化安全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挑战和建设的困难。主流意识形态在不断遭遇国际社会仇华、恶华敌对势力的正面恶意攻击的同时，也还将进一步遭遇各种形式的反华意识形态力量的持续不断的群体性攻击。这种攻击将同时来自政府、媒体、大学研究机构和情报安全部门，对中国各个方面进行不间断的意识形态骚扰与攻击。2017年下半年开始的、由澳大利亚冲在前面对所谓“中国渗透”的舆论与政策攻击，已经非常突出地反映出了一个新特点：“反制意识形态渗透”，即所谓用中国“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这是美国和西方国家集团对华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挑战、新特点。这一新特点新挑战，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措手不及，本来的意识形态理直气壮，陡然之间变得气馁起来。这首先表现为中国的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集体性失声。仅有几篇对美国情报部门炮制的“锐实力”报告的反驳，缺乏应有的学术论辩力量。相比较于澳大利亚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群起而攻之，中国学术界似乎没有还手之力。这是不应该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在这些方面存在的突出的意识形态准备不足和离散倾向。

对中国快速崛起缺乏预判，陡然之间对于中国复兴战略目标的提出缺乏意识形态准备。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社会制度偏见，再加上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利益争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两种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出现了冷战结束后的失衡。中国实践的成功不再仅仅是中国的，而且具有世界的榜样力量。经济上的号召力转变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颠覆性价值破坏力量，不仅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优势发生了东方世界的历史性转移，而且，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优势，也发生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又一次历史性再现。源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两个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冲突，便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激烈地发生了。这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外部世界来源。只要中国还是共产党的领导、还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不动摇，那么，这样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就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不以中国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对立的。对中国的“民主化”的“软颠覆”，始终是美国及其西方国家集团的根本价值目标。对此必须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和长期的意识形态安全领域里的安全博弈准备。

2018年4月美国顶级学术期刊《外交事务》发表了美国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ell）和前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Ely Ratner）的联名文章《中国清算》，直截了当地提出：尼克松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失败了。文章从经济、政治、安全、国际秩序四个方面，指出美国想要改变、重塑中国的希望和中国实际的发展现实差距越来越大。基于这种期望和现实的差距，两位作者建议美国应重新反思和评估对华战略，并建议美国应该把焦点放到自己和盟友的建设上。这几乎是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战略界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正是在这种战略看法之下，也才有了特朗普政府一反尼克松以来美国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一种战略图谋与这种战略图谋不可实现之间的矛盾，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根本性的战略矛盾。一种战略图谋未能实现，或者说离开这种实现遥遥无期的失望，是美国战略界试图进行“中国清算”的意识形态原因。这篇文章的好处，终于把美国战略界多年来的战略规划与战略意图公之于众了。这对我们更加清醒和科学地认识中美两国之间意识形态战略博弈的本质，有着极大的帮助。这也就解释了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一个长期的“战略竞争者”的原因。标志着中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进入了一个调整与重构的新阶段。隐蔽的渗透与公开的“意识形态讹诈”和“威胁与胁迫”相结合，构成了美国对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新特征，而这恰恰是“新冷战”趋势性发生的重要原因。

当今世界是一个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主导下的世界。美国之所以对改变中国的期望一再落空，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对以中华文化为背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缺乏真理性认识。这是两大文明体系和文化体系之间的根本冲突和对立。把中国发展高科技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是美国实施对华贸易战的借口，试图通过对中国高科技领域进行打击干预中国国内产业政策，进而实现对中国科技战略的全面阻击和对中国复兴的长期遏制，并借此重建全球经贸体制和秩序。从美国的价值观立场出发，这似乎是一个公平的历史逻辑的程序。问题是：美国为什么没有把对英、法、德等国家的高新技术转让看作是一种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把对中国的高新技术转让看成是一种国家安全威胁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代表的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美国战略界心知肚明，中国是不可能对美国发动什么“侵略”的。然而，想象和制造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从而为自己的战略行为提供“正当性”，以使自己得以站在“合法性”道义的高地，这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为战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设计和提供的一个新框架。美国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其国内的政治原因之外，对外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宣示。尤其是在冷战之后，中国还是坚定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的成功无论如何都证明了世界的发展除了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一条道路之外，也还有可以使自己走上繁荣发展的其他道路。这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一种极为深刻的历史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效用评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中国的立场与态度如何，在美国看来都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唯一正确性”的威胁与破坏。这种威胁不是不同国家之间主权的威胁，而是对某种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威胁”。对这种“威胁”的定义，恰恰源于对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两极对抗”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立场。

作为大国，中国当然不能满足于现有国际秩序对中国复兴的约束性安排，当然不能满足于一个强加于中华民族头上的国际秩序。中国有自己的关于国际秩序的认识。从自己关于国际秩序的认识来争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正当权益，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何错之有。若说要挑战，挑战一个对自己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几乎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意志。把国际秩序分为自由秩序和非自由秩序，本身就是一种非民主性的主观主义。把中国定义为非自由主义国家和非自由主义秩序的建构者，和自由秩序的破坏者，本身就是一种强权主义和基于强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今天的国际秩序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安排，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历史结果。中国参与了这个世界秩序的建设，并为此做出了重大牺牲与贡献。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依据本国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和处理对外关系，这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美国试图按照它的目的和想象改变中国，那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的霸权主义错误，与中国无关。用西方的标准、严格意义上说是美国的标准来定义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如果说美国与中国之间事实上已经卷入了一场地缘战略竞争，中国一定是被动的，是由美国的战略霸权主义造成的。其结果将整体性地决定未来几十年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规范和机制。中国要得到与一个发展中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地位和发言权与制序权。这是中国应得的国家权利。

恐怖主义是一种极端意识形态。它以某种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和偏执的价值观挑战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并且不惜以摧毁人类社会和国际规则已经建立起来的文明秩序以实现和达到自己摧毁别人、称霸世界的目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包括欧盟实施以加征关税为特征的“贸易战”就属于这样的“经济恐怖主义”。在这里，美国所要攻击和摧毁的是以WTO为核心框架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制度的全球化，而实现和达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经济意识形态目标。“让自己再次伟大”对于任何一个曾经伟大过的国家来说，都无可厚非。问题是，在一切问题上和一切方面都要“让自己优先”，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每个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处处都要别国让自己“优先”，是否显得过于霸道呢？这显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国家在美国看来没有让美国优先，美国就要对它加征关税，打贸易战，不惜以讹诈相威胁，这难道不是强盗逻辑和恐怖主义行径吗？

以发动对华“贸易战”为形式的“新冷战”，是一次系统的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攻击与敲诈。这是中美两国近70年来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领域里具有战略摊牌意义的一次“贸易战”。从《美国安全战略报告》到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所谓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挑破性攻击，直到美国国会通过《2019财年国防预算报告》。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是一场全方位和体系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威胁与挑战。中国曾经深受冷战之害。中国不需要冷战，更不需要“新冷战”，更遑论中国对美发动了“新冷战”。这是恶人先告状，欲盖弥彰。中国唯有以牙还牙，坚定扞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之外别无选择。这是中国坚定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原则。

四.创造性推进“新冷战”趋势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体系现代化

意识形态包含着深刻的国家利益。扞卫国家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国家安全职能。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并且试图通过长期的、全方位的、系统的意识形态渗透改造中国，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西方国家所希望的“民主国家”，构成了中国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运动的基本动因。准确把握和科学认识这一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处理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重要基础和首要前提。

人权问题一直是中美和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无论涉疆问题、涉藏问题还是互联网治理，人权问题始终都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安全政策与战略。通过人权问题要挟中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和政治讹诈，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以处理国内问题，转嫁国际危机和转移国际视线惯用的国家意识形态策略。人权问题与国家制度和社会性质密切相关，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权问题构成和人权问题解决是不一样的。把西方国家的人权定义和人权标准强加于非西方国家，进而通过人权问题干涉、控制甚至颠覆其国家政权，是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主要特征，也是它们借以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手段。不断地给他国制造意识形态事件和意识形态危机，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利益，并通过这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战略设计，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设置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应该说是美国极为成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战略。而中国则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在一个被动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位置上。

然而，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集团并非在什么问题上都是以人权问题来处理与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当美国的更大的国家战略安全利益受到直接威胁，需要中国作为全球治理重要力量的支持的时候，美国对华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就会让位于新的更大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的“联华抗苏”和“9·11”事件后，中美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关系的改善，都凸显出美国对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的现实主义−利己主义国家安全特征。而这也往往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从人权问题转向经贸问题（这并不等于美国放弃了对华意识形态人权战略），是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型。这一转型是在全球化进程发生深刻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经济力量能够转化为政治优势和意识形态优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肯定，当然也构成了对现存不合理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挑战。当不能在经济上遏制住中国经济的战略性崛起，就不能有效地实现对中国的改造与遏制、进而牢牢掌握对于世界的控制权，甚至还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形象的时候，对华经贸政策的战略性转型，便成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深刻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转型的战略与政策选择。

中国与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制度性、战略性、社会性和长期性特征。当今世界的国家安全概念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和西方文明基础上的，关于国家安全关系的认知及其处理，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后来的关于国家安全关系的认知及其处理，只是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的扩大而已，但其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改变，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体之间，也并未出现第三种社会文明形态。尽管也有冠之以各种名称的所谓社会主义，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构成一个鲜明的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区别的文明意识形态，由此而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也没有发生革命性的、根本性的转移和颠覆性的变化。因此，在全球化依然在本质上是工业文明和工业革命的一个发展的话，那么，由此而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就依然是两种不同政治文明制度下的基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只要决定着这种关系的环境和条件依然存在，那么，由此而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也就将长期存在，并且将同时影响分别处于这两种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下的国家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和冲突。区别只在于在不同的时间图谱上，鉴于不同时期的国家安全利益所表现和反映出来的矛盾和冲突的烈度强弱不同而已。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特征，适时地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意识形态安全冲突烈度调整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寻求对本国安全利益关系的最大化，是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性和主动权的重要前提。正确认识新冷战趋势下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制度性、战略性、社会性和长期性特征，重建中国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及其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社会机制建设，应该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关系建设的新命题。

认真区分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渗透的不同动机与路径，分别采取不同防范与管控机制，是推进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取向。

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是当前及今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主要战略手段。

一种是恶意渗透。其惯用手法是：编织谎言和谣言，以历史仿真性、史料挖掘性等，直接冲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底线和大门，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诋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形象，进而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从而实现在中国全面实行受西方控制的制度改变的战略目标。这一类渗透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对一部分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学和社科院所的知识分子，往往主动利用这一类所谓新史料和新观点、新学说，作为自己研究的新成果，成为美国及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学术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代言人、言说者、传播者。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严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这种恶意渗透产生的最直接的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后果，危害极大、威胁最大、最具有欺骗性，构成了当前和今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最主要的威胁来源和风险来源。对于这一类恶意意识形态渗透，应当坚决予以还击。在这个问题上对学术界持开放与鼓励态度，而不应该以外交的理由干涉学者的正当性、反激性争鸣。这只有对中国的外交形象有好处。

一种是非恶意的。对于非恶意的意识形态渗透，应该与之开展积极的意识形态对话与理论研讨和争鸣，充分阐述中国坚持的意识形态主张与中国历史发展、基本国情以及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善意对善意，以学术对学术，从而通过建构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和交流机制，赢得西方正直的学者对中国意识形态主张的包容和民主化态度，消解与克服西方恶意意识形态对我渗透所带来和造成的意识形态安全危害。

正确区分意识形态渗透与意识形态影响，建设积极而新型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新冷战”趋势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渗透是基于某种明确而坚定的政治目的与目标，通过采取主动的战略性进攻手段、颠覆他国意识形态体系、进而实现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治策略，是一种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它属于这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于核心地位。意识形态影响是一种非主观目的性的随机传播形态，属于非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运动。它是双向的、互相的。它的传播与影响渠道与路径是多样的。任何一种相互间的交往形式都可能对彼此产生意识形态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两个国家可以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拥有很大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影响力，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对另一个国家产生关注力、注意力。这种关注力和注意力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影响力。它是通过自身所拥有的力量而形成的。与意识形态输出没有关系，主观上不具备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影响力会自然地导致他国对一国意识形态的关注，进而选择与这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意识形态路径。这是一种基于共同需求的“善”的意识形态。中国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涉及中国国家主权，与中国奉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没有关系。因此，凡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才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影响，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关系。这种意识形态关系是建筑在对一个国家主权和主权历史的尊重。它具有超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征。具有普遍的国家意识形态正义性。

通过文化与学术交流而产生意识形态影响，是意识形态影响最普遍的形式。任何闭关锁国式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原则，都是不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和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特殊历史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原则，并不能作为一种永恒原则的依据。对此，中国对于“善的意识形态”应持开放性和包容性政策态度，而不能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相提并论。当然，也要对披着文化与学术交流外衣的巧妙的意识形态影响性渗透保持应有的识别与警惕。

人类从来不存在一个完全单质化的意识形态社会，也不存在一个单质化的意识形态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都是由多样性和多元化构成的。正是这种多样性与多元化，使得任何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都是极其复杂的。就其一个国家的内部的意识形态构成而言，每个国家也都存在着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两种既互相区别又紧密联系的意识形态关系。由于在物质生产资料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一般来说，在精神生产资料上也占主导地位。被剥削阶级的思想一般说是受剥削阶级影响的。这就使得民间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中，也深刻地融合了历史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因此，当我们在论述“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这一对意识形态关系型概念的时候，往往是指当下的国家意识形态生态构成关系。诚如当下在欧美盛行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反建制派或反精英主义特征。而建制派或者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代表了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而代表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或政治势力登上一个国家政坛的时候，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原有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格局带来和造成巨大的冲击。英国脱欧、特朗普“退群”等，无不反映出这一欧洲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传统，给当今世界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带来巨大的冲击与破坏。这就使得传统的、意识形态界限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变得混沌起来。因此，当我们比较的关注以精英主义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有目的的体系性渗透的同时，也要密切关注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非官方意识形态的、非主观目的性的结构性渗透与非典型性影响。二者作用的群体对象不同，但都具有深刻影响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发展态势和发展走向的能量。尤其是当某种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登上一个国家政治舞台，成为新统治者、并把民粹主义付诸实践的时候，本来的民间意识形态也可以转化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构成原有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结构性改变。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和英国“脱欧”给当下世界体系及其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原则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被普遍认为是民粹主义所带来的国际政治关系的深刻挑战。从一种意识形态向另一种意识形态转换，并且由此而建构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结构动力学，已经历史性地构成了“新冷战”趋势下的新特征。同时，也历史性地构成了中国与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的新命题。

“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化，是“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新特征。“国家安全”是在二战中形成的一项基于维护本国免遭强敌入侵、扞卫本国领土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国际政治概念与范畴。1947年美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安全法》，从而使“国家安全”以及对“国家安全”的扞卫与维护具有法律的意义。维护国家安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因而是传统安全领域处理国家安全关系的重要原则。

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化。国家安全是美国的国策。美国的所有决策可以说都是基于“国家安全”做出的。因此，“国家安全”既是美国一切国家行为的理由，同时也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的原则。然而，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美国还只是在传统安全领域里使用“国家安全”这一概念，而在今天，美国已经在一切美国所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一切领域使用“国家安全”的概念。“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已经成为美国阻止、反对和干涉一切领域里它所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国家语言。“国家安全”的泛化正在被国家意识形态化。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阻止或禁止经济收购与技术转让，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新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手段与工具。2018年8月13日，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签署成法。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就是这样的一部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外国在美投资设置障碍的法律。该法案不仅包括“禁止中国公司接触美国小企业计划”，还包括禁止国防部资助“中国共产党用来渗透进美国大学获取影响力并开展间谍活动”的孔子学院。把对两国教育交流项目的孔子学院，列为国防授权法案的“国家安全”范畴，凸显了该法案强烈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针对性。

基于不同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性质，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安全战略博弈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但是，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剑拔弩张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发表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甚至公开指责中国试图“恢复朝贡体系”，在国际舞台上复制中国的“威权模式”。这些都是戴给中国的“意识形态帽子”。这是一种基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而做出的一种新价值判断，一种新的关于中美战略关系属性的意识形态定位与判断。这是一种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价值导向的引导下，特朗普政府开始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下手，在政治施压的同时，在经济上对中国施行贸易关税战略和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实行阻断战略，试图通过强行干预中国国家战略进程而达到阻滞中国实现战略性崛起的时间表、甚至干脆阻止中国实现。这是一种通过极限施压而试图达到美国战略安全利益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新意识形态治理逻辑。虽然在本质上特朗普政府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在对华战略上没有根本不同，但是，相比较前几届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海盗式意识形态。“美国优先”的意识形态政策不仅丝毫不顾及已有的多边经贸体制和安全关系，而且，还直接通过“退群”的方式，极度蛮横无理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强加与国际社会。这种意识形态行事方式造成了中美之间国家意识形态沟通的极大混乱。严重干扰了中国意识形态战略安全的中国进程，危害了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利益。其所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危害和意识形态生产机制带来的影响和造成的损失将极为深远。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它通过新冷战机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实施战略干扰的目的。

相比较于美国的进攻性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与政策是防御性的，属于防御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无论是在话语权大小，还是在自我表达空间范围，美国都有着超强的优势影响国际舆论的解读与价值风向。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要差很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今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和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决定的。当这种不可变更的历史背景糅进了今天中国所奉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体系之后，这就使得本来的不平衡的国际文化关系和文化差异也被意识形态化了，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美之间、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意识形态动机的安全战略误判和敌意。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施行前所未有的恶意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再一次再现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西强我弱的安全战略失衡的显着特征。因此，对美国及西方政党政治运动规律及其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影响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谋定而后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中国古老的安全理论与安全智慧。因成为今天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建设的根本遵循。

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战略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构成了新冷战趋势下中国与美国以及其由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基本特征与运动的基本规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运动不可能偏离这一规律。区别只在于这种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影响。它的峰值运动是由此决定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各种不确定性导致的突发的战略性意识形态冲突，克服由于盲目自行而导致重大甚至是颠覆性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失误。战术上的失误常常会转化为战略问题和战略优劣关系的改变。因此，准确把握美国及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变化的规律与特征，创造性重建和科学制定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对于维护和保障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五.建立不同的、以主动建构为核心的防范机制，加强应对国际重大意识形态事件处置能力

政治意识形态与非政治意识形态是两种不同属性的意识形态。它们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所产生和发挥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有些意识形态分歧与对立是根深蒂固的，是基于西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形成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这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形态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决定的。即便如费正清、基辛格这样代表性的知华学者与着名人士，也会与我们存有意识形态分歧。这是不同文明之间建有的不同知识体系而形成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文明体系而构成了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巨大的矛盾冲突一样。但是，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态度与非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和所谓“西马”之间，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与冲突。对这一类意识形态渗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冲突，我们既要深刻地了解它的本质、本意和本来，也要在坚守我们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同时，就他们所提出来的深刻的意识形态问题，给予深刻的研究，以期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建构起我们的意识形态阐释话语和理论体系，从而通过与这些“善意的意识形态”之间开展深入而深刻的意识形态沟通，成为有效防范“恶意的意识形态”渗透的安全防渗剂。混淆政治意识形态和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随心所欲地把非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政治意识形态化，日渐成为西方国家处理国家间正常分歧的意识形态安全化手段。本来国家间正常的投资贸易一旦被冠之以“国家安全”，那么，所有的国际贸易也就都被意识形态安全化了。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或全面数字化时代，国家间竞争形态正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结构性变化和体系性转型。这种结构性变化，正在推进整个现代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深刻变化与治理现代化。除了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变化之外−虽然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处理国家间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矛盾，但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非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正在悄然改变并影响着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这种意识形态由于其非传统意识形态特征，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亚意识形态”。这种“亚意识形态”存在于社会的非主流人群之中，但是却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渗透性，如同性恋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反传统伦理意识形态。这样一类非传统的“亚意识形态”正在呈现出一种演化和发展成为特殊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趋势，正在孕育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构成力量。它们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也不是那种进攻性或防御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游走于社会边缘地带，在意识形态边界层构筑自己的价值观念、社会主张和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识形态性。这种“亚意识形态”同时挑战传统的以二元对立和两极对抗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作为第三种意识形态，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理论所建构的“软实力”安全战略解说，而是正在建构超越于现有关于“力量”定义和力量竞争的意识形态概念与范畴。因此，不要再一般地拿诸如“软实力”这样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政治学概念来阐释和表达我们的意识形态主张和建构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而是要不断地通过创造性提出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中国概念”和“中国提法”，来建构我们与西方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交往和交流话语方式，用西方主流社会难以排拒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巨大的包容性赢得全球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交往、沟通的主动权，从而将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动机和力量，化解于未形成之时。

世界正在进入新百年战略转型期。百年大变局往往突显在意识形态的百年大转型，是突发性国际重大意识形态事件发生期。如果说，过去的百年的工业文明革命带来和造成的是大工业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正在进入的新百年将是一个由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带来和造成的大数据的意识形态。以智能化为导向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无定式发展方向，正在改写人类文明社会过往创造的所有意识形态；全球气候变化的综合影响更加凸显，人口分布面临大调整和再分布。世界秩序正在发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性变化，区域治理结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区域治理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治理形态与治理机制。从百年衰落到百年复兴，中国崛起恰如中国衰落一样，都是中国和世界意识形态变动的大事件。百年前中国缺乏有效应对国际重大事件变动的处置和治理能力，百年后，加强应对国际重大意识形态事件处理能力，已经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大国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能力的重要标准。一个不能有效地应对国际重大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事件的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是无法正确应对和处理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也是无法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关系主动权的。而这样的国家，就不能认为是一个对国际意识形态关系走向具有重要战略影响力的国家。源于冷战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依然存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已经勃然生长。世界正朝着出现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演变。经济意识形态正在超越政治意识形态而直接成为干预国家间意识形态关系的意识形态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阵营性对抗”正在危险地死灰复燃。德国《商报》报道，德国外长马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声称：“中国不属于这个圈子”，因此，德国应该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建立多边主义，而不是中国。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新的画地为牢的价值表述。而正是这样的表述，昭然若揭地把整个西方集团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揭示得一览无遗。重建冷战阵营对抗的思维。在这里，一切经济的都是政治的。而在政治上，整个西方国家集团和中国是不属于同一个体系的。这就是对正在出现中的“新冷战”趋势的又一直白阐述。

政治意识形态与非政治意识形态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的复杂性。正确区分政治意识形态与非政治类意识形态之间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分别建立不同的、以主动建构为核心的防范机制，加强应对国际重大意识形态事件处置能力，成为“新冷战”趋势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使命。

政策是一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明确表示国家赞成什么的反对什么的价值主张，因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的建构力量。同时，政策也会导致和造成一种强烈的反意识形态性。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攻击，为美国对华实施“贸易战”寻找借口，利用政策进行国家意识形态竞争与意识形态博弈，构成了“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运动的常态化。原来的经济上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正在演化为赤裸裸的经济恐怖主义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原来的狭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被扩大化为一种泛化了的新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边界被消解，非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处置能力与建构力量。

消极防御是一种被动主义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方针，积极防御是一种主动主义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政策。与其被动“防范”，不如主动建构。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主动权，在积极的建构中达到和实现积极的防范目的，是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建立健康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体系的关键，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意志转化为国民意识形态安全的自主意识与行为，在防御性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建构中，努力实现将防御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历史转型，推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现代化。

中国已经通过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五国机制，建立和东盟的“6+1”关系，积累起了成功处理不同国家和社会制度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经验，但，仍尚未建立起成功处理与西方大国之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机制。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能没有与西方大国之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互信机制。在今天和可预见的未来，不能与西方大国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互信机制，要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安全将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同时，也将妨碍本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与西方大国、尤其是跨大西洋西方大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将必然构成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与发展的重中之重的战略。没有与西方大国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互信，国内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与发展将永无宁日。防御性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只能成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发展永远的政策与战略。而这与一个崛起和复兴的大国、期许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大国以及世界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期待是不相符合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就具有特别重要的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单一安全诉求而具有普遍意义的、正确建立与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推进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现代化的安全政策与战略价值。

六.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层级社会化防渗漏系统

文化自信是一种对自己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的肯定性心理状态，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自信的整体性民族精神心理基础。一个整天把他国的发展看作是对本国的安全威胁与挑战，事事都要“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除了霸权主义意识形态作祟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以文化自信为根基的意识形态自信。整天介疑神疑鬼“中国威胁”，除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策略之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信心不足的表现。中国也曾经有过文化自卑感，这才有了“拿来主义”，从西方“窃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火而使自己“浴火重生”。近7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不仅使中华民族找回了文化自信，而且为自己的“四个自信”奠定了坚实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基石，为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渗漏系统构筑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撕裂”之后，正在进入一个抵御能力建设与自我修复能力建设相结合的新阶段。必须对“渗透”如何可能有一个十分深刻而清晰的认识。“渗透”在这里透露出了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不自信的存在性危机。常识告诉我们，有“缝隙”才会有“渗透”，甚至发生“管涌”。所谓“苍蝇不叮无缝鸡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因此，“防微杜渐”，防渗透，首先要补“缝隙”，堵“管涌”。要修复已经出现的、仍然存在的旧有“缝隙”，积极建立预防新的“缝隙”发生机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理就是减轻“意识形态库存压力”，运用季候性杠杆机制−节日主题原理，调节“意识形态库容”，通过社会减压阀作用，宣泄那些最容易可能造成“恶意意识形态”攻击性的社会渗透的“社会情绪”，堵上那些利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时期所犯的一些错误，进行“恶意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管涌”缺口，尊重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历史感情和历史尊严，维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荣誉。把对党和国家领袖人物的名誉保护，纳入国家对烈士名誉保护法。从而从法律上建立起自我修复与防范体制和机制。这也是文化自信，而且是最根本的文化自信。在继续实施防御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同时，根据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演化的特征，不断融入和提高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建构能力。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是有层级的。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层级关系，是由不同的社会安全主体定义的，其所承担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责任与义务是不一样的。虽然，就一般的中国国民的国家意识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而，真正的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层级体系中，参与国家意识形态理论与政策形态生产与建构的主体，毫无疑问处在最高安全层级上，承担着相比较于普通国民更为重大的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上，我们的安全责任主体也存在着常常表现的不理直气壮，不自信，总怕被人说“左”了，有点“防左”的“意识形态恐惧症”和“恐左”的“意识形态后遗症”。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动不动就给“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扣上“左”的帽子，是这种“恐左意识形态后遗症”的典型表现。其实就是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意识形态打压。就是不让你开口，就是不让你讲意识形态安全。这恰恰就是美国及西方敌对势力分化中国在意识形态力量所采取的分化瓦解战略，恰恰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渗透”与“意识形态不自信”。这是一种通过内部人解除内部人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的心理战。这是一种远比直接的意识形态攻击危害更大的意识形态渗透。“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及今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的最严峻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这是一种源于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反对而虚构的一种意识形态不自信。这种不自信具有极大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危害性与破坏性。

因此，在安全责任主体建立以“四个自信”为核心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观”，新的学术评价的价值导向机制和舆论环境，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学术评价标准的同时，实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化和发展，建立健全在学术评价体系和制度设计中的中国价值和中国导向，克服与超越在这一领域里对西方学术评价体系的盲从。通过对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评价标准的中国建构，重新唤起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和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把学术成果转化为社会普遍的意识形态接受，从而影响和建构、树立中国社会普遍的国家意识形态自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和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层级社会化防渗漏系统。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Roger T.Ames）曾真诚的指出：“你们的大学和学科使用的都是我们的框架和我们的词汇，很多现代概念都来自西方，是在用西方的概念，按照西方的价值和文化结构去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一个美国的“西儒”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解决中国和西方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安全关系的不平衡问题。是一个中国亟待解决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困境问题：既要克服与超越意识形态局限，学习西方文明以发展自己，同时又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而不使自己成为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附庸；让中国意识形态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并被西方理解。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重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表达系统的挑战。然而，唯有完成这样的一个历史性挑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不平衡现状，从而使得中国与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构成为一种平等、公正、民主的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

当前和今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风险的生成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危害、威胁与挑战，另一种是由新技术造成的文化内容生产与传播手段的改变形成的国家文化安全新风险，是一种由新技术生成的国家文化安全风险。审查制度的出现与发展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审查是国家体制下普遍的防范国家文化安全风险的制度设计。从书报审查、电影审查到互联网审查，都是技术发展造成的国家文化安全的制度后果。在今天，当人工智能用明星照片训练出一套系统，进而生成数百张根本不存在的、但看起来很真实的人脸照片，不法分子可能利用此系类系统制造出图片甚至视频来混淆视听，给监管、安全领域带来新挑战。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给社会各领域带来深远影响，在对军事作战系统研发带来全新理念的同时，也给文化的生产与传播以及文化另一领域的战略博弈，带来了新的创造性想象空间。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制造舆论、散布耸人听闻的谣言、危害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就不再是善良的人们所认为的天方夜谭。社交媒体已经发展成为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政策工具，确保其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需求，是西方国家用以定义国家安全利益和非民主国家的手段与工具，利用和运用这一工具实现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目的，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目的和实质。因此，它们既是政策工具，也是各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工具和传播平台，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存在形态与表现体系。2018年世界电信日把“推动人工智能的正当使用，造福全人类”确定为2018年的主题，警惕“杀手机器人”。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人类学命题，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和所有领域。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新的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挑战。早做预案，就绝不是杞人忧天。随着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产生新的网络安全威胁，发展和利用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网络安全工具会得到快速发展，将构成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生成和威胁的新特征。因此，要逐步从防范外部意识形态入侵向具备监测未知新意识形态攻击（网络攻击）和自动采取识别防御措施的能力发展。这应该成为我国防范美国及西方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对我实施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国家意识形态预警防范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国家文化安全政策方向。开展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新威胁来源、新风险特征、新危险构成预见性研究，争取在未来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竞争中争取战略主动。

中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对中美两国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存在的明显的优劣关系，必须要有十分清晰的安全关系评估。美国在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关系中将长期占据主动地位，改变这种位势之差，努力寻求中美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基本平衡，是中国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关系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因此，必须对中国在对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工具和手段的缺乏，以及在规模上的不对等的情势有一个十分清晰的战略认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之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由这种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突发性战略冲突。克服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上由于盲目自信而导致的颠覆性战略失误。在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中的战术上的不重视，很有可能导致战略上的失误、以至败于战略对手。战术问题常常是可以转化为战略问题和战略优势，战略问题也常常隐藏于战术手段之中。必须看到，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动员能力都远远高于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国际动员能力。美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占据对中国的主动。如何化被动为主动，紧紧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将长期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努力目标与实现方向。只要中国还是处在中美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被动地位上，那么，诸如美国对华的“贸易战”，就将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应该是一个非对称而平等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即互相尊重各自选择适合本国国情和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互不干涉意识形态内政，更不以本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对方并依此来处理两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人类文明正在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转移。已经预示和显示出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在许多方面和许多领域颠覆第三次工业革命取得的文明成果的时候，人类文明社会又将面临全新的知识革命挑战。人类社会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认识，以及关于国家间安全关系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认识，都将发生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在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和智能创造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所带来的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革命以及三者融合的时候，国家安全空间，无论是物理安全空间还是非物理安全空间，都将同时建构它的新意识形态安全空间关系。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将随着新意识形态空间安全关系的重建而重建。一个方面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很可能同时既是本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又不是本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本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很可能包含在他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之中，并且随着他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解构而解构。现有的、建立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文明之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不仅将随着国家权力关系的实现形态和实现力量而发生改变，而且还随着由此而率先实现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革命的主动力量的建构而改变。谁能掌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意识形态重建主动权，谁就能掌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这将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具有量子时代特征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主动权。中国理应掌握这样的主动权，防止诸如“特朗普经济恐怖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突然攻击，将中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主动权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这样，中国要维护世界和平，继续推进全球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可实现的。

七.建立国内意识形态领导权与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相融合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保障体制

意识形态是一种国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与表达。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处理国际关系，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原则。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中国是可以不讲、或者放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原则的，那就是在涉及和事关中国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的时候，绝不拿民族和国家根本的核心战略利益作交换。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领域里是如此，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领域里也是如此。在国内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国际上要紧紧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国内意识形态工作和国际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两个方面、两个领域、两个维度，互相影响，缺一不可，是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机整体和辩证建构。没有好的国际意识形态安全环境，国内的意识形态工作就会面对极大的风险与挑战，付出极大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代价。

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500年历史，有成功也有失败。就其曾经影响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类实践历程而言，如果它是一种一无是处的意识形态的话，不可能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不可能曾经得到全世界那么多政治力量和政治势力，把它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理想目标而拥护，并且至今还在中国等国家努力地实践着。毫无疑问，相比较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不断自我更新与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起跑线上是远远满足不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践需要的。中国与世界发展之间的国家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需要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理论来指导的新阶段。正如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建构那样，通过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满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理论，革除陈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弊端，以拯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更新已经不能解释发展了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给予资本主义社会以新的意识形态解释。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创造性更新，在历史的发展中超越历史的意识形态思维局限性，那么，面对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面的战略不确定时代而可能再次出现“贸易战”，甚至比“贸易战”更大的、对抗烈度更强、深度更深的新的“文化战”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将由于缺乏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手段而无招架之功，更遑论还手之力，面对比现在更少的战略应对手段。而这种缺少，是由于我们缺少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性准备、认识与把握造成的。因此，创造性重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理论，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思维，是紧紧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的关键。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设，应该成为重要内容与抓手。

国际意识形态关系演变必然要给国内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极为深刻的关联性影响，甚至改变国内意识形态建设的结构与走向。世界正朝着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发展。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正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裂变。旧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仍然存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正在生长，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博弈与竞争的张力。这种博弈与竞争并不仅仅表现为所谓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的博弈与竞争，而且还深刻地表现为由此而造成的世界意识形态秩序的改变与重建。世界正朝着出现一种新的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演变趋势发展。这一趋势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建立在冷战基础上的所谓“盟国”或“盟友意识形态”，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一种“新冷战”趋势。在这一趋势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具有哪些新特征？既没有明确的答案，也没有十分明确的图景。经济和技术意识形态正在其中发酵着、催化着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后果，并且最终将在观念意识形态上生成革命性后果。这一挑战的结果，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以极端利己主义的经济恐怖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他不但挑战中国，而且也在瓦解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联盟，很有可能导致如世纪之交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解体一样，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体系联盟的解体。世界将因此而进入一个真正的“不结盟”或“无结盟”国家意识形态关系发展的历史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不仅将改变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轨迹，而且将重建后全球化进程。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推动人类文明社会的继续前进。一切新的国家意识形态都将在这个过程中重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及其原则也将在这个过程中被创建。

统筹国际国内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两个大局，就是要处理好内外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有机协调关系，处理好内外两种不同性质的“官方”与“民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政治的与各种非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成为中国在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必须应对与处理的挑战。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可以在这个进程中获得全新的创造性建构与发展，从而真正奠定21世纪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新秩序。中国现有的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分析，大多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分析的。这是一种客观规律。美国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这是信心需要、稳定需要使然。没有一个自信的分析，不利于有效地凝聚国民的国家意识，集中全民的国家意志，共同抵抗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然而，当我们把困难分析得更充分一些，把问题从战略上看得更严重一些，是否更有利于凝炼国民的自觉的共赴国难的信心准备？这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设需要认真考虑的。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一声震撼全民族的呐喊，才使得全民族团结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最终赢得了中华民族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总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形势或国际舆论分析，而不是把“贸易战”可能造成和带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危局揭示给人们看，容易导致和造成社会群体性误判和国家安全“去预警化”。而这往往与国民自身的社会安全体验是相矛盾的。尤其是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时代，信息渠道的去边界性，已经使得任何与实际情况相脱离的安全形势分析，都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时候，对事情真相的揭示与科学分析，是对国民精神心理能力的高度信任。抗战之所以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在于充分地估计了困难−持久战，不仅是战略预判，而且也是对国民心理能力的“预建”。正是由于科学的建立了困难与结果的国家安全关系，建立了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共同的关于国家与民族的安全认知关系，这才使得中华民族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全民族的抵御外来入侵之敌的伟大胜利。其深蕴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的历史经验，可为今天的中国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仿效。

对外意识形态国家关系处理的重大变化形成的倒逼机制，是造成国内意识形态安全形势和安全关系变动的重要动因。国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与形式的复杂化与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处理原则的变革、创新构成了互动。建立起国内国际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良性互动，有机结合，紧紧抓住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变动的主动权，主动创造有利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设的良好环境，已经成为“新冷战”趋势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设的新的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使命。

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在遭遇到非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挑战。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与非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互相交织，正在构筑未来世界的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这种非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不是由诸如恐怖主义发动的非传统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而是由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发展的结构性与体系性变动而生成和出现的“国家间”的非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退群”和“贸易战”是它的典型特征。尤其是在二者叠加形成的复杂的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的时候，“剪不断，理还乱”，这就需要通过寻求建立新理论、新机制、新政策核心战略，来赢得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在这里，创建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理论，为新机制、新政策核心战略提供原理性支持，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因此，在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还依然对当今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发生着深刻影响的同时，更要关注非传统国家意志形态安全关系提出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挑战。如何在和平崛起的大前提下向外部世界宣示中国坚决扞卫国家意志的主张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一致性，让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和致力于世界和平的责任感，与中国对战略挑衅决不姑息的觉醒产生合二为一的认识，这些都是在“新冷战”趋势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的重大战略课题。

美欧关系是建立在英美关系和战后冷战关系基础上的。英美关系具有联动性，从当年的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学，到今天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退群”的新民粹主义，都可以看到两国在意识形态关系上的“脉性”。虽然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历来存在战略竞争关系，但是，必须看到，欧美在经济意识形态上是有矛盾的。它们可以在经济意识形态上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而拥有维护各自不同利益的战略立场，分别站在不同的经济意识形态这一边。然而，源于共同的价值观，它们一定会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战略立场上保持一致，属于同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阵营。而它们与中国是属于两种不同价值观系统。只要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的“盟友”关系还存在，北约还存在，那么，这种来自不同系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竞争就会继续进行下去，直至新的国际秩序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出现和得到重建为止。在今天，虽然，它们不能在是否继续维护世界多边经贸体系、推进全球化进程保持一致，但是，它们却可以在传统安全领域里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上保持一致。尤其是在对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上。因此，战略性科学区分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分别制定基于不同对象和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政策，是紧紧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的重要前提。

全球化作为一种美国主导下的新全球意识形态进程，具有重新塑造全球经济意识形态、进而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这是美国发现的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对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美国具有利用和借助于全球化重塑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全球意识形态格局和秩序。然而，令美国所没有战略预见到的是：全球化在使得全球产业重新布局、转移的同时，也使得全球资源和利益被重新分配。这对所有国家、社会阶层和个人都产生冲击。这个冲击的后果，出乎美国战略界的安全战略规划之外。这个分配的生态性演变超出了美国战略界的预期，巨大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是它的集中表现。经济战略意识形态的重大失误，必然导致经济安全意识形态的极化思维。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一超独霸格局，仍在影响当今国际局势。这就使得美国政府与战略界至今深陷于此：美国利益神圣不可挑战。一旦出现了这种挑战，这种经济意识形态的“极化思维”就必然在美国催生出经济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特朗普现象”在时下美国的出现，有它的生态必然性。这名商人出身的总统强调美国至上、利益至上，导致美国在霸权道路上把利益看得越来越重。这符合美国人霸权主义意识和美国例外的自我优越意识。美国社会的左、右力量可以不同意特朗普在具体经济政策上的做法，但是，在经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上却是对此有着高度认同的。这也许就是特朗普一意孤行非要与中国打贸易战的底气。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既不是逆全球化的，也不是反全球化的，而是全球化的一次深刻转型。这种转型与它在美国主导下的历史性发生一样，是以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为转移的。当全球化不仅不能如美国之愿，继续朝着美国主导的方向发展，而越来越对全球经济和自由贸易发挥积极性作用的时候，改变这一全球化进程，并使之朝着美国主导的方向重建规则与秩序，也就自然地成为美国政府的根本选择。即便不是特朗普，换一个美国总统也还会发展这种转型。这是由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社会所发生的深刻的结构性转型推动和造成的。因此，当美国认定是中国占了它的“便宜”的时候，由此而形成的“贸易战”，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发动的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关系对抗。

中国是在深刻总结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的历史经验，自主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是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的一次深刻而历史性的意识形态自我革命。而美国则是出于自己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造和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市场的占有而逼迫中国放开市场准入，加入世贸组织的。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次在冷战结束后影响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贸体系，重建国家经贸秩序和重建中美两个大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重大的历史性努力，从而给予全球化进程以深刻的影响，使得全球化进程真正地具有了全球的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全球化进程使得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乃至整个全球化事业和人类文明的意识形态发展，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巨大的战略利益获得与进步。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关系处理经历了：（1）以开放重建中国与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新关系−引进和重建中国大学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处理国家关系，主动在学术科学领域里开放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空域；（2）加入WTO，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调整中国相关领域里的法律制度与意识形态原则，重建中国经济制度及其国家经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这两个阶段，都属于被动调整与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阶段。

然而，动机与出发点的巨大差异，最终还是导致了历史结论的巨大差异。中美两国面对全球化的深刻转型，又一次做出了重大的、但却不同的战略选择：中国基于全球利益，坚决维护与扞卫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和贸易自由化体制，而美国则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的利己主义国家利益出发，实行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就是它的单边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也许是当初谁也没有预料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后果居然是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下发生的。这一意识形态的选择，使得中国在处理“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重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变被动为主动，这是面对“新冷战”趋势日益明显的中国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所谓根本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设，尤其是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关系治理的第三阶段：主动性建设阶段。

意识形态分歧与世界知识体系重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当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知识体系占据着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主要的话语形态和话语表达的主要来源的时候，不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处在一个被排斥和被挤压的地位。这种被排斥、被挤压的意识形态的任何努力都会遭到来自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本能性的打压。无论在学术议题设置上，还是在对全球进程中各种重大主题的设置上，中国都缺乏整体性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议程设置能力，从而使得我们在应对重大事变所反映和揭示出来的安全关系问题上，缺乏主动性，没有主动权。这也是面对诸如“贸易战”这样突发性重大国家战略安全事件时，应对失措的重要原因。

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正在形成之中。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它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具有哪些新的特征？这些都需要我们给予极为认真的对待。尤其是当原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政策，已经不能完全应对当今世界出现的一系列新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的时候，呼唤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理论的出现，正在成为“新冷战”趋势下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和期待。“新冷战”是一个尚在完成中的单方面的体系性意识形态建构。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并没有称霸全球的世界战略，也没有这样的企图。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成为中国的新世界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这一中国理念已经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并多次写入了联合国的决议性文件，正在发展成为一种超越不同国家制度和传统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原则。因此，紧紧抓住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统筹国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和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两个大局，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理论与政策、以及统一的处置体制和机制，对于最大限度地改善中国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安全环境，优化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安全生态系统，对于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与战略，具有根本性的战略奠基价值。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上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围追堵截，疲于奔命地应对与防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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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朱佳峰.领土权：当代政治哲学论域中的理论图景.学术月刊,2018,50(02):94-102.

[18]熊月之.新群体、新网络与新话语体系的确立——以《格致书院课艺》为中心.学术月刊,2016,48(07):140-156.

[19]朱立元,张蕴贤.新审美主义初探——透视后理论时代西方文论的一个面相.学术月刊, 2018,50(01):116-130.

[20]夏中义.学术史提问与“新世代”焦虑——兼回应王建疆教授.学术月刊, 2016,48(06):93-100.

【胡惠林，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二级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