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金融资本主义道路之失：以债务“创造财富”

原编者按：米歇尔·哈德森教授从什么是中国“真正的GDP”以及“真正的财富生产”、马克思的经济模式如何解释西方的新食利者问题和马克思关于经济史广泛动态的观点三个角度展开论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西方政治经济发展史为基础对西方经济体“以债务推动经济”的金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历史性分析和现实性批判。本文直指欧美各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了工业商业周期、消费不足和过度生产之后，第三卷进一步讨论了从封建主义和早期“古典”生产方式中继承的前资本主义财政问题：经济债务随着复合利息的“纯粹数学规律”而增长。事实上，利率的“翻番”并不等于真正的财富积累，而是一种不断积累的寄生性财政负担。债务负担越多，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收入就越少。相比于同时代人，马克思更加强调，债务以复利的形式呈指数级增长，债务一再地翻倍，逐渐超出债务人的支付能力，债务收入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加，进而缩减国内市场产量，阻碍对新生产资料的投资。马克思解释道，信用体系与生产相比属于外围，同时信用体系在古代封建制度下的欧洲、社会主义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之中都是存在的。所有这些经济体系的问题都在于如何防止经济萎缩带来的债务增长和利息费用。马克思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然推力是用公共货币和信贷取代私人银行和私人铸币。他首次提出工业资本主义下的有息债务是为资本投资提供资金的合理手段。综上，通过资助资本产生足以偿还债务的利润，从而使其具有潜在的生产力。

正如马克思时代的德国现实，工业银行可能会为工业资本的形成提供资金。马克思所举出承担债务的工业资产负债表的例子与李嘉图（Ricardo）对地租上涨导致资本主义世界末日的分析相反，马克思期望资本主义摆脱地主阶级的政治支配地位以及前资本主义的遗产高利贷。这种经典的自由市场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就是将经济从不具有生产力的“高利贷”债务中解放出来，伴随着土地所有权的稀缺和私人垄断所有权的问题——列宁（Lenin）称之为经济“制高点”的基础设施形式。政府可以通过满足企业的基本需求来提高该行业的竞争力，这要比私有化经济体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价格低得多。

随后，这一工业资本主义改革方案开始在德国和美国落地，但马克思意识到这种改革不会一帆风顺或水到渠成。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此路不通。食利者阶层进行了反对改革的斗争，银行集中精力抵押典当品，而不提供新的生产资料。重返工业银行前信贷阶段的结果是，在美国和英国的银行贷款中，目前有约80%采取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形式，其效果是将土地的租金收益转化为利息。

而今，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与垄断了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的组织结盟严重阻碍了财富增长和收入累进税的改革。西方的工业资本主义已经走过了租借私有化、紧缩和债务农奴制的弯路，其结果是双重危机：由于债务通货紧缩，公共垄断、公共卫生、通信、信息技术、运输和其他基础设施被私有化，进而提高了劳动和工业品的价格。债务危机横跨政府债务、公司债务、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务和个人债务，造成财政紧缩，资产和收入被剥夺，“实体”经济也随之缩水。随着收入和财产所有权转移到由金融部门领导的新食利者联盟，经济极化初现头角。为了扞卫这场经济反革命，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统计数据中充斥着对于国民账户（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测量。然而西方以债务创造财富的方式本身就危机重重，下面将从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

二、什么是“真正的GDP”以及“真正的财富生产”

否定古典价值中的经济租金理论——市场价格超过固有劳动力成本——是后古典GDP概念的基础。古典租金理论对雇佣领域提出了财富和收入名义性增长的警告。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詹姆斯·密尔（J.S. Mill）和马克思（Marx）等经济学家认为，食利者收入应该被视为从国民收入和产品中扣除的间接费用。这种食利者的管理费用是如今债务通缩和经济私有化的负担，因为这将使北美市场和欧洲市场萎缩。

历史上曾经属于公共部门的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实际上加剧了西方的债务危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ederick Hayek）和他的门徒们，从安·兰德（Ayn Rand）到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再到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芝加哥学派和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都忽视了混合经济的优点，反而声称任何公有化或管制都是向极权政治的偏斜。遵循着这种意识形态，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放弃了经济监管并将金融欺诈合法化。他坚信虽然带来大规模银行欺诈和垃圾抵押贷款的公司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是规范此类商业活动或起诉欺诈者只会降低市场效率。他的观点完美契合了美国和欧洲商学院教授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新自由主义假定最快速地增加金融财富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最有效的。新自由主义还假定银行家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诚实交易比欺诈更符合他自身的经济利益，因为客户可以发现并规避银行家的欺诈。但随着复合运算的兴起，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就是建立垄断并攫取政府监管机构、司法系统、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权利以防范其他不利政策的出台。其目的是通过纯粹的金融手段致富——通过提高股票市场价格，而不是通过有形的资本形成。这与扩大经济及其市场的工业逻辑正好相反。金融资本主义无法创造生产率更高的经济或提高生活水平，而是采取一种紧缩政策——用个人的工资和公司的收入来支付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医疗保险支出以及贷款给私人的垄断企业。渐进式收入和财富税已经被扭转为吸收薪资以补贴私有化食利阶层的手段。债务过度增长和财政政策紧缩产生了双重结果。首先，将债务紧缩与财政紧缩相结合，只能将大约三分之一的工资收入用于购买劳动产品。对利息、租金和税收以及垄断价格的支付缩减了国内商品和服务市场。其次，增加偿债服务，垄断价格和向生活、生意成本转嫁的税收使得新兴市场经济体成本高昂。这就是美国经济去工业化、中西部地区成为锈带的原因。

三、马克思的经济模式如何解释西方的新食利者问题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描述了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周期性危机的动力理论和“运动规律”。资本主义必须解决的基本内部矛盾是工人无力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这被称为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但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原则上只是暂时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三卷描述了一种独立于工业经济之外的前资本主义危机形式：债务呈指数增长，给经济增加负担并最终在经济崩溃时实现扩张。破产、止赎和债权人之间的财产转让是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常态。经济紧缩、资本萎缩、移民、寿命缩短以及人口减少是造成2008年债务遗留问题以及希腊、南欧其他国家命运问题的根源。这与早在20世纪60-9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紧缩计划下的金融动作异曲同工。当公共政策转交给债权人时，他们会利用权力进行资产剥离，坚持债务偿清，而不考虑对经济造成怎样的破坏。

1991年采取新自由主义放任政策之后的“后苏联经济”为世界提供了血淋淋的教训。希腊的悲惨命运与那些债务不断增长的经济体以及远离资本运行中心的国内食利者阶层一样。债权人甚至可以暂时叫停民主政府的政策。这些缓慢的经济体崩溃和债务通缩被描绘为“市场选择”的结果。事实证明，这是经济停滞的“选择”。所有这些都被西方经济学部门和商学院教授的经济理论合理化。这种教育是一种愚蠢的灌输——托斯丹·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称之为“无行为能力培训”，因为它仅有利于了解经济体的运作方式。

西方大多数私人财富都来自房地产和其他债务融资。在2008年危机之前，这种财富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随资产价格膨胀而扩大，而政府不愿意听从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以及几乎所有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的建议：土地租金国有化，并使土地租金价值上涨成为税基。未征税的土地使其租金价值“免费”被抵押为银行的利息——这些银行通过贷款抵销不断上升的债务比率从而获得日益增加的贷款。这种“轻松信用”提高了房屋所有权的获取成本。卖家将其结果称为“财富创造”，主流媒体将中产阶级描述为受益于房价上涨而日益富有的人。但债务融资带来的房价上涨最终还是为银行及其债券持有者创造财富。

美国房屋所有权成本高昂，人们所需支付的抵押债务费用和联邦政府担保费用高达43%。如此之高的理由是可以通过银行信贷（即购房者的抵押贷款债务）来抬高房价，促进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繁荣发展，使他们能够将房屋以每代更高的价格出售给新一代的买家。这当然不会使买家们更加富有，而是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收入转移到购买劳动力产品上，以此来支付日益膨胀的银行信贷利息。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购房消费者支出首先是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地位。在西方，这种地位主要取决于邻居、学校、交通和其他公共资源。公共交通、公园和学校，其他城市设施和基础设施以及对土地使用的重新划分导致了土地价格的上涨。在西方，这种上涨的租金最终落脚于购房成本，使得购房者必须从银行借钱，结果是公共支出最终进入银行——增加了收税员的费用。

四、马克思关于经济史广泛动态的观点

纵观三个世纪以来的希腊经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描述过一种具有永恒性的宏伟的历史模式，即一种由原始民主转变而来的寡头政治。在这种模式中，政治集团成员使自己成为世袭贵族，并将一些赞助民主的贵族拉拢到阵营之中。中世纪哲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认为历史兴衰循环交替，当领导者调动互助伦理来获得广泛支持时，社会繁荣和权力将得以延续，因为共同的精神生活可以引人共鸣。但是繁荣常会滋生自私，尤其在王朝统治时期，伊本·卡尔敦认为这种生活周期只有大约120年。到了19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阐述了这种兴衰理论，并从中成功孕育出傲慢的寡头统治政权。

马克思将漫长的历史进程视作一种从古代奴隶制、高利贷的生产方式到封建主义再到工业资本主义的稳步提升的长期过程。不仅是马克思，几乎所有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在这种不断向上的技术和经济轨迹上，社会主义将成为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中的某种形式。相反，西方工业资本主义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这一现实，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从原始民主转向寡头统治。西方银行和债券持有者并没有将工业资本主义从地主和自然资源垄断者手中解放出来。由于政府的免税政策，西方银行和债券持有者将工业资本主义视作主要客户，并成功地取代地主成为主要的食利者阶层。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是，这种向着封建食利者特权的倒退让房地产、金融利益垄断者利用经济拓宽了债务渠道。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史嘲讽了大卫·李嘉图对于世界末日的警告，即李嘉图所说的让地主经济吸走全部工业利润来支付土地租金的可笑之处。事实证明，李嘉图的食利者末日是由银行阶层一手造成的。银行牺牲有形资本，并通过回购股票和支付更高股息的金融工程来创造“资本”，而企业利润则被企业收购债务的利息和奖励给股权持有人、开拓者们的相关财务费用所吞噬。这种金融动态已经操控了工业资本主义，主要经济体在债务负担的重压下分化并最终崩溃，这也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债务开销导致金融危机，从而以实施紧急规则来取代民主立法。因此，与哈耶克的反政府“自由企业”警告不同，极权主义的“滑坡”不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革限制食利者阶层来提取经济租金和利息，而是恰恰相反：在整个社会察觉到之前，食利者阶层已经出现了世袭罔替，其金融寻租的商业计划将使经济陷入贫困。

希腊的债务危机几乎使其民主烟消云散，因为外国债权人已经取代了民选官员掌握了实际控制权。从纽约市的破产到波多黎各的破产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第三世界债务国的“紧缩计划”，国家破产使控制权转移到集中理财计划人员身上，而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称这些计划人员所在的资本主义为危机资本主义。这种“计划”最终并未集中在民选政府手中，而是集中在成为事实政府的金融中心手中。1980年之前，英国和美国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的带领下在经济之路上独辟蹊径。紧随其后的是更多的倾向于财政私有化的领导者——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所在的新工党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所在的新民主党，他们试图挽回一个世纪以来的由资本主义逐渐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经典改革和政策。然而，这些国家实际上正经历着向新封建主义的倒退，新西兰的新兴经济和政治思想已经成为西方的主流。尽管大家都清楚，正是这一政策致使北美和欧洲失去了从前的经济领导地位，但拥有金融权力的精英们还是裹挟着资本继续运行。

欧美国家的经济政策之失足够让世界各国引以为戒，所以回顾以上问题，可以使大家明确，正确的经济政策需要发挥作用，引导有形资本的形成以及生产线上的可见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承担越来越多的债务或者将财产从公共领域中剥离的方式来增加国家的财富。

【作者：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密苏里大学教授。译者张宇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参会稿件，有部分删减。本文原载《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5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