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洛·费尔南德斯：帝国主义与体系稳定性问题

一、引言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争论之一是资本主义体系能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从而为大企业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20世纪初，列宁与卡尔·考茨基之间的着名论战——即关于那些争夺世界财富的列强和大企业是否会同意在全球范围内和平地管理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当前的许多争论中依然存在。很多讨论都围绕着体系稳定性展开。一些作者要么强调经济稳定，要么强调政治稳定，但中心思想都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变得更加结构化，更有能力解决那些阻碍全球资本积累进程的冲突。因此，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间竞争的理念已经过时。

本文考察了近期关于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认为，资本主义更加组织化，甚至达到了足以克服列强之间内在对抗的程度。这类理论主要来源于20世纪初爱德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着作，我们也可以在鲁道夫·希法亭、甚至尼古拉·布哈林那里找到它的源头。威廉·罗宾逊的文章《超越帝国主义理论:全球资本主义与跨国国家》(2007)和《理解全球资本主义》(2008)、罗宾逊和杰瑞·哈里斯的文章《正在形成的全球统治阶级?全球化与跨国资本家阶级》(2000)、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着作《帝国》(2001)、列奥·帕尼奇(Leo Panitch)和圣·金丁(San Gindin)的着作《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美帝国的政治经济学》(2005)。上述着述通过使用“全球化”、“跨国资本”和“帝国”等术语传递出如下观点:世界已经达至这样一种经济和政治组织水平，以至于国界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大企业的活动因而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

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sed Capitalism)概念的批判可参见大卫·哈维的着作《新帝国主义》(2004)、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的着作《帝国主义与全球政治经济学》(2009)、彼得·高恩(Peter Gowan)的文章《走向国际灾难的胜利:美国大战略的僵局》(2003)、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的文章《分析帝国主义》(2003)、亚历山大·马歇尔(Alexander Marshall)的文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个过时的范式?》(2014)、斯皮罗斯·萨克拉洛普洛斯(Spyros Sakellaropoulos)和帕纳约蒂斯·索蒂里斯(Panagiotis Sotiris)的文章《从领土资本帝国主义到非领土资本帝国主义:列宁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可能性》(2015)以及萨克拉洛普洛斯的文章《贯穿帝国主义论与生产模式分期的全球化问题》(2009)。本文将重点分析萨克拉洛普洛斯、索蒂里斯和马歇尔的研究。这些作者吸收了列宁的“不平衡发展”和“帝国主义链条”等概念，提出了更激进的批评，证明了作为一个资本主义阶段之产物的“帝国主义”概念仍然具有持续的现实意义，它能够回应这一特殊的世界历史阶段所提出的各种挑战。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我运用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分析了体系稳定性问题。在第二部分，我集中分析了一些当代作者的着述，他们与第一部分提到的作者持有相同的观点，都认为“帝国主义”不再是解释当代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概念。在第三部分，我基于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检视了体系稳定性的概念，指出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一定的组织程度从而导致帝国主义概念彻底失效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种主张没有正确认识到那些驱动资本主义体系运转的结构性特征。第四部分是文章的结论。

二、古典帝国主义的稳定性

希法亭是第一位将金融资本作为垄断时代——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资本的主导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个阶段，产业资本与作为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之特征的金融资本的分离消失了。在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的经典着作《金融资本》(1910)中，希法亭认为资本主义可能会达到某种程度的组织化，以至于不再受制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消除经济危机。

根据希法亭的说法，资本主义往往会在所有的经济层面上创建企业联合。最终，一个世界卡特尔(a world cartel)将会出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将由一个最高机构严格地规划。该机构将完美地规定所有领域生产和分配的产品总量。经济规划甚至会达到连货币也不再需要的地步。通过限制生产，卡特尔可以消除商品生产过剩危机，但无法消除资本过剩危机。因此，尽管卡特尔可以改变经济危机的性质，但却无法完全消除危机。

通过比较重商主义时期工业资本争取更多自由的斗争，希法亭得出结论:帝国主义阶段的金融资本痛恨竞争的无政府状态。由于利益相互关联，它更倾向于组织化，但只希望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竞争。

布哈林也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世界经济往往变得高度组织化。在《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一书中，布哈林指出:

【“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政策，它以生产组织的某种成熟(这很重要)为前提。”】

在布哈林看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将在国家经济层面上消除，并转移到国际舞台上。因此，布哈林分析指出，存在着一种双重运动:一方面是资本国际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是资本向国家渗透的趋势(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双重运动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也是列强处于敌对状态的原因:布哈林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经济，而是战争。因此，资本主义体系往往会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实现经济规划。它之所以没有充分地发挥出其全部组织潜力，仅仅是因为世界被划分为民族国家。诚如布哈林所指出的:

竞争升至最高级: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在国家经济的限制范围内，竞争被降至最低限度。现在的竞争则过度发展，超越了这些限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然而，卡利尼科斯注意到，如果资本主义确实像希法亭和布哈林所期望的那样高度组织化，那么为什么要相信帝国主义会在民族国家内部消失?根据布哈林本人的说法，如果国家托拉斯(national trusts)能够达成协议，帝国主义就会不复存在。但是，由于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这是不可能的。达成这种协议的必要条件是世界市场上托拉斯之间的平等。由于不存在平等，所以处于更有利地位的托拉斯——无论是在严格的经济层面还是在经济—政治层面(资本与国家相结合)——不会对达成如此协议感兴趣。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资本主义可以使自己组织起来从而消除帝国主义内部的战争的观点是由考茨基提出的。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的根本推动力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工农业之间的扭曲。究其原因，在于工业在资本积累和扩大生产上的动力比农业更足。工业更胜一筹的投资能力会导致两个部门的紧张状态，因为，由于工业的持续增长，农业需要不断地供应原材料和粮食。

因此，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但是，诚如希法亭所说，这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而是金融资本的首选政策。国家将被迫建立庞大的民族工业以保持其独立性，然而大部分农业经济则将衰落。从这个角度来看，农业国家便具有了被占领和屈从的趋势，从而导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并最终引发军备竞赛。考茨基也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防止竞争的出现，往往会阻碍农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然而，根据考茨基的观点，列强之间在剥夺农业地区时发生的冲突不会一直存在。军备竞赛和殖民扩张将达到阻碍积累的程度，并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此，没有必要保持战争状态，因为这只有利于一个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即军需工业。大垄断集团对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支配导致这些国家放弃军备竞赛，从而有利于支持和平联盟的建立。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有远见卓识的资本家都必须向他的盟友呼吁:所有国家的资本家联合起来”。

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此时依靠发动战争来缓解矛盾已无必要。这种将发达国家的经济卡特尔化转移到国际舞台上的发展程度被考茨基称为“超帝国主义”。

因此，与希法亭和布哈林相比，考茨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组织能力，并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将达成协议，从而允许资本再生产以和平的方式席卷全球。他指出:

然而，从纯粹的经济立场来看，没有什么能阻止这种急剧的扩张，最终通过帝国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来取代帝国主义。战争持续的时间越久，就越能使所有参与者精疲力竭，进而从早期的武装冲突中退缩，我们也就越接近最后的解决方案，但现在看来还不太可能。

二战后，美国霸权统治下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复兴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思想。然而，用考茨基的话说，防止列强之间爆发新冲突的条件尚不具备。当资本主义组织化的思想在“全球化”的庇护下达到顶峰时，军费开支却一直没有缩减，世界上的一些地区确实发生了武装冲突，甚至是在冷战之后。

三、后冷战时期的稳定性

19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至上观念，与民族国家作用相关的新问题被提了出来。各国相互依存、金融和商业开放有利于所有国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一些作者开始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被一些与自己国家没有任何关系的大企业所控制。资本主义达到了可以阻止国家间冲突的组织化程度。

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这一被广为引用且被奇怪地称为“反全球化宣言”的着作中阐述了这种观点。在作者看来，帝国主义将不复存在，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发挥欧洲国家过去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权力被分散，且不受特定领土的约束。已经崛起的是“帝国”，而非帝国主义，“帝国”被定义为无国界和超越国家的全球力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出现了，它由国家机构和超国家机构组成，它们以一种单一的逻辑结合在一起，在这种逻辑下，民族国家再也不能管理经济和文化交流。在主权衰退的背景下，没有国家能够扮演帝国主义国家的角色。

帝国以这种方式诞生于二战结束后的过渡时期，此时，世界被三种机制定义和组织起来:(1)非殖民化，美国领导下的世界市场的逐步的、等级化的复苏;(2)生产的逐步分散化;(3)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它使得规训生产体制(the disciplinary productive regime)和规训社会(the disciplinary society)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持续的传播。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正是这三种机制促成帝国主义向帝国的演变。

在帝国中，新生产力将不会占据一个具体的位置，因为它们无处不在，不仅生产商品，“而且生产丰富而强大的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国界逐渐消失的世界。现在，跨国公司将对后殖民国家和从属区域的经济和政治变革负责。它们将决定每一时刻的生产速度。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指出的:“国家被打败了，公司现在统治着地球!”

帝国主义战争将被“正义战争”所取代，而这实际上是一种警察行动，因为如果疆界在现实中不复存在，也就没有理由发动战争。国家之间的对抗将消失。因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

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内部的和反帝国主义的战争历史已经结束了。这种历史的结束带来了一个和平的王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小规模的内部冲突的时代。每一场帝国战争(从洛杉矶和格拉纳达到摩加迪沙和萨拉热窝)都是一场内战、一场警察行动。

军队也将不复存在。美国将拥有一支世界警察部队，它不会为帝国主义的利益行动，而会以维护和平和秩序的名义为帝国服务。资本主义的稳定将达到顶峰。

与哈特和奈格里一样，罗宾逊和哈里斯认为，资本主义将在一个疆界被瓦解的世界中由跨国机构组织起来，为跨国资本服务。罗宾逊在多部着作中都强调，相对于希法亭和列宁所分析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处在一个可以称之为全球化的新阶段，而这是跨国资本的产物。

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语境中是无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问题的。因此，“全球化”这个术语(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是与当前的时代相一致的。哈里斯断言，资本主义增加积累和剥削劳动的基本逻辑不会改变。然而，它将以新的方式进行。

相应地，罗宾逊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体系有四个新特点:(l)真正的跨国资本的崛起，以及所有国家在新的全球生产和金融体系中的一体化。国家或区域资本仍然存在，但跨国资本占主导地位;(2)新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出现;(3)跨国国家机器的兴起;(4)全球社会新的权力和不平等关系的出现。

然而，罗宾逊认为，他的理论与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论断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因为后者假定资本将保持国家资本的性质，并在国际上联合起来。在他看来，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同，资本之间的冲突对于体系来说具有地方性，但在全球化时代会表现出新形式。由于这个原因，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将不复存在，只有企业之间才会存在竞争。随着民族国家被跨国资本主义势力所俘获，后者往往会为全球的利益服务，而不限于局部的积累过程。

作为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回应，罗宾逊得出结论:世界正经历一个“全球资本帝国”的时代，仅仅由于历史原因，该帝国的总部设在华盛顿。这个帝国不再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为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他指出:

我们见证了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的新形式，其目的是为跨国资本的渗透以及将被干预地区重新纳入全球体系创造有利条件。美国的干预促进了权力从以地方和区域为导向的精英向更有利于跨国项目的新群体转移。美国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建立美国剥削的专属区域。建立专属某国的剥削区域是世界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产物，如西班牙征服拉丁美洲、英国征服南非和印度、荷兰征服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变化所带来的资本的阶级力量的增强在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总之，美国政府试图代表跨国资本主义的利益发挥领导作用。

在罗宾逊看来，美国政府将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的关键工具，因为它将充当大资本利益的扞卫者，压制反对它的部门。因此，“9·11”之后美国军事化程度的增强既与谋求霸权无关，也与19世纪末帝国主义内部对抗的死灰复燃无关，而是对始于1990年代末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充满矛盾的反应。在罗宾逊看来，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社会两极分化限制了世界市场吸纳生产的能力，阻碍了体系的扩张能力。例如，入侵伊拉克将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而促进交易资本的渗透，并帮助该地区融入全球资本主义。虽然它直接使一些美国企业(美国资本)受益，但它们实际上是跨国企业集团，其利益与美国资本无关，而与全球资本挂钩。

哈特和奈格里以及罗宾逊和哈里斯都认为，资本主义已经高度组织化，以至于战争已无必要。然而，在论述实际上不会有军队、而会有跨国警察不时被召唤来维持世界各地的秩序时，哈特和奈格里更强调国家的作用。

帕尼奇和金丁也认为，未来全球化不会刺激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而会鼓励某种形式的合作，从而带来一段稳定时期。根据这些作者的观点，要理解帝国主义这一新阶段，就必须了解美帝国主义在二战后的作用。在那时，全球资本积累的稳定条件是由一个“非正式帝国”(美帝国)创造的，美国可以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纳入其统治下的体系中。

因此，要理解当代帝国主义和全球化，就必须从经济、政治、领土三个方面来阐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国家将不再是生产、投资和盈余分配这一组织机构的一部分，但是，在必要时仍要维持法律规制，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管理，并充当“最后的贷款者”(lender of last resort)。国家没有这些特权，资本主义就无法存在。在政治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已成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典范。最后，领土方面包含在前两个方面之中。资本主义通过深化经济联系得到发展，特别是在领土范围内，以国家边界和身份为标志。国家仍然服从于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逻辑，但这并没有消除国家的重要性。

然而，冷战的结束揭示出发达国家之间新的等级制度。在国际领域，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将有助于促进全球一体化。竞争不再像20世纪早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理解的那样，即必须表现为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对抗。帕尼奇认为，“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本身可能已经过时，因为帝国主义内部的对抗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非正式的“美帝国”已经取代了地缘政治冲突。

在帕尼奇和金丁看来，考察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是如何在国际层面上发生的非常有必要:

这不仅涉及对社会生活逐步市场化和商品化的理解，而且还涉及对民族—领土资本主义国家(national-territorial capitalist state)以其自由民主的形式被普遍接受并在20世纪中期写入国际机构章程和国际法的过程的理解。

正是经济与政治在国际领域的分离使非正式帝国的存在成为可能。在1870-1920年的全球化时期，这种分离并未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殖民主义的扩张、对采用自由民主制的抵制以及每一个国家与资本积累有关的特殊性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上述三个方面产生严重的矛盾，进而导致帝国主义内部的对抗。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由这些因素产生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帕尼奇和金丁认为，将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可以避免落入帝国主义历史理论的陷阱。然而，他们却批判了自己所描述的“理论原教旨主义”(theoretical fundamentalism)，因为如果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就不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两位作者认为，这可能是错误的: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协议使得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必须服从于合作主义。美国的民主为其在世界其他地区树立了信誉，即使其仍然奉行赤裸裸的军国主义。

然而，其他列强不会成为美帝国主义的被动参与者，它们将继续在国家的国际化方面相对自主地运作，它们的行动反映了在每个国家中社会力量与内部政治行动的平衡。这将使它们能够迫使美国履行其在管理全球资本主义方面的责任，特别是以一种更加自主的方式来管理，这种压力同样来自美国的社会结构本身。但是，这样做会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美国有能力在扩张、保护和复制资本主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因此，这个国家将不仅仅是美国资本的代理人，它也承担了建立和管理全球资本主义的责任。因此，欧洲的资产阶级及其国家从对抗美国帝国主义中不会获得任何利益，因为它最终将服务于全球资本家阶级的利益。

帕尼奇和金丁承认，即使有了这些积累起来的权力，美国也没能将资本主义经济带到一个新的稳定水平。然而，全球金融动荡和随之而来的危机已经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外围国家更加依赖美帝国的干预。美国的成功在于其创造了一个不必使用军事力量的势力范围。因此，两位作者认为，不会再有帝国主义内部的对抗。

帕尼奇和金丁对国际体系和作为帝国主义大国的美国的行为提出了一些相关见解。然而，他们高估了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组织者和全球发展驱动力的能力，忽视了阶级斗争在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即使他们提到阶级斗争，也是认为它服从于主导国家的意志。因此，帕尼奇和金丁的观察更接近于一种“超帝国主义”，即认为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

四、对抗的终结?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哈维、卡利尼科斯和高恩——都拒绝承认，资本主义可以达到终结帝国主义内部对抗的稳定程度。但是，萨克拉洛普洛斯、索蒂里斯和马歇尔等作者对这一现象有着更加一致的认识，因为他们基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因此，针对前面几部分分析的资本主义体系稳定性的思想，他们设法提出了相反的见解。

列宁将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定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是其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种实施领土扩张和经济—政治控制的金融资本“优先”政策。始于19世纪末期的帝国主义是集中化和中心化盛行的资本积累进程这一内在趋势的产物，并且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它还是从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矛盾所导致的结果。

在垄断盛行的阶段，危机得不到抑制，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竞争也无法消除。不仅如此，垄断还放大了经济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和矛盾，从而带来了竞争加剧、冲突升级。

用卡特尔消除危机是拼命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无稽之谈。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严重。①

列宁也将金融资本视为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金融领域发生了质的变化:与工业资本主义盛行的早期阶段不同，帝国主义的经济动力现在有赖于高级金融(haute finance)。

因此，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其内在的资本输出需求，而不是商品出口。正是通过资本输出，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及其一切经济和社会矛盾才能以一种咄咄逼人的、不可逆转的方式表现出自我。这并不是通过领土的正式合并来完成的，就像列宁在论及英国对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的非正式统治时所强调的那样。

即使如此，国家在资本主义运行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存在全球性政府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民族国家，资本将无法自我复制。为了确保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家制定管理劳动力的战略，实施维持国家资本利润、促进国家资本在国际经济中扩张的干预。然而，资本输出也导致了国家间的竞争，因为它们也发挥着协调不同统治阶级利益的作用。垄断企业可以在世界上的多个地方联结起来，但它们仍需要与自己的母国保持联系，在母国受到法律保护，甚至方便的时候在法律体系之外寻求母国的保护。

因此，国际冲突(经济、政治和/或军事冲突)是资本主义体系所固有的，尽管合作的时刻可能更多。资本扩张不一定需要战争，但也不能将其排除在外。因此，与军备有关的活动在国家经济中占有特权地位。这就造成了一种持久的战争气氛，因为拥有外部敌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和为军事采购进行有效辩护，对于与军工有关的垄断企业来说具有实用价值。

据此，“全球化”一词描述了一个没有疆界的资本主义世界(该世界屈从于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所拥有的、据称无国籍的资本)，但却隐瞒或否认了有关国际体系运行的关键方面。实际上，帝国主义概念与全球化概念是不相容的。尽管一些马克思主义作家开始用它们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但是同时采用这两个概念是不合适的，因为全球化思想压制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内剥削关系的历史发展和作为一种理论和历史参照系的帝国主义之作用的问题。

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主张的国际体系以稳定性为特征的观点似乎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某些段落中寻找到支持。根据这些学者的理解，国际冲突几乎完全是由于国际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造成的。既然国际资本已经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那么它将不会给破坏国际体系的抗议运动留下任何存在的空间。这种观点低估了国家和其他形式的斗争的重要性，例如，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斗争。即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也在为波兰的民族解放进行呼吁时提到了民族国家问题。再如，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在这些国家中，压迫妇女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尽管不一定与跨国企业有关)，任何与性别有关的有利于妇女的更深层变革都可能造成极大的不稳定，这是因为该区域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关跨国公司具有促进国际剥削的非凡协调能力的观点在前文涉及的作者的着作中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理论假设。追随马克思的足迹，列宁指出，资本运动中固有的资本中心化和集中化趋势不仅不会消除竞争，而且把竞争提升到另一个水平。这是因为竞争迫使资本家毫无节制地进行积累。资本生产从不考虑它的极限，因为资本具有内在的扩张性;因此，当这些限制被超越时，就会间歇地爆发危机。对资本家来说，除了继续寻求不断的扩张，别无他法。在资本的逻辑中，没有任何情感的空间，对资本家来说，“不进则退”。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剥削市场，该市场也很难以有组织的方式抑制经济危机及其经济—社会后果。

事实上，冷战之后资本国际化的热潮以及在一些国家同时出现的公司的形象尽管毫无新意，但却制造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这些公司不再与各自的国家相关，罗宾逊就持有这种错误的认知。然而，我们需要分清表象与事实。2009年，当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申请破产时，它们得到了原产国美国政府的救助，直到2013年为止，共得到美国财政部的贷款800亿美元。2014年，纽约法院对法国巴黎银行处以数额高达89亿美元的罚款，因为它在与古巴、伊朗和苏丹等被美国禁运的国家进行金融交易时提供了便利，从而违反了一项美国联邦法律，即1977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当时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曾代表国家直接介入此事。巴黎银行案也违背了帕尼奇和金丁的观点，即美国首先服务于世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

因此，与“全球化”不同，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链条”概念仍然准确地描述了国际体系中资本再生产所产生的等级关系、不均衡关系和复杂关系。它将现有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资本主义列强聚集在一起。约翰·米利奥斯(John Milios)和迪米特里斯·索提罗波罗斯(Dimitris Sotiropoulos)认为，“帝国主义链条”的概念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体系，因为不平衡的发展会导致较发达国家之间力量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这往往会削弱已有的中心力量，从而有利于更具经济活力的新的权力极。因此，构成帝国主义链条的列强之间的矛盾将会升级。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对于解释帝国主义链条上国家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也为军事冲突提供了经济基础。

第二个问题涉及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不平衡的发展会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发生革命带来可能性，而不是如马克思最初所预言的那样，在生产力更发达的国家发生革命。然而，这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处于帝国主义链条中的国家实力较弱还是更强，是相对于这一链条中的其他环节而言的。

事实上，21世纪初出现的国际形势似乎并不能证实资本主义体系趋于稳定的观点。在经济方面，危机在“全球化”时代变得更加频繁。危机从墨西哥危机(1994-1995)开始，由于墨西哥自1980年代末以来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它常常被视为值得效仿的典范，因此这场危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稍后，东亚危机(1997-1998)、俄罗斯危机(1998)和巴西危机(1998-1999)暴露出1970年代形成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脆弱性。世纪之交上演了新的经济动荡，诸如2001年土耳其和阿根廷发生的情况。之后，国际经济经历了一段持续5年左右的相对平静时期，但是随后又爆发了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并引发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始于资本主义的中心——美国，影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及世界其他地区。这暴露出全球金融架构的脆弱性，并引发了一些政府和美国社会内部对经济秩序的不安。“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就是明证。尽管随后围绕防止如此大规模的危机重现所需的改革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几乎没有任何提议被付诸实践，这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链条内部的利益之争。此外，危机后经济的低水平增长往往会使环境更不利于人们重新认识问题，从而导致了矛盾的激化。鉴于此，尽管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的干预能力巨大(以2008年金融危机最糟糕的时刻为例证)，但是似乎不可能得出国际经济体系更加稳定这样的结论。

同样，我们也不能得出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复存在、这个问题只存在于经济领域的论断。各国仍在继续运用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并根据其资本家的利益来维系和征服新的积累空间。1990年代，当美国进行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时，它成功地维持了对其他大国的霸权地位，阻止了相对成功的区域自治战略的出现。这并未使美国变得更加友善，就像路易斯·菲奥里(Luis Fiori)、高恩、萨克拉洛普洛斯和索蒂里斯所宣称的那样。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不久，中心国家就采取了一些合法的干预措施，其辩护理由包括侵犯人权、在拉丁美洲打击贩毒集团、惩治腐败、维护国际安全以及最近的预防性“反恐战争”。

然而，随着不平衡发展规律的盛行，新的权力极正在出现。由于国际体系日益多极化，国家间的合作已经变得更加困难，这一点在金砖国家联盟和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形成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中得到了体现。

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应如此强烈，特别是“9·11”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使用好战的和干涉主义的语言。从那以后，美国在世界一些地区挑起冲突，无视阿富汗(2001)和伊拉克(2003)等国家的主权。利比亚和叙利亚也是美国与法国、英国以及在该地区有着多种利益诉求的中东国家进行联合干预的目标。2011年轰炸利比亚后，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同样的做法还被用于叙利亚。然而，俄罗斯在维持阿萨德政权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最近，对乌克兰的干预在该地区造成了严重的不稳定，导致围绕克里米亚重新并入俄罗斯的问题实施了全民投票。这证明了大国之间的对抗依然存在，俄罗斯正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全球经济危机持续存在，但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军费开支仍然很大。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2015年全球的军费开支达到1.68万亿美元，比2014年实际增长了1.0%。这是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增长。但是，在此之前，从1998年至2011年的13年间，军事支出稳步增长。美国在军备上的花费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2015年占总支出的36%。欧洲的军费支出亦值得关注。正如弗兰克·斯利普(Frank Sjilper)所表明的，尽管处于欧元区危机中心的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已经努力执行经济紧缩计划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但这些国家的军费开支仍然高得离谱。这显然与考茨基的观点相悖，考茨基曾预言，军事开支减少是超帝国主义的主要后果。

在本研究中，我试图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即资本主义能够实现更高层次的组织性，这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希法亭预言了一个旨在有效控制生产且稳定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卡特尔的诞生。布哈林的研究认为，在卡特尔的控制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会实现稳定，然而在国际领域，它们仍会继续展开竞争。考茨基主张，列强之间通过达成协议可以实现稳定，此时将不再需要战争。

很多当代作家检视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性。哈特和奈格里、罗宾逊和哈里斯以及帕尼奇和金丁皆不再认为“帝国主义”一词足以描述当前的国际体系，转而采用“帝国”一词。哈特和奈格里走得更远，他们暗示世界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它不再为国家主权留有空间，而战争将只是警察行为。

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萨克拉洛普洛斯、索蒂里斯和马歇尔等作家一直试图对国际体系提出更加令人满意的解释。如前所述，列宁分析帝国主义并不局限于严格的经济或政治维度，也并不想把这一现象仅仅视为一些有影响力的列强的扩张主义。帝国主义是一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体系，它赋予了资本无与伦比的活力，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和国家间的对立。

在这种背景下，我试图证明，当前的国际形势更接近列宁的设想，而不是本文第二部分所提及的作者们的观点。世界部分区域的政治和经济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欧洲仍能感受到2008年危机的余震，它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而提出的改革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种情况与全球化的理念非常不同。

美国的全球领导能力正在受到质疑，人们对其在军事和宏观经济领域的单边政策举措越来越不满。金砖国家联盟和南美洲国家联盟等重要的抗衡组织已经出现，加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和俄罗斯的重新定位，都有可能加剧资本主义内部的对抗和竞争，而不是相反。因此，就像最近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战争仍然具有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是真实的。

最后，帝国主义概念不仅依然有效，而且仍然是用来描述剥削、财产、阶级斗争和革命转型之间的关系的最好方式。帝国主义排除了一个稳定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出现的可能性。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5页。

【马塞洛·费尔南德斯，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农业大学经济学院；译 者：陈文旭，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察网（www.cwzg.cn）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