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媒：美国对20个国家强加制裁妄图破坏其经济和国家主权

尽管谁是阿曼湾两艘油轮受到攻击的责任者的秘密继续没有解决，很清楚的是特朗普政府从5月2日起一直在破坏伊朗石油的运出，当时特朗普宣布将“使伊朗的石油出口减少到零，断绝这个政权主要的收入来源”。这项措施指向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土耳其，指向所有购买伊朗石油的国家，现在它们面对美国的威胁，如果那样做的话。可能美国的军队没有在实体上飞越运输伊朗原油的油轮的上空，但是它的行动具有同样的效果，应当被认为是经济恐怖主义的行动。

特朗普政府还在犯罪，在强占委内瑞拉70亿美元的石油资产时大规模盗窃石油，此时阻止马杜罗政府可能得到自己的资金。根据约翰·博尔顿的说法，对委内瑞拉的制裁2019年将影响它价值达110亿美元的石油出口。特朗普政府还威胁运输委内瑞拉石油的海运公司。两家海运公司一家总部设在利比里亚，另一家总部设在希腊，因为运送委内瑞拉的石油到古巴已经受到制裁。它们的船没有受到损坏，也没有受到经济毁坏。

不论是在伊朗、委内瑞拉、古巴、朝鲜或是在20个国家中的某个国家，都在美国的制裁“靴子”之下，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它的经济分量在全世界的国家实现“政权的变更”或是重要的政治变革。

致命的破坏

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残暴。虽然没有实现“变更政权”的目标，但是造成了在全世界与美国的贸易伙伴更加紧张，对伊朗普通人的惩罚带来可怕的痛苦。尽管食品和药品从技术上说不在制裁之内，但是针对伊朗的银行如波斯银行（伊朗非最大的国有银行）的制裁使得它几乎不可能对进口的商品进行支付，这包括食品和药品。结果药品的缺乏在伊朗将肯定造成数千人死亡，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受害者将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什叶派领导人，也不是政府的部长。

美国的公司媒体作为同谋提供服务，借口制裁是一种“非暴力的工具”，是为了向特别的政府施加压力，强迫某种政权的“民主变革”。在美国新闻很少提及制裁对普通人致命的影响，只限于怪罪这仅仅是作为它攻击的目标的政府造成的经济危机的结果。

在委内瑞拉美国制裁的致命冲击过于清楚，在那里严厉的制裁破坏了经济，它正在从石油价格的下跌、反对派的破坏、腐败和政府不好的政策中恢复。关于2018年在委内瑞拉死亡率三所委内瑞拉大学提出的年度联合报告指出，美国的制裁在很大程度上要对当年至少增加4万人的死亡负责。委内瑞拉制药学会2918年的报告说重要的药品缺少85%。

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制裁，2018年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至少应当为委内瑞拉经济的小幅反弹和更适当地进口食品和药品提供便利。相反，美国的金融制裁阻止了委内瑞拉为它的债务重新募集资金，剥夺了委内瑞拉石油工业购买零件、维修和新的投资的现金资金。此事导致石油的生产更有破坏性的下降，比前些年石油低价格和经济萧条下降更多。石油工业提供委内瑞拉国家利润的95%，因此在扼杀石油工业和使委内瑞拉不能得到国际贷款的时候，如同预料的那样，制裁恶意地欺骗了委内瑞拉人民，使经济陷入一种致命的螺旋形下降。

杰弗里·萨克斯和马克·威斯布罗特为经济和政治研究中心进行的一份题为《制裁作为集体的惩罚：委内瑞拉的情况》的研究指出，2017年和2019年美国制裁结合的效果2019年将造成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7.4%，这是从未有过的降幅，2018年委内瑞拉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6.7%，从2012年到2016年石油价格下跌了60%以上。

在朝鲜几十年的制裁，加上长期的旱灾使这个2500万人口的国家数百万人营养不良和贫困。特别是农村地区缺乏药品和清洁的饮用水。2018年强加的更严厉的制裁禁止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出口，降低政府支付食品的进口以便减轻短缺的能力。

非法的制裁

美国的制裁更加令人愤慨的因素之一是它治外法权的范围。美国破坏第三国的企业，因为它们“违反”所载而惩罚它们。当美国放弃与伊朗的核协议，开始强加制裁的时候，美国财政部炫耀仅在一天之内（2018年11月5日）美国制裁了700多与伊朗做生意的个人、单位、飞机和轮船。关于委内瑞拉，路透社报道说，2019年3月美国国务院已经“教育全世界的石油贸易企业和炼油厂，让它们进一步减少与委内瑞拉打交道，或是将面对惩罚，尽管它们进行的活动没有被美国政府强加的制裁所禁止”。

石油工业的一个来源向路透社抱怨：

【“这就是美国的行动方式。他们写下名字，然后叫你，以便给你解释还有你没有写的规则，他们想让你继续”。】

美国的当局说制裁将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人民有利，向它们施加压力是为了让人民起义和推翻他们的政府。注意到美国使用军事力量、政变和隐蔽行动是为了打败外国的政府，结果在阿富汗、伊拉克、海地、索马里、洪都拉斯、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和也门造成灾难。美国利用它的统治地位和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作为“软实力”的方式，目的是做到“政权的变更”，这种想法导致认为那些提出美国的政策的人们以一种更容易向关注战争的美国公众和感到不安的盟国兜售一种强制的方式。

但是发生对空中轰炸的“震动和恐惧”，军事的占领进行无声的暗杀，可以预防的疾病、营养不良和极端贫困远不是一种人道主义的选择，在人道主义国际法之下使用武力更不是合法的。

丹尼斯·哈利德1997--1998年曾任联合国在伊拉克的人道主义协调员职务，1998年被任命为该组织的副秘书长，后来他因为抗议针对伊拉克残暴的制裁而辞职。

哈利德说：

【“整个制裁当是联合国安理会或是一个主权国家强加的时候，是一种战争的形式，一种挫伤性的武器，以不可避免的方式惩罚无辜的公民。如果故意扩散，当它致命的后果已经被公认的时候，可能被认为是种族灭绝。美国大使玛德林·阿尔布莱特199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中说过，杀死50万伊拉克儿童对企图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是值得的’，联合国继续制裁伊拉克按照种族灭绝的定义进行调整。”】

存在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命的两个联合国特别报告人，这是两个独立和严肃的当局，一直在调查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制裁的影响和非法性，尽管他们一般的结论可以同样适用于伊朗。阿尔弗雷德·德萨亚斯在2017年美国强加金融制裁不久以后访问了委内瑞拉，提出了一份他在那里看到的情况广泛的报告：由于委内瑞拉长期依赖石油，治理不良和腐败，美国的制裁造成非常重大的冲击，但是报告也有力地谴责美国的制裁和“经济战”。

德萨亚斯在报告中写道，

【“现在的制裁和经济封锁可以和中世纪对城市的围困相比。21世纪的制裁企图不只让一个城市下跪，而是让主权国家下跪。”】

德萨亚斯的报告建议国际法院将美国反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作为一项反人类罪进行调查。

联合国第二个特别报告人伊德里斯·贾扎伊里发布一份强有力的声明回答今年1月在委内瑞拉由美国支持的失败的政变。他谴责外国的大国“强制”形成“对所有的国际法的准则的违反”。“制裁导致饥饿和医疗的缺乏，这不是对委内瑞拉危机的回答”，“它将一场社会和经济的危机提前，没有提出和平解决分歧的任何基础”。

制裁也违反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19条，它明确禁止“通过任何理由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部或外部事务”。他补充说，宪章“不仅禁止使用武力，而且也禁止任何其他的干涉方式或反对一个国家的人员威胁的企图，或反对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的企图”。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20条是同样明确的：

【“任何国家都不能使用或鼓励使用强制的经济性质或政治性质的措施以便强迫另一个国家的主权意志，以及这样获取任何类型的优势”。】

关于美国的法律，不论是2017年还是2019年反对委内瑞拉的制裁的基础是总统没有根据的声明，称委内瑞拉的形势在美国创造了一个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如果美国联邦法院没有那么多恐惧让政府部门在对外政策的事务中负责任的话，一个联法院就可以质疑和很可能甚至比在墨西哥边界的“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更迅速和更容易的方式拒绝所有这一切，至少在地理上墨西哥与美国相连接。

没有效率

存在一个更加关键的理由以便避免美国的经济制裁在伊朗、委内瑞拉和其他受到影响的国家的冲击成为致命的：不起作用。

20年前，当经济制裁正在使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五年内减少48%的时候，严肃的研究证实了它的灭绝种族的人的代价，继续没有能力把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赶下台。丹尼斯·哈利德和汉斯·冯·斯波内克两位副秘书长辞去了在联合国的高级职务，因为他们拒绝强加那些谋杀性的制裁。

1997年罗伯特·佩普当时是英国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他通过收集和分析115个案例的历史数据（从1914年到1990年），企图解决关于使用经济制裁以便在其他国家实现一种“政治变革”的问题。他在题为《为什么经济制裁不起作用？》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制裁仅只在115个案例中的5个获得成功。

佩普还提出一个重要的和挑动性的问题：“如果经济制裁有效的次数稀少，为什么美国还继续利用制裁？”他提出了三个可能的回答：一个是“那些做出强加制裁的决定的人们系统地高估了制裁本身强制性成功的前景”；二是“考虑将武力作为最后的手段的领导人经常期待首先强加制裁的事实能提高他们后来的军事威胁的信誉度”；三是“一般来说强加制裁向领导人提供比拒绝号召支持上述制裁或是使用武力更大的国内政治上的好处。”

我们认为回答可能是“所有前面的东西”的一种结合。但是我们坚定地相信这些理由的任何结合或任何其他的理由都不能为在伊拉克、朝鲜、伊朗、委内瑞拉或任何其他地方经济制裁谋杀的人的代价进行辩解。

与此同时世界谴责最近对油轮的攻击，试图确定有罪过的人，这种全球的谴责也应当集中在对致命的、非法的和无效的经济战负有责任的国家，它处在这场危机的中心：美国。

【作者：美迪亚·本哈明 尼科拉斯J.S.戴维斯。《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6月22-23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魏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