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法国经济学一超独霸之教训及其对中国的警示

一、法国经济学教育体系新一轮改革的背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经济学界内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批判性反思，再度出现经济学教育改革的呼声。[2]在这些事件中，法国政治经济学会的建议格外引人注目。其原因就在于它试图对法国经济学教育体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在“经济学”之外，另外成立“经济学与社会”这一新的学科，以便使曾一度因受到严重打压而面临灭绝、但近20年来却蓬勃发展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体制上脱离由新古典经济学统治和支配的经济学学科，自主地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活动。法国政治经济学会给法国教育部提出的建议是：以试验的方式开放一个为期四年的研究与教学新空间，以便使“扎根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得以延续。四年之后，再根据结果来决定，是继续还是终止试验。[3]2014年12月，法国政治经济学会的这一建议得到法国教育部的批准，但却遭到了法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激烈反对，以至于法国政治经济学会的这种改革动议仍前途未卜。

这一事件不禁使笔者想起了15年前在法国诞生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2000年6月，以法国高师学生为主，法国经济学学生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封对经济学界的请愿书。请愿书认为，现有的经济学教学存在着严重缺陷：数学本身已成为一种追求的目标;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支配地位是压倒性的和不公正的;教条的教学方式，不允许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法国的学生们使用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autistic”(自闭症)，对新古典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现状进行了描述：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由于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所导致的语言损伤，过度迷恋假定和模型。[4]请愿书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问题，因此呼吁对经济学教育体系进行改革，从而掀起了“post-autistic economic movement”。由于“post-autistic”在中文中难以找到相对应的术语，所以，笔者在将这一运动介绍给国内学术界时，意译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5]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在当时曾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在法国，2000年7月底，法国的一些教授也发表了他们自己的请愿书，明确支持学生们的改革要求，呼吁对经济学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公开的争论，[6]200多名法国经济学家签名支持学生们的请愿。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法国教育部部长杰克·兰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任命着名经济学家菲图思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责令他在一年内提交报告。2001年9月，调查委员会发表了他们的最终调查报告——“菲图思报告”，呼吁法国经济学教育在以问题为中心、展开真正的争论和开设跨学科课程等几个方面施行改革。但是，正如法国经济学学生请愿运动的另一位领导人雷维奥德，在“菲图思报告”发布一年多后接受访谈时所指出的，“菲图思报告”虽然对“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观点做了很大让步，但它确实没有被阅读，所以几乎没有产生影响。[7]

自法国学生2000年发起“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以来的10多年间，法国经济学教育体系是否更多元化了?答案是否定的。法国政治经济学理事会的一项研究表明，法国经济学教育不仅没有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多元化反而在趋于消亡。2000-2011年法国经济学教授晋升资料显示，在这一时期产生的209名教授中，84.2%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5.3%为经济思想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剩下的10.5%才是“非主流”经济学者。在2000-2011年获得晋升、占比10.5%的“非主流”教授还可以细分如下：2000—2005年之间在所有晋升教授中占比18%;2006—2011年之间占比5.0%，相比2000-2005年，这一比例在2006-2011年期间降为不足此前的三分之一。[8]自2009年11月以来，法国政治经济学会一直在对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媒体发出警告：大学经济系的多元化发展正在消失。[9]上述研究结果证明，这种警告并非空穴来风。这使法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们感到了空前的生存危机感，特别是这种状况与近20年来非主流经济学队伍日益壮大的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不得不向法国教育部提出自立门户的请愿。

二、新古典经济学独霸西方经济学界

为了给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生存和创造性发展的空间，法国政治经济学会只不过是向法国教育部提出了放开一个为期四年的试验期，如果结果不理想，法国教育部可以终止这种试验。但当教育部在2014年12月刚一宣布接受这种试验的申请之后，就遭到了法国新古典经济学的强烈反对。据报道，法国“经济学”学科现任主席以辞职作为威胁，要求废除这一部长级法令;很多经济学系主任和主席本人在2015年1月4日的《费加罗报》上宣称，新学科仅仅是为大学经济学教研系统中“那些无法在顶级期刊发表文章的人”，提供一个“失败和沮丧的聚居地”;“教育部长已经被左翼人士欺骗了”。[10]10年前，笔者曾对包括法国主流经济学在内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性缺陷，进行过密集的批判，这里不再重复，只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法国主流经济学对非主流经济学的不实之词进行批驳，揭露新古典经济学独霸法国以及整个西方经济学界的本来面目。

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顽固地拒绝真正的科学研究，沉溺于“自闭症”的世界，企图继续独霸经济学界。法国主流经济学学者声称，非主流经济学学者是“那些无法在顶级期刊发表文章的人”，那么，什么是“顶级期刊”?法国主流经济学所谓的顶级期刊，只不过是连篇累牍发表数学模型文章的期刊而已。这些文章严重脱离实际，沉溺在虚构的世界中，是法国请愿学生所谓“自闭症”经济学的典型样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虚构的经济学不要也罢。早在15年前，针对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取决于数学形式化的观点，支持“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法国经济学家们就指出，将科学等同于数学的看法是幼稚和荒谬的，将关于经济学科学地位的争论以是否使用数学这个唯一的标准来判定是一种欺骗。[11]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实证主义和布尔巴基主义，将存在严重局限性的数学方法作为普适的甚至唯一的科学方法，作为判断什么是科学的标准，已经使经济学日益远离现实，也远离科学，因为科学不能脱离对现实的关注。[12]实际上，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并不是“失败和沮丧的聚居地”，而是蓬勃发展并对主流经济学形成严重挑战的经济学群体，他们也在《剑桥经济学杂志》等许多非主流经济学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只是按照法国主流经济学的标准，这样的刊物算不上所谓的“顶级期刊”而已。法国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坚决反对法国教育部对经济学教育改革的支持，原因就在于这种改革严重地威胁到他们独霸法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其次，西方经济思想史清楚地说明，目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经济学多元化发展中，一个几乎遭到所有其他经济学流派反对的数理经济学派的后裔而已，它根本就没有资格和权利独霸经济学。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古典经济学开始陷入危机。西方经济学界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进入了一个学派林立和多元化发展的时期，相继产生了德国和英国的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数理学派、奥地利学派、老制度学派、熊彼特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数理学派起源于边际革命，后以新古典经济学的面目得以继续发展。西方经济学界的这种多元化发展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直至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新古典经济学借助于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取得主流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明显地分裂为新古典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两大阵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又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诸流派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构成。除了历史学派外，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西方经济学诸流派，在当今世界都有其后裔，数理学派根本就没有资格和权利独霸经济学。

再次，法国主流经济学声称“教育部长已经被左翼人士欺骗了”，这句话本身才是一种对经济学界之外不了解经济学历史的一般大众的真正欺骗。因为在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以数学形式主义为标志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但该学派是公认的经济学右翼，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无一赞同社会主义制度。这怎么能说“教育部长已经被左翼人士欺骗了”呢?目前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以来丰富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例如，奥哈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认为，所谓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学，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外，还囊括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但却没有将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在内。[13]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皇冠，法国主流经济学一直在排挤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激烈地反对他们离开其把持的经济学领域。这种学术上的独裁和专制在经济思想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必将成为历史的笑柄。

最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画地为牢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经济学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势在必行。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其研究对象和范围，限制为既定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极其狭隘的。例如，一本在我国流行一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曾这样写道，

【“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分配于不同的用途，以满足经济主体多样化需求的科学。……社会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不仅要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中进行选择，还要在消费和投资中进行选择”。[14]】

在这些经济学者看来，所谓经济学就是在资源既定条件下如何对物进行配置的“选择科学”。钱颖一对此做过简洁的概括，

【“经济学家们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经济人(给定)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15]】

显而易见，这类定义将从事资源创造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社会关系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这一最为重要的经济学核心问题完全排除在外了。这种排除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一直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画地为牢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打破新古典假定不变的所有前提条件”[16]是经济学创新的必要前提，法国主流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创新的绊脚石。

三、中国经济学教育应该警醒

10年前，笔者曾经写道，学生们的造反总是充满激情的，他们并不考虑成败的结果如何。但在笔者看来，由于路径依赖和制度锁定，新古典霸权近期内在西方经济学界被颠覆的可能性并不大，[17]“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在西方国家不大可能取得成功。笔者所谓的制度锁定，就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从体制上统治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教学、科研和人才选拔，并且形成了一套维持和强化自身支配地位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机制，打破这种制度锁定是极其困难的。时隔10年，法国经济学界多元化日益消失的现状，证实了笔者这种判断。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学界曾排斥和否定西方经济学，但在20世纪末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盲目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而且至今势头不减。

正是出于上述担忧，笔者12年前在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介绍到国内时，曾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盲目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潮和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呼吁中国经济学发展要走与西方国家经济学发展不同的道路。在那篇文章中，笔者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曾提出了六点建议。第一，保护、鼓励和促成经济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多元化国内格局。第二，注意引进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注欧洲各国在经济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第三，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学的科学哲学和文化基础展开研究和讨论。第四，反对过分注重数学，重新评估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第五，不迷信“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以获取 “诺奖”为目标。第六，探索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经济学教育和发展也有一个后来居上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它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经济学界应有勇气抛弃经济学中的陈腐教条，探索我国经济学发展的新路子。[18]

但是，有关“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大量论着，在我国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过去的10年中，笔者在研究生教学中多次发现，几乎没有学生听说过“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也没有学生读过笔者撰写的相关论着。例如，2005年9月，当笔者在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近百名博士研究生讲授《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课程时，曾询问同学们是否有人听说过这个学术运动，竟没有一个同学回答“听说过”，这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甚至那些介绍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学界新的经济学改革活动的文章，也不知道十几年前的这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近两年，笔者在给硕士生上课时再次询问同学们，仍是没有一个人听过说这个运动。大约在2009年前后，笔者发现，“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网站在我国被屏蔽了，对于这样一个纯粹学术性的网站，谁会有兴趣屏蔽它呢?最近几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系的毕业生，只具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知识和数学建模的能力，知识面非常狭窄，特别是缺乏基本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知识，许多经济学的学生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盲目崇拜。这使我感到非常悲哀和惋惜。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2000年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还是近年来西方国家经济学改革的动议，都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2010年，在反思“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十周年之际，笔者发现，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只是关注经济学的科学基础方面，他们并不关心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学发展上的特殊要求;也没有考虑美国称霸的战略家把经济学作为战略武器，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发起的“经济学战争”问题。笔者认识到这个问题，主要是通过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产生的，当然也受到了在经济思想史中由李斯特经济学和美国学派等所代表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学”流派的影响。这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之外存在的“第四种经济学”。该学派在当时就反对英国霸权下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我们今天仍需要继承和发展这种经济学，批判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价值规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19]

在笔者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在相当大程度上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而且，与西方经济学界的状况不同，在西方经济学界作为经济学多元化主要推动力量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在中国的同行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研究者。我国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及学科建设，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经济思想史学科，很少有学者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界近20年来新的研究成果，更遑论学术思想的自主创新。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后继乏人。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这两个学科，直到2014年才开始被看作需要抢救的学科而得到正视。中国经济学界盲目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造成的后果，远不只这些。在笔者看来，法国经济学被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统治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一旦西方主流经济学彻底统治了中国经济学界，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以及各种不遵奉数学形式主义经济学规范的经济学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在中国将丧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经济学自主发展的基础堪忧。学术乃关乎国家存亡之公器。笔者在这里郑重地呼吁：中国经济学教育应该从法国经济学现状的教训中猛醒，不能再放任西方主流经济学垄断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亟待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本土经济学的自主创新。

【贾根良，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