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西方自由民主的阶级属性及虚伪本质

“冷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全面勃兴，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撰文提出“历史的终结”之后，紧接着于199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并流传甚广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将是人类最终的政治形式和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其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将“自由民主”作为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时至今日，“自由民主”的传播不仅没有像西方国家期望的那样得到普遍的、有效的传播，反而导致了蔓延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危机，长期奉行“自由民主”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也陷入泥潭。然而，就在福山与“历史终结论”离我们渐行渐远之时，有自由主义学者又将这一话题拿出来进行炒作，甚至宣称共产主义制度、法西斯制度都是自由民主制演进过程中的产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有必要对种种骇人听闻的谬论进行澄清，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一、“自由民主”不是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原则

当下，尽管“自由民主”的实践遭遇了普遍的失败，却仍有学者将“自由民主”作为观念的胜利为之辩护，声称它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原则，不仅在大多数地区确立了合法性，而且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已经没有了可供替代的方案。那么，“自由民主”究竟是不是一种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它在人类历史发展上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1.历史地看，“自由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制度与理念

“自由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理念，“自由”是为了体现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并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民主”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归属。结合而言，“自由民主”是指国家权力来自人民，但应受到限制。自由民主实践与制度决定了作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自由民主理念，二者根本上是一致的。从起源来看，“自由民主”的政治形式缘起于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架构在英国议会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中都已经出现”，代议民主制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形式，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构成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内容，同时，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是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它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发展，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宗教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束缚，保护自身利益尤其是私有财产不受威胁和侵犯，以及保障和实现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合法性而逐步确立的。因此，“自由民主”起源于西方，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自由民主”的理念与制度起到了十分进步和革命的作用，限制了封建王权，为代表社会更大多数的资产阶级争得权利，保证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繁荣的局面。但是，究其根本，“自由民主”是针对资产阶级而言的，应该被完整地称作“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它代表的“人民”事实上等同于“有产者”，因而“自由”等同于“有产者的自由”，“民主”也等同于“有产者当家作主”。就服务对象而言，“自由民主”是为资产阶级“量身定制”的产物，是有产者享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权利的制度，而广大的无产阶级却是被排斥在外的一个群体。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的确，从民主政治的实践来看，“无论在英国、美国或其他任何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史上，民主制度下的选举权都被刻意地限定在‘某一群有资格的人’中”。

2.现实地看，“自由民主”面临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冷战”结束后，迎来了“自由民主的春天”，不少自由主义学者一时欢欣鼓舞，宣布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带领下进入了历史的巅峰。但自推广以来，“自由民主”无论在其“原生地”还是“次生地”，都面临着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其一，在自视为老牌“自由民主”国家的欧美诸国。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长期无法摆脱负面影响，又遭遇接踵而至的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分权制衡的体制导致政府在面临危机时往往效率低下、应对不力，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民众的不满意与不信任。以“自由民主楷模”自居的美国为例，据发表在美国《纽约时报》2014年8月27日的一篇文章称，“民调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美国人的悲观失望情绪日益加深，不仅对经济没信心，对政府更绝望”；调查称，“美国人对他们目前的处境感到忧虑，对于他们何去何从更感焦心。尤其是，他们对总统奥巴马、对民主党和共和党均颇为不满。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任何人能带领他们走向光明”；甚至有“71%的人认为，美国已然走入歧途，有79%的美国人表示对体制不满”。此外，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司在2014年6月下旬也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三权分立的机构，美国人的不信任程度可谓创下了“历史新低”，美国国会支持率在2014年仅为7%，创下41年来的最低纪录；同时，只有30%的人表示信任最高法院，29%的人信任总统领导的政府。以“自由民主”的制度设计来看，国家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满不满意、信不信任都是国家合法性的重要衡量尺度。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民主”的美国正面临合法性危机。

其二，被视作“自由民主”扩张最大成就的苏联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各国纷纷采取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此大肆鼓吹“冷战”结束与苏联模式的失败代表着“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他们同时趁机进行“颜色革命”，企图巩固和平演变的胜利果实。然而，这些国家在进入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后，持续遭遇政局不稳、经济衰退。在俄罗斯，普京执政以后率先摆脱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重新回到俄罗斯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上来，才逐渐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复苏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同俄罗斯类似，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也由于采取了适合国情的民主制度，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与之相反，被西方当作必争之地的乌克兰，至今仍陷于经济凋敝、政局混乱、社会冲突不断的深渊中，无法再充当西方“自由民主”的遮羞布。

其三，照搬或被强行移植西方“自由民主”的非西方国家，主要集中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在亚洲，有长期将西方“自由民主”奉为圭臬的泰国、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不仅没有因为“自由民主”带来福音，反而因此为社会发展设置了制度性障碍，长期陷于社会动荡与骚乱的困境；在中东地区，有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等国“被移植”民主的失败，更有美国披着民主的外衣进行内政干涉、制裁和打压引发的暴力恐怖主义和反西方势力活动；在非洲和拉美多国，在采用西方民主模式后，经历了长期的政局动荡，至今仍有很多国家还没有摆脱阴影。正如学者张维为所说，“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

从“自由民主”的起源来看，是在西方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确立的基于西方国家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特殊产物，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但“自由民主”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归根结底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有其特定的立场。在“冷战”结束20多年之后的今天，“自由民主”不仅没有走向辉煌反而遭遇普遍的危机，不能将它作为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原则，更不能因为短暂的繁荣而认为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二、“自由民主”并不在满足人类寻求“承认”需要的意义上终结历史

自由主义学者绕开“自由民主”实践的失败，转向从理念层面为之辩护的理由是：历史根本上是由人们寻求“承认”的需要所推动，除自由民主制之外的其他制度都不能满足人性中普遍的、寻求“承认”的心理需求，因此它导致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在这里，亟待解决的一个疑问是，如何确定“自由民主”是否在满足人类寻求“承认”需要的基础上构成历史的终结。对此需要首先回答两个问题：“自由民主”是否满足人类普遍的、寻求“承认”的需要？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是否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

1.人性是具体的，不存在人类普遍的、寻求“承认”的需要

人的需要，包括寻求“承认”的需要，是一个抽象的人性问题，但人性本身是具体的。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以外，还具备区别于动物的质的规定性，即社会属性。社会属性是在实践基础上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现实生活中，人性从属于特定的社会制度要求，是历史的、阶级的，在不同社会、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具体而言，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必然从自身的阶级属性出发形成自身的需要（包括欲望、理性等），离开了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的考察，离开了阶级分析法，人们就无法从根本上确定自身的需要或选择。恩格斯曾指出，

【“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如同道德观念一样，人的需要也不存在普遍性、超阶级性，而是基于一定的阶级属性，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在当下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分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所处的阶级地位出发，形成并发展自己的观念，人的需要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不可能存在普遍的、人类共同的寻求“承认”的需要。如果将人的需要视作普遍的，等同于认为人性是抽象的，认同人的本质是超社会历史的、超阶级的。这一观点在政治领域的典型表现就是声称“自由民主”是合乎人性的、是普遍的，是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但究其本质可以发现，这样的说教只是毫无根据的抽象人性论。

2.历史发展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其推动力归根结底是生产力

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自然、人类社会、人的精神现象都是绝对精神在不同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因此，历史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历程。这一客观唯心主义原则将历史视作了一个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过程。但如果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认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将历史发展置于人的主观意志之上，认为人的主观意志主导了历史的方向、决定了历史的发展。这种观点既不像自由主义学者辩护的那样，是站在黑格尔的传统中，也不符合历史客观的发展规律。

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的实践活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就是说，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而人类创造历史的首要实践活动是从事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要义，生产力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当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有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变迁也会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并贯穿于整个历史的发展。正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形态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从低级到高级变化的过程。因此，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客观过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更不由人的寻求“承认”的需要来推动。

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人的需要从属于特定的社会制度要求，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关系之上的产物，不存在人类普遍的寻求“承认”的需要；历史不由人的主观意志所推动，而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如果将历史构建在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上，将满足资产阶级“承认”需要的“自由民主”作为历史终结，在违背客观事实的背后，更有其深层次的动因：思想上，鼓吹反映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颠覆；政治上，企图推广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是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方向的否定；文化上，为西方实行思想统治和价值渗透提供合法性，是“普世价值”的表达，也是“西方中心论”的典型反映。

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依靠“自由民主”解决，只能诉诸制度更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福利制度等调适内在矛盾，使资本主义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只存在无关紧要的“问题”，而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呢？是否这些“问题”都能够在自由民主制的“内部纠错功能机制”或“自我调校能力”下得以解决，而不需要进行制度更替呢？

1.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制度性危机，无法依靠“自由民主”解决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突破了传统民族国家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地积累、流动。与之相伴，生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化程度，使资本主义“在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正在进入它的最高最后的阶段——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生产信息化、资本虚拟化等诸多新特征，为资本主义榨取剩余价值的本质开辟了新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经消除。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面，是社会化生产的不断扩大和资本的积聚、集中程度更高，是全球经济被纳入资本扩张的体系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是资本主义各种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激化。2011年，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导致的经济持续低迷和巨大失业率，美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运动从最开始的抗议活动逐步向规模浩大的社会运动演变，指责政府被大财团所控制并日益成为金融寡头的代表。“我们代表99%的人，但华盛顿的政客都在为1%的富人服务”，表达了民众对自身处境以及政治受少数财富集中的人所控制的不满，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爆发的集中体现。

基本矛盾的爆发是根本的制度性危机，尽管“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调适矛盾进行了社会改良，对生产关系实行了重大调整，采取雇员参股、分红等方式使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发生变化，并运用政府宏观调控对经济进行干预和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消除并以周期性爆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体现出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不断增殖、不断扩张的逻辑远远压倒了民主的逻辑，生产企业不断兼并，财富不断集中到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一极，跨国垄断集团的权力急剧膨胀，政府越来越成为少数有产者利益的代表，而广大雇佣劳动者成为被牺牲、被排斥的另一极。这些远远超越问题层面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得以消除，最终会成为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推动因素。

2.阶级分化与阶级对立是对“自由民主”不满的根源，制度更替是解决途径

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使得雇佣劳动者由传统的农业、制造业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工资水平有所提升，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有所减轻，并享受社会福利的保障，这使劳资矛盾趋于缓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很难看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民主制下的剧烈阶级冲突。在长期的稳定局面下，自由民主制被赋予了终极意义，自由民主理念也被作为“普世价值”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这一现象可以集中体现在美国梦上。美国梦宣扬依靠个人奋斗和个人努力实现成就与自我价值，用以象征美国社会拥有个人自由的最大化、人与人之间的最平等化和机会获取的最公正化。在美国梦的“布道”下，人们相信，成功的实现不取决于先天的出身和特定的社会阶级，而取决于后天的勤奋、努力、勇气、决心等因素。无论个人出身多么卑微，个人努力与个人奋斗都是享受自由市场机会的最佳渠道，人人都有可能迈向人生的辉煌。长期以来，人们陶醉于这一编织的美好梦想之中，用一个个凭借个人奋斗成功的例子来确证自由民主制的优越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不可替代：出身平凡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新近移民的华裔商务部长骆家辉、白手起家的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靠个人探索创建“脸谱网”的马克·扎克伯格等。但背后的事实，却被繁华的表面巧妙地隐藏起来。洞察资本主义可以发现，雇佣劳动者的绝对贫困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他们仍然处于相对贫困之中，阶级分化与对立并没有消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无产阶级无法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下获得与资产阶级平等的权利。数据表明，当下的自由民主国家里，即使“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还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50%”；近年来“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而美国自1980年以来收入不平等就开始迅猛扩大，“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21世纪头十年的45%—50%”。资本的集中导致了政治的危机，“说到资本所有权，这样高的集中度早已成为严重政治紧张的源泉，用全民公投通常难以调和”。

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对立的根源是私有制，只要财产私有的情况不改变，阶级冲突的情况就会存在：矛盾尖锐时，就以剧烈的对抗形式表现出来；矛盾缓和时，对抗方式也相对趋于温和。要改变这一状况，只能通过生产力空前释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过程的不断积累，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不断扩大的生产力的桎梏之时，旧的生产关系将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那时，人不再受到雇佣劳动关系的制约，阶级和阶级分化的状况将被消灭，由此导致的阶级冲突以及对“自由民主”的不满才能真正得以消除。

四、真正的自由民主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否定自由民主的价值，在中国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包含着自由、民主的要素。马克思主义的追求目标，就是消灭人类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消灭产生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彻底解放全人类，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使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倡导自由民主本身，但激烈批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虚伪性。“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所谓的“理性王国”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实现，只是使市民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获得解放，即资产阶级的解放，这一解放引起的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但并没有实现全社会的自由和民主。

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由民主，只有超越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暴力夺取政权，从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才能够真正实现。当然，这一时刻的到来要遵循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当前，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生产力的增长开辟了巨大空间，使资本主义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具体表现为历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爆发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阶级对立、阶级分化引发的剧烈冲突，最后都重归平静并且社会也继续在自由民主制的轨迹下运行。但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断向前的，必然要求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容，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终将到来，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同时消灭阶级对立、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将“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到那时，“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国家将消亡，真正属于全人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由民主才最终得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驰骋于历史原野、创造历史的时代才会真正开启。

【察网（www.cwzg.cn）摘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