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沉思:探寻香港长期稳定繁荣的治本良策
【本文为作者文林墨客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确保香港回归祖国以后实现长期繁荣稳定,既是我国实行“一国两制”的初衷,也是党和国家的庄严承诺。现在,香港出现了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动乱暴乱事件,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极为痛心的。但是,出现问题并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不断出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走过来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智慧、有能力、有良策予以有效解决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把繁荣和稳定颠倒过来,把稳定放在前面,把繁荣放在后面。意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稳定问题,日后才能着力解决繁荣问题。
自今年6月在境外反华势力的支持配合下,卖国乱港势力利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阴谋策划示威游行以来,事态不断升级扩大,出现大批暴徒恶意侮损国徽国旗,围攻中央驻港机构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机构;肆意打砸抢烧,破坏公共设施和街面店铺;随意设置路障,阻塞交通道路;占据机场大厅,殴打旅客记者,阻挠伤者救治;使用攻击性武器公然袭击伤害警察,破坏法律秩序,展露出恐怖主义苗头和“颜色革命”特征,公然挑战“一国两制”红线和香港繁荣稳定底线。这次祸乱已将近三个月时间,至今尚未平息。
笔者一直对香港动乱暴乱事件做深入观察和反复思考,觉得需要通过这次事件,促使中央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思考事件起因,探寻问题根源,进而设计和制定有针对性的治本良策,使“一国两制”在香港真正落地生根,成为不可动摇的制度安排;为香港今后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根本保证;避免香港沦为美英及其西方任意把玩的第二颗棋子,借以消耗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时间、精力和资源,遏制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为达此目的,依笔者的思路,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施以良策,方能较为彻底地解决问题。
重温“一国两制”设计初衷,找寻香港稳定繁荣指导原则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治理香港乱局必须有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以及按照“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设计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借此机会,重温“一国两制”的理论认知,回顾“一国两制”的实践操作,从治标与治本两个层面,为当下香港动乱暴乱的迅速平息,为日后彻底根除香港动乱暴乱的土壤和条件,也为香港未来发展找到行之有效的良策。
只要人们稍加回顾,就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在香港回归祖国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淡忘了“一国两制”。以为香港实行了“一国两制”,又有了基本法,就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万事大吉了,香港就不会出大的问题了。邓小平在1987年4月就曾告诫过人们:“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在这段论述中,邓小平一连提出“五个问”告诫我们,必须对香港存在动乱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觉。回归祖国后的香港并不平静,一直有或大或小的乱象,直到当下发生的大规模动乱暴乱,完全证实了邓小平的担心并非多余,使我们不得不佩服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大规模的动乱暴乱向人们敲响了警钟: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我们必须根据新形势、新问题,从理论认知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深入探讨“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和制度设计,搞清楚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和制度设计的初衷。对我们迅速有效解决当下香港动乱暴乱问题,找到根治动乱暴乱的良策,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战略构想,是一种理论形态的制度设计,是一个大的理论和制度框架,只能提出一些大的原则性意见,不可能把今后实践操作中的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说清楚。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对未来的事情只能说出个大概,不可能说出具体时日。但是,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已经把自己的预测和担心说得很清楚了。从时间上,他给予了明确界定:“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从政治制度上,他给予了严格限定: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从治权行使上,他给予了硬性规定:港人治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从主权体现上,他给予了处置权力:如果发生动乱,出现了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从外部环境上,他给予了严正的警告:不允许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这些意见和主张,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已经为日后的事态发展所证实。
当香港真正回归祖国后,才使“一国两制”由理论认知形态转变为实践操作形态。在实践操作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国家法律的层面,规定了国家主权和特区治权的内在关联。据此,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施政的基本遵循。这个方针,用“一国两制”来宣示国家主权,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来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治权。应该说,很好地体现了国家主权和特区治权的辨证统一关系。
从持续的动乱暴乱中,确实暴露出国家主权和特区治权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度研究的问题。“一国两制”在实践操作层面暴露出一些偏差,需要修改和完善,也需要把总结的经验教训加以提炼,上升到理论认知层面,把“一国两制”的理论推向新的高度。
通过这次动乱暴乱事件中所暴露出的问题看,我们应该对“一国两制”做出这样的正确评价:“一国两制”作为一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其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一国两制”作为新生事物,存在一些未知变化,也是正常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所指出的:
【“‘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
实事求是地说:之所以出现问题,并不在于“一国两制”本身,因为“一国两制”本身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驾驭它、把握它、运用它。我们可以从香港和澳门的比较中看得出来,同是实行“一国两制”,为什么澳门平静如水,而香港却波涛汹涌呢?二者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当然,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在历史基础、人文环境、区域规模、复杂程度各不相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邓小平最初设计“一国两制”这种特殊性制度安排时,是预设了前提条件的:就是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并且把实行“一国两制”的时间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挂钩。邓小平明确指出:
【“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
邓小平在设计“三步走”的国家发展战略时把第三步的最终实现时间确定为21世纪中叶,大体为5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邓小平当年就考虑到要把香港的发展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当中来。
在预设前提条件时,邓小平尤其强调香港的稳定问题。他反复告诫我们:
【“香港要稳定。在过渡时期要稳定,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以后,香港人执政,香港也应该稳定。这是个关键。”】
尤其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邓小平非常重视回归后香港的政治制度问题,他严正地指出:
【“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我说过,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动乱,那是很不利的。这是个非常实际的严重问题。”】
道理很简单,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既涉及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根本保证,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也涉及香港能否会人为“造成动乱”,破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邓小平最担心的问题。邓小平对动乱的因素也有预判,他明确指出:在香港,
【“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
事实表明,邓小平的担心完全为日后的发展所证实。
在这里,邓小平既提出了“不变”的方面,也提出了需要“变”的方面。基于收回香港主权的需要,消除英国政府和香港人民两个方面的顾虑,侧重点在承诺“不变”的方面。这就是:
【“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邓小平用“五个不变”来回应来自多方面的顾虑,使之成为香港主权得以顺利回归的稳定器。实践证明邓小平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和主张是完全正确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邓小平当年就说过“变”的问题。他非常肯定地说:
【“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字里行间,我们体会到邓小平所讲的“变”,是希望香港变得越变越好、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健康。这也是香港民众所期待的,必然会成为香港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
现在的发展局面与邓小平的愿望存在着较大差异。香港回归祖国已经过去了22年时间,其间出现了一些不利于香港繁荣稳定、有损于“一国两制”贯彻实施的事情。这种新情况、新问题表明,是到了我们把侧重点放在“变”的方面的时候了。我们这里讲的“变”,既有当前急需的“变”,也有日后治理的“变”,还有长远等待的“变”。
当前急需的“变”,就是影响香港繁荣稳定、有损“一国两制”的阻力和障碍应迅速予以排除。正在恶化升级的动乱暴乱,是影响香港繁荣稳定、有损“一国两制”的最大阻力和障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必须联手,以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手段,“止暴治乱”,使香港社会回归正常秩序,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日后治理的“变”,就是针对这次动乱暴乱暴露出来的新问题强化对香港社会的全面治理。例如,针对青年人辨别是非能力缺失,容易接受境外反华势力洗脑,盲目参与动乱暴乱问题,需要对现行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急需增加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又如,针对境外反华势力策划“颜色革命”,收买反对派人士,煽动学生闹事的问题,需要斩断境外反华势力与香港反对派头目的联系,堵塞利益输送渠道;再比如,针对某些媒体煽风点火、为虎作伥、隐瞒真相、误导民众的行为,需要查清事实,分类处理:对反中乱港头面人物主办的媒体应予以取缔、对过失犯错的媒体予以警告教育;还如,针对“警察抓人、法官放人”的现象,警务机关与司法机关不能形成整体合力,共同致力于维护香港的宪制秩序,需要改革司法制度,着力解决司法机关高层由外国人把持问题。
长远等待的“变”,就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永世长存,终有一天要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不好的社会制度为更好的社会制度所代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曾经说过:
【“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
邓小平也说过:
【“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他们的论述有根有据,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又符合历史发展大势,具有客观的规律性、真理性。
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看,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巨大成功和长足进步,释放出的制度红利越来越多,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越来越强。许多香港特行政区的居民到内地就业创业、经商办企业、求学任教、搞科技开发、从事演艺事业、进行旅游观光、购房长期居住,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歧视,内地政府和同胞对他们非常友善,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甚至高看一眼。他们都能亲身感受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之下,经济获得了跨越式发展、民生得到了有效保障和改善、国家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祥和、人民安居乐业,过着衣食无忧、幸福安康的好日子。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人参与粤港澳大弯区建设,在那里建功立业,展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充分享受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而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端越来越明显,或大或小的乱象不断,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经过对两种社会制度的比较,香港同胞就会觉得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象境外反华势力所渲染得那么可怕,反而会觉得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比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要好很多。其实,道理很简单,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社会制度,就是好制度。也许用不了五十年,香港同胞就会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不断革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采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做法。量变达到临界点时就会发生质变。也就是说,久而久之,当社会主义的因素累计到一定程度时,香港同胞就会自觉地抛弃资本主义制度,接受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与内地就可以融为一体,“一国两制”就会真正变成“一国一制”。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邓小平反复强调“五十年”的真实意图。当然,这是后话,事情如何发展演变,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
深挖动乱暴乱事件根源,找到香港治理主要对策
“一国两制”作为解决港澳台问题、实现统一祖国的最佳办法,需要不断改进、充实和完善。我们不但要在理论认知上做完整准确地理解,而且在实践操作上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实践操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制定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的治本良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时多次讲过,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他明确指出: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
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善于不善于发现问题,能否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有效加以解决。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提供的工作思路,解决香港特别行政区目前出现的动乱暴乱事件,首要的事情就要找到问题的源头。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香港为什么会发生动乱暴乱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现持续动乱,甚至发展到暴乱,绝非仓促策划而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充分说明,香港社会存在着动乱暴乱的思想来源、政治势力、社会基础、制度缺陷和外部环境。
一是动乱暴乱的思想来源。从思想来源看,就是长期形成的殖民思想和买办意识。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殖民思想和买办意识并不会随着香港回归祖国而自动消失,仍然残存于许多香港居民的头脑里。因此,肃清殖民思想和买办意识,就将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要而紧迫的政治任务。
二是动乱暴乱的政治势力。从政治势力看,就是美英豢养的反中乱港的敌对势力。“占中三丑”、“祸港四人帮”就是这股邪恶势力的代表性人物。擒贼先擒王,把动乱暴乱的幕后黑手揪出来、把动乱暴乱的骨干成员抓起来,并绳之以法,才能实现“止暴治乱,恢复秩序”的任务。对已经溜之大吉的幕后黑手和骨干成员,也要查清犯罪事实,发布红色通缉令,予以全球通缉,使其无锥之地,或投案自首或在海外被捕遣返回港,使其伏法受审,以绝后患。
三是动乱暴乱的社会基础。从社会基础看,就是鱼龙混杂的香港居民成分。在香港居民当中,除绝大多数香港居民具有中国国籍以外,还有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外国国籍的人;还有一些有劣迹的居民以及黑帮势力;还有以百万计的流动人口,成分相当复杂。我们觉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搞一次比较精确的人口普查,搞清楚香港社会居民和流动人口的真实身份,以便对具有参与动乱暴乱前科、与国外敌对势力勾勾搭搭的人加以有效监控和防范。香港警方应设置专门机构负责此项情报收集和监控防范事宜。
四是动乱暴乱的制度缺陷。从制度缺陷看,就是缺乏约束的民主和缺乏纪律的自由。民主和自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产物和政治表现。民主和自由曾经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中不断被扭曲变形,形成极端民主化和无序自由化的思潮,滋生民粹主义,成为骚乱、动乱、暴乱的土壤和条件。香港发生的历次骚乱、动乱、暴乱,都是打着“民主和自由”的幌子进行的。香港止暴治乱以后,特别行政区应在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上拨乱反正,堵塞这个制度漏洞、克服这个制度缺陷,防止有人打着民主和自由的幌子,搞极端民主化和无序自由化,扰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政秩序和社会秩序。
五是动乱暴乱的外部环境。从外部环境看,就是美国制定的全面遏制中国快速崛起、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极限施压战略。特朗普政府实施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的贸易霸凌政策,使用关税大棒砸向中国,遭到中国的强力反制,没有捞到好处。正面强攻难以奏效,就开始谋划阴招。于是,很快就着手挑起了香港的动乱暴乱,妄图搅动中国的整体局势出现有利于美国的变化,为极限施压战略实施侧攻。目前香港出现的动乱和暴乱,是国际大气候和香港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要用世界眼光,以国际视野来寻找事件发生的外部根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要高度警惕美帝及其走狗妄图把香港变成任意把玩的第二颗棋子,按照党中央的决策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部署,同美国极限施压战略做坚决斗争,有力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这次香港发生的动乱暴乱事件,是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把长期鼓吹的所谓香港“固有权力”、“自主权力”,由舆论转变为行动的必然结果,是反中乱港势力公然对抗中央对香港管制权的恶劣表演。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严正指出:
【“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在中央“止暴治乱,恢复秩序”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在香港警队的严正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公正审判下,在全国人民和有良知的香港广大同胞的支持下,平息动乱暴乱的号角已经吹响,彻底剿灭他们的战斗已经打响。反中乱港势力及其暴徒已经成为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的末日已经来临。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的罪行必将遭到天谴和法律的严惩,他们的恶名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香港的动乱和暴乱不可能持久,不敢见天日的暴徒及其幕后黑手必将以失败而告终。风雨过后是彩虹。香港特别行政区必将回到稳定繁荣的正确发展轨道上来,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放射出东方明珠更加璀璨的光芒。
融入国家改革发展大局,找回承担重大使命责任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习惯于说,“一国两制”缘起于解决台湾问题,但却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获得了成功实践,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典型示范。邓小平当年确实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
看来,邓小平是寄希望于“一国两制”在香港获得成功实践,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产生示范效应。这是中央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重大使命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香港同胞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圆满完成中央赋予的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发挥典型示范作用的历史性任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要完成这一重大使命、承担这一重要责任,首先必须确保自身长期繁荣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确保长期繁荣稳定,靠什么来实现呢?靠融入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与内地共发展、与祖国同进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香港同胞都要有勇气、有信心承担起党和国家赋予的伟大使命责任,把使命和责任转化为磅礴力量,创造出新时代的腾飞奇迹。
第一、确立香港稳定繁荣的新理念。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香港要获得新的发展,就必须提出和确立符合中央管治要求和香港发展实际、激励香港拼搏奋斗精神、指导香港发展全局的科学理念,使之成为香港再出发的行动指南。笔者以为,香港应该提出和确立以下发展理念:爱国、爱港、法治、稳定、奋斗、创新、繁荣、共享。这八个理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爱国和爱港承担着思想引领的使命;法治和稳定承担着环境维护的使命;奋斗和创新承担着动能激励的使命;繁荣和共享承担着主题实现的使命。
爱国是从国家角度提出的科学理念。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同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的重要成员。香港虽然已经回归20余年了,但是,仍然有部分香港同胞并没有解决思想回归问题。热爱自己的祖国对每一个国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什么应不应该的问题。爱国是要入脑入心的,并把自己的认识自觉地转化为实际行动的。通过这次动乱暴乱事件中,反映出香港亟待进行一次大规模地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便增强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使爱国成为香港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成为每一位香港同胞的精神家园和自觉行为。
爱港是从家乡角度提出的科学理念。香港是七百万香港同胞生于斯、长于斯的共同家园,经过多年奋斗,现已成为世界瞩目的东方明珠,成为万众向往的繁盛之地。对于这样一个美好家园,所有的香港同胞都有义务加以维护,对于破坏美好家园的任何行为,都有权利加以抗争。通过这次动乱暴乱事件,广大香港同胞都看清了暴徒们疯狂地破坏香港的基础设施、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恐怖主义行径。他们的破坏捣乱行径与爱港爱家是背道而驰的。香港同胞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多年的建设发展成果不能毁于一旦。守护香港、稳定香港,是爱护香港的当务之急,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责任。
法治是从规则角度提出的科学理念。法律是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是一个社会得以安全有序的稳定器。香港以法治社会而着称于世,成为法制完备、执法公正的典型,备受国际舆论好评。香港的高速发展,曾经得益于法治的保障,也是香港人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目前持续升级的动乱暴乱,已经演变成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且迟迟得不到有效平息,极大地损害了香港法治社会的形象和声誉。反映出香港社会重立法轻执法的偏差、反映出香港社会法律教育的缺失。因此,香港法律界应积极调整思路,迅速改变重立法轻执法的偏差,把有效执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同时在香港社会开展大规模地普法教育活动,使遵纪守法成为人们的坚定信仰,尽快恢复宪制秩序、重塑法治社会的美名。
稳定是从秩序角度提出的科学理念。稳定是社会秩序良好的一种状态,是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客观环境和前提条件。邓小平针对当年动乱就说过: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面对当前香港出现的动乱暴乱,邓小平的论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求稳定、谋发展,就必须“止暴治乱,恢复秩序”,迅速平息肆虐香港的动乱暴乱;就必须把稳定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把稳定当作须臾不可以离开的法宝来对待。
奋斗是从作风角度提出的科学理念。奋斗是成功之母,实干是兴邦之源。中华民族历来就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香港同胞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曾经取得过不凡的成就。对此,邓小平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
【“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
现在香港的青年人贪图享乐、不求进取的情绪在增长、在蔓延,急需向他们敲响警钟,发扬老一辈香港人的奋斗精神,把他们引导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正确轨道上来,顺应历史大势,掌握自己命运,共建不朽功业,开创美好未来。
创新是从动力角度提出的科学理念。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香港要走向稳定繁荣,必须综合运用多种创新手段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由思想创新引领正确方向,由科技创新推动事业发展,由制度创新提供有力保证。
繁荣是从经济角度提出的科学理念。从经济繁荣看,经济繁荣是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重要表现,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物质基础。香港曾经利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借助中美和解的天赐良机,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社会获得了长足进步,成为那个时代经济腾飞的典型,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的昔日荣耀,曾经是香港同胞引为骄傲和自豪的源泉。在新时代,香港全体同胞要凝神聚力于经济发展,把香港打造成为长期稳定繁荣、永世幸福安康的新典范,实现香港同胞的共同梦想和奋斗目标。
共享是从目的角度提出的科学理念。共享是社会利益普惠的重要表现,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必然结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遵循共享的理念,就是让广大香港同胞共享稳定繁荣的发展成果,使全体香港同胞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二、香港前途命运在于融入祖国大家庭。香港曾经孤悬海外百余年,成为无依无靠的弃儿。香港同胞经历了百余年殖民统治的艰辛岁月,体会到无权力、无地位、受剥削、受欺凌的心酸历程。概因香港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英国殖民主义者手里,成为他们的摇钱树和取款机。
香港回归祖国以后,获得了新生。有了祖国这个靠山,香港前途和命运开始掌握在自己手里,按照自己的意志管理香港;有了祖国这个靠山,香港的饮用水、鲜活食品都有国家驰援;有了祖国这个靠山,香港的税收国家不收一分钱,统统归香港政府统一支配使用;有了祖国这个靠山,香港驻军确保外敌不敢觊觎,驻军费用由中央财政负担。祖国给予了香港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有人说国家把香港人惯坏了,使他们丧失了当年的奋斗精神,忘记了“感恩”这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时候让香港人反思以往的不好思想和行为,好好学学近平总书记关于奋斗的论述,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到奋斗拼搏的新时代大潮中来,为香港的稳定繁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香港青年人要好好学学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国家要怀有感恩之心,对内地同胞要怀着友善态度。
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不但要从行政区划上纳入祖国,而且要从思想感情上融入祖国。首先,香港同胞必须认识到,融入祖国大家庭,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中国共产党是坚强领导核心,全体人民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东西南北中”,自然覆盖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也不例外;“党政军民学”,自然覆盖全社会,香港同胞也不能特殊。其次,香港同胞必须认识到,融入祖国大家庭,就必须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正确态度。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的主体,不能把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更不能反对和破坏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
中央早已为香港澳门融入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创造条件了。要致富先修路。国家已经修好了港珠澳大桥,方便三地客货运输往来;国家颁布了粤港澳大弯区规划,启动大弯区建设,粤港澳三地根据自身优势进行分工合作;最近,国家又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任,广东的深圳和广州等城市已经为香港同胞就业创业提供了优质场所和热心服务。国家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为香港和澳门同胞着想的,特别是为香港澳门青年搭台建梯,为他们实现人生梦想创造良好环境和有利条件。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澳门自不必说,就看香港如何动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有些嗅觉灵敏的香港同胞已经先行一步,开始参与进来了,他们或者到深圳、或者到广州开启了就业创业行程。当然,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历史性机遇的香港年轻人,不要被反中乱港势力所蛊惑,要擦亮眼睛、看清真伪、明辨是非,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当赌注,贻误了人生,也害了父母和家人。否则,后悔晚矣!
浪子回头金不换,人间正道是沧桑。趁国家和香港政府“止暴治乱、恢复秩序”的行动展开之时及时退出,不失为明智选择。尽快投入到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中来,早日建功立业,实现自身价值,赢得光明未来,更是英明决策。希望香港和澳门同胞,特别是青年人早点认识这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迅速融入到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中来。
第三、香港社会必须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我们重点强调依靠香港自身的资源和力量管理香港的各项事业,忽视了对香港社会的结构性改革。这次发生的大规模动乱暴乱,且持续时间较长,深刻说明香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香港问题的国际敏感度,是我们所认识不足的。
香港长期以来被殖民化,殖民思想和买办意识根深蒂固。香港回归后,没有很好肃清残存于香港人头脑里的殖民思想和买办意识影响。特别是有些买办意识较强的人,从宗主国那里得到不少好处、获得大量利益。香港许多青年人在学校里并没有学习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欺辱百年、香港被殖民百年的苦难历史,加之境外敌对势力的反复洗脑,殖民思想和买办意识得以传承。这说明,香港的教育体系急需来一番大规模地改革,对香港青年人的思想急需进行一场大规模地引领和改造。香港的教育主管部门要确立改革意识,从教材和师资两个方面进行调整。要组织精干力量编写适合新时代要求、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教材,增加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中华民族反抗西方列强百年欺辱的近代史、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现代史。要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对那些参与、组织、策划动乱暴乱的教师要坚决予以清除;对现有教师队伍要强化教育引导,提高政治素质和政治站位;还要招聘那些有爱国爱港情怀、热爱教育事业的有志之士,加入教师队伍,从根本上改变教师队伍的素质结构。香港的大中小学都要以隆重庆祝建国70周年为契机,在香港青少年当中广泛开展国史教育,促使他们确立国家概念、增强民族认同感。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的需要。当上层建筑不能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时候,反过来阻碍生产力发展、破坏经济基础巩固的时候,就必须改革上层建筑,调整政治结构及其功能。按照这个理论原理,衡量香港社会目前的政治结构及其功能,正应在改革和调整之列。
香港回归祖国后,接受了原有的一些制度安排。有些制度安排,经过20余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存在着一些急需改变的弊端。例如,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施政经常受到干扰,致使一些重要决策难以做出、重要政策难以落实的问题,说明行政机构受制于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情况相当严重;立法会把持有港独立场、参与谋划动乱的人选为议员,说明议员选举没有严格遵循“爱国爱港”的用人标准。行使立法权时往往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左右和境外势力的影响,对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施政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形成掣肘等问题;时常出现“警察抓人,法官放人”的现象,说明警务机关执法与司法机关审判难以形成整体合力,共同维护香港的法律秩序问题;经常出现困扰居民的法律纠纷问题,究其原因是司法机关高层由外籍法官把持,不能公正审理案件问题。无论是殖民时代历史遗留的老问题,还是回归后造成的新问题,都需要从根上改。也就是说,必须从保持香港稳定繁荣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出发,以有利于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施政为原则和标准,改革和调整香港的政治架构和权力运行机制,使之适合新时代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治本任务,需要统筹加以解决。
第四、把香港经济引导到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来。香港作为孤悬海外的殖民地,由于地域狭小、人口较少、工业基础薄弱、市场容量有限,很难依靠自身内部循环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步,香港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特别是从70年代初开始,香港借助中美关系和解的有利形势,加入了亚洲经济发展的大潮。香港同胞依靠顽强奋斗、勇于拼搏的精神,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有幸成为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跻身于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香港回归祖国以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从1997年到2017年的短短20年时间里,香港本地的生产总值从1.37万亿港元增长到2.66万亿港元,实现了产值翻番的可喜成就。港股市值由3.2万亿港元增长到27.9万亿港元,港交所的上市公司由619家增长到2020家。主要经济指标同期增长速度居发达经济体前列。
随着中国经济的整体快速发展,内地许多行政区域和主要城市经济发展迅猛。以2017年为例,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省,上海、北京等城市的经济总量均超过香港,与香港一墙之隔的深圳即将追平香港。相比之下,曾经风光无限的香港,现在则显得相形见绌,呈现出落后的发展趋势。如果加上这次动乱暴乱对旅游、餐饮、酒店、交通、零售等行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以及后续对投资、金融、商贸的影响,将对香港经济造成重创。
香港经济要想跟上全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步伐,抓住国家启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特区政府一方面,必须尽快“止暴治乱、恢复秩序”,化解矛盾、弥合分歧、凝心聚力,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营商环境,把香港居民都引导到创业干事中来、引导到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中来,积极发现和培养新时代香港青年的奋斗典型,发挥带头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必须抓住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个主题,设计和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发挥优势、克服弊端、补齐短板,尽快步入高质发展的轨道,为香港的长治久安和光明前景添砖加瓦。
笔者的体会和结论:当我们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仔细观察和反复思考这次香港动乱暴乱事件时,就会发现其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这是一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严重斗争,是扞卫中央对香港管治权和“一国两制”事业成功的尖锐斗争,是确保香港稳定繁荣和长治久安的长期斗争,是反对国内分裂势力与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结相互交织的复杂斗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就事件的性质做出了准确判断,并做好了迎接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全面准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必须按照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团结广大香港同胞,形成整体合力并肩作战,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平息不了的动乱暴乱。
于无声处听惊雷。邓小平说过:
【“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
我们坚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智慧、有谋略、有魄力、有胆识,定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彻底解决香港乱局,扫除笼罩在香港社会的一切阴霾,恢复香港社会的良好秩序,焕发香港经济的蓬勃生机,把香港打造成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香港,让东方明珠重新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成功顺利完成港澳回归,完成两岸统一,这是“一国两制”的初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任何分裂势力都不能阻挡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持续努力,任何敌对势力都不能阻挡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此文写于2019年8月25日~9月5日)
【文林墨客,察网专栏作家,齐齐哈尔市委党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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