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在必行：中央对香港主权和管治权亟待加强

【本文为作者文林墨客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对当下香港动乱暴乱持续所造成的困境，应从两个方面去认识：一方面要查找香港本身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查找中央对香港主权和管治权行使存在的问题。对于前者，笔者已经在《深度沉思：探寻香港长期稳定繁荣的治本良策》中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对于后者，则是笔者要在此文中着重探讨的问题。

人们习惯地认为，中央对香港只拥有主权，治权则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享有。很显然，这种认识是不完全的。其实，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始设计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条文规定，中央既拥有主权，也享有管治权。从香港这场规模大、持续长的动乱暴乱中暴露出的问题看，国家对香港行使主权和中央对香港拥有管治权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一些亟待改善和加强的问题。

亟待破解：国家对香港主权不容架空

所谓国家主权，就是国家在其所辖范围内包括领土、领海、领空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国家根据这种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内外政策、处理内外事务。这种权力是用来扞卫国家尊严、保卫人民利益的，是决不容任何挑战、亵渎和侵犯的。

国家在香港行使主权，是通过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驻港机构、外交部驻港机构、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国家安全部门驻港机构、国家新闻机构新华通讯社以及中央电视台驻港机构等项制度性安排来体现的。

对于这些制度性设计，反中乱港势力是改变不了的。他们想撵走这些国家机构，是做不到的。但是，他们想出了歪着邪计：第一招，就是用“两制”来代替“一国”，把“一国”空心化。他们片面强调和夸大“两制”，并不是接纳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企图把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永久化。第二招，就是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拥有的“高度自治权”来架空国家主权，瘫痪国家主权，使其难以发挥作用，成为只有形式、没有实质的摆设。“高度自治权”究竟有多高，是没有数量限制的。他们抓住这个软肋，无限加以夸大、延伸，将其扩大为“自主权力”、延伸为“固有权力”。其实质，就是把“高度自治权”变成独有权力，搞篡权变港，做复辟殖民地的黄粱美梦！

那么，我们应如何挫败他们的阴谋诡计、使国家主权不被空心化、不被架空呢？我们的想法和主张，是采取如下措施，就能使其阴谋诡计难以得逞，并以破产和失败而告终：

第一、把执政党的领导权纳入香港的制度性安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是全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不是共产党自我标榜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执政党的领导权是国家主权存在的前提，没有执政党的领导权，就没有国家主权。这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因此，执政党的存在，同样能体现国家主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的领导如何在香港体现和落实？执政党如何在香港发挥国家主权作用？显然，不是设置一两个高层机构所能体现、所能奏效的。

我们认为，执政党组织在香港的存在，是最能体现党的领导权、最能发挥国家主权作用的。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香港作为我国的一个行政单位，要毫无例外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无特殊性可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根据新时代形势变化，把执政党的领导权覆盖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把党组织建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既要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更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这是全党的共同愿望和正当要求，也是强化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领导、发挥国家主权作用的迫切需要。

在香港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是有历史渊源和光荣传统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香港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大批党员，领导香港人民进行反帝反殖斗争。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赴广州、途径香港时，香港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慕名前来拜访。陈独秀鼓励他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后来, 他们在李义宝任教的蒙养小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并成立了香港最早的共产党小组，这三个香港青年也成为香港最早的中共党员。当年，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主要是以工人运动和隐蔽战线为主。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成功地领导和发动了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反英浪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把香港变成保存革命实力、联通海内外的渠道、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党的文化宣传工作、扩大中国共产党影响的重要基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我们党于1936年9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广东和香港各级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1937年4月，还在香港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还成立了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为领导班子的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在香港开展抗战文化宣传工作。特别是在日军进攻香港前夕，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组织了“香港大营救”。在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把逃亡香港的800余名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一个不少的全部转移到内地，成为我们党秘密工作的一个杰作。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还在香港设立了广东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成立了着名的港九大队，在香港地区开展海上游击战、城市游击战，使香港成为中国共产党抗击日寇的重要战场之一。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香港领导了反蒋民主运动,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民主革命时期，香港还活跃着一支共青团队伍，吸引了大批香港青年加入。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反帝反殖斗争中去，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如果中央决定恢复党组织，那么，与党组织相伴相生的共青团组织也应一并恢复。把香港先进青年吸引和发展到共青团组织中来，积极投身到香港稳定繁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事业中来。

在港英当局统治下，我们尚能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而在香港回归祖国、并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单位以后，则不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不开展党的活动，就显得很不正常了。其实，伴随着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的党组织也应恢复。考虑到当时中英谈判的特殊情况，香港党组织恢复问题不宜提出。然而，20余年过去了，仍然不提出香港党组织的恢复问题，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通过这次动乱暴乱事件所反映出的问题看，如果我们在香港社会各界别、各领域都有党组织，都有党员深入群众做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把广大香港同胞，特别是香港青少年都引导到人间正道上来，他们绝不会盲目参加动乱暴乱。即使出现了动乱暴乱的苗头，也会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正当其时。须知，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事物。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任务，做出新决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以惯之的传统做法。接受党的领导、听从中央的安排，香港才能有光明前景、香港同胞才能有好日子过。

中国共产党公开在香港恢复组织、并发展壮大，就可以解决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缺乏政党支持而遭到弱化的问题。我们坚信，恢复后的香港党组织必将成为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的坚定支持者和坚强后盾，从根本上解决被架空、被掣肘，难以施政的局面。可以想见，我们党的组织一旦在香港得以恢复，广大香港同胞肯定会欢迎和拥护的。历史将证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香港的社会状况和精神面貌就可以焕然一新，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在我们国家的行政区域内，恢复以往的党组织，并开展活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应理直气壮地做出决策，不要怕别人说三道四，更不要怕香港反中乱港势力的反对。遭到反中乱港势力的反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他们只不过是疯狂一时的跳梁小丑，他们的图谋不会得逞！毛泽东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首名诗中，形容这些跳梁小丑，是“小小寰球”上的几个“苍蝇碰壁。”只能“嗡嗡叫”，发出“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他们是自吹自擂的“蚂蚁”和不自量力的“蚍蜉”，无法动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意志，必将碰得头破血流！正像唐朝诗人韩愈斥责那些贬损、诽谤李白、杜甫的愚蠢文人：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第二、通过中央管治权集中体现和加强国家主权。必须认识到，国家主权决定中央管治权，而中央管治权则服务于国家主权。这就是国家主权和中央管治权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把国家主权和中央管治权有机结合起来， 既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也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

当下，我们所看到的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主要体现在联络、外交、国安、御敌、舆论等方面。我们认为，凡是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和香港重大利益的事情，中央都要予以管治。从这次动乱暴乱事件暴露出的问题看，以往设置的中央管治领域略显不足，急需适量增加管治内容。我们认为，有两项最重要的内容是必须增加的，或者说有两项最重要的权力中央是必需掌管的：

一是中央要掌管对香港的改革权。香港这次动乱暴乱事件暴露出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政治制度西化和教育殖民化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

【“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

在这个问题，邓小平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们：

【“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

由此可见，邓小平对香港政治制度西化问题的高度关注。我们理解，邓小平所主张的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经过改造的、革除弊端的资本主义制度。20余年过去了，对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弊端并没有革除和改造。特别是香港目前的所谓司法独立，最大限度地削弱了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的治理权、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国家对香港各类事务的主导权和影响力。这些弊端仍然严重地阻碍着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施政，阻碍着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还不断地人为制造着动乱乃至暴乱。

现在，动乱暴乱已持续3月有余，动乱祸港的幕后真凶仍然逍遥法外，并继续秘密集会组织策划下一步行动。止暴治乱，须擒贼先擒王。国家安全部门与香港警方应联手行动，以颠覆政府罪将这些幕后真凶抓捕归案，并绳之以法。这个极其简单的做法为什么在香港就行不通呢？看来，这种反常现象与香港的政治制度息息相关。已经到了不改不行、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香港被殖民长达百年，长期与中国内地处于隔绝状态。历届港英当局持续不断地对香港人实施殖民化教育。殖民化教育的核心是“存西去中”，让香港人“只知英美，不知中国”，且代代传承。这正是西方殖民化教育的恶毒之处。这也就是在这次动乱暴乱中，相当一些暴徒挥舞英美旗帜，到英国驻港领事馆寻求英国国籍，动乱暴乱策划者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寻求支持、在香港青年当中只有4%的人认同中国、放任恶毒攻击香港警队及其子女、煽动学生罢课的教师继续洗脑毒化青少年、不少青少年成为反中乱港势力牺牲品的思想根源。任凭这种现象继续存在，香港止暴治乱、香港长期稳定繁荣、香港长治久安，还有希望吗？香港还有未来吗？香港长期稳定繁荣必须从娃娃抓起、从源头抓起。现在看，不拿香港的教育制度开刀，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不行了。

对此，我们建议，中央要拿出香港改革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意见，并把香港的改革纳入整个国家的改革全局中来，加以统筹研究、决策和部署。通过改革，让广大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分享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

二是中央要掌管对香港干部的培训权。香港这次动乱暴乱事件暴露出的最大问题之二，就是干部政治立场偏右问题。相当一些政府公务员、立法会议员、法院法官，站在动乱暴乱的立场上，对动乱暴乱分子持有同情甚至袒护态度。他们缺乏维护香港民众利益和争取香港光明未来的鲜明政治态度，缺乏同动乱暴乱势力作斗争的坚定立场。干部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都无从谈起。毛泽东说过：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中央要向西藏和新疆那样，在中央党校专门举办西藏干部培训班和新疆干部培训班，培养大批优秀的民族干部，很快解决了这两个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问题。中央党校也要把香港干部纳入到教育培训体系中来，培养一大批爱国爱港的优秀青年干部，特别是培养造就有智慧、有谋略、有胆识的政治家人才；同时，对原有香港特区干部和公务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施政服务水平。如果我们实施了这项计划，也许用不了多久，香港特别行政区就将会有大的显着变化。

亟待加强：中央对香港管治权不能削弱

从这次香港动乱暴乱的处置情况看，中央管治权的行使偏弱。存在着出手滞后和被动应对问题，说明中央管治权的行使需要加大力度、增加强度；中央管治权的范围偏窄。存在着该管的管不着和事管不了的问题，说明中央管治权必须扩大范围、增加职能。

所谓中央管治权，就是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对所辖区域进行统筹管理治理的权力。中央管治权包括：执政党领导权、改革决策权、干部培训权、通达联络权、外交处理权、国安处置权、外侵作战权、 舆论主导权。这八个方面的权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了中央对香港管治权的全部。须相互配合、综合行使，才能形成整体合力，为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有效治理香港，筑起一座后盾、撑起一片蓝天。

第一、执政党领导权。所谓执政党领导权，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全中国所有区域的权力。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每一个香港社会成员必须接受的现实选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居民长期受西方殖民主义的误导，对共产党有误解。这不难理解。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香港居民到内地就业创业、经商办企业、求学任教、唱歌演戏、购房居住、旅游养老，也会接触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逐渐了解了共产党人并非不懂经济发展、不讲民生改善、不尽人情事故的那种可恶之人，就会逐步改变原有的错误看法，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以做一名共产党员为荣。中国共产党要有计划地在香港恢复党的组织建设，发展更多香港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这是确保香港长期稳定繁荣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保证。

可能有些香港人不喜欢共产党，骂共产党，甚至仇恨共产党。这也不奇怪，香港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邓小平针对台湾在香港保留机构时说过：

【“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

如果那些仇恨共产党的香港人勾结国外境外反华势力搞破坏捣乱，我们就同他们做坚决斗争，直到把他们完全彻底消灭干净为止。

第二、改革决策权。所谓改革决策权，就是对改革具有最终决定的权力。我们这里是特指对香港的改革，中央有权力做出决定。中央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从香港的具体实际出发，选择适当时机，统筹考虑、研究、决策、部署香港的改革事宜。香港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实行了百余年，具有很深的西化和殖民化的根基，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中央要借助分析解决这次动乱暴乱事件的时机，为香港的改革提出一些带有方向性、可行性、指导性的意见，打开一个改革的突破口。

第三、干部培训权。所谓干部培训权，就是对干部教育培训的权力。香港的干部和公务人员，有些是香港回归时从港英当局那里接收过来的，他们曾经为殖民当局服务，受西方政治制度影响很深，在思想深处并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香港回归后到香港政府、行政会议、立法会、法院任职的负责干部及其工作人员，也有不少人有殖民思想意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也不强。对他们急需进行教育培训，帮助他们肃清西化、殖民化的思想意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念，提高为香港市民服务的本领。鉴于香港的特殊情况，中央应参照对西藏和新疆的做法，由中央党校举办香港干部培训班；由国家行政学院举办香港公务员培训班。

第四、通达联络权。所谓通达联络权，就是上通下达、沟通联络的权力。中央的这项权力，是通过中央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和港澳办公室驻港机构来承担的。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机构，承担着上通下达、沟通联络的任务。他们需要全面了解和详细掌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施政情况、社会的变化动向、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最新情况，及时上报中央人民政府，为其决策提供翔实的、可靠的依据。驻港联络机构还要把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具体要求，及时准确地传达到特区政府及相关组织。中联办和港澳办在关键时刻传达了中央关于“止暴治乱，恢复社会秩序”的精神，并在深圳组织召开了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大型座谈会，深入讨论如何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起到了主导局势的作用，成为“止暴治乱”的转折点。

第五、外交处理权。所谓外交处理权，就是涉外重要事宜处理的权力。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凡是涉及国家之间关系的事情，必须由国家外交部统一处理。有些涉外问题，也可以由外交部授权特区政府或行政长官负责处理。国外政府及政客、国外反华反共敌对势力，插手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动乱暴乱煽风点火、造谣惑众、偏袒庇护；对特区政府“止暴治乱”说三道四、横加指责的外国政府和政客，涉及国家关系，应由中央政府外交部门予以严正交涉，并通过召开记者会予以揭露，让世界了解事实真相。

第六、国安处置权。所谓国安处置权，就是涉及国家安全事务处置的权力。为什么外国的驻港机构、台湾的驻港机构如此疯狂？他们在动乱暴乱中充当幕后推手和利益输送者，对于他们这种颠覆香港特区政府的行为，中央管治权绝不能处于失能状态。美国反华势力作为香港动乱暴乱的幕后黑手，不但台面上摇旗助阵、说三道四，而且私底下出钱出力出谋划策。对此，我们绝不能容忍！国家安全部门对煽动、策划香港特别行政区动乱暴乱的国外反华反共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应以间谍罪、颠覆政府罪将其抓捕归案，并依据犯罪情节轻重，或驱逐出境或接受我国法律惩处，决不允许他们逍遥法外继续作恶。无论在大陆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只要是在中国的国土上犯案，国家安全部都有权处置，绝不能姑息放纵。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门还要严密监控和防范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阴谋和破坏行为。

第七、外侵作战权。所谓外侵作战权，就是应对外敌入侵的作战权力。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不但担负着抵御外敌入侵的使命，而且担负着些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责任。毛泽东主席多次讲过，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仅担负着消灭敌人的军事任务，而且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建设革命政权的政治任务。邓小平讲过：

【“【香港驻军除了体现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以外，】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在武警部队没有派驻的情况下，驻港部队应赋予新的职能，即担负起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协助警署治安巡逻、止暴治乱等任务，使驻军不仅有彰显国家主权的象征意义，而且有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责任的实质意义。况且外敌入侵也不会首选香港特别行政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任务还有更多部队承担。如何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警队止暴治乱、维护稳定？我们认为，办法无非就是三个：或者派驻武警部队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内地公安部门与香港警署建立联动机制，或者赋予驻港部队承担内卫工作的使命责任。

第八、舆论主导权。所谓舆论主导权，就是在一定范围内主导舆论的权力。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驻港媒体，承担着对外发布中央有关香港问题的重要决策和政策要求；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情况、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变化动态；引导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舆论导向、同混淆视听误导民众的乱港媒体开展坚决斗争、使乱港媒体无生存空间、无立锥之地等项职责。香港特别行政区同中国其它行政区一样，无一例外地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行政单位。因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也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与乱港媒体争夺思想舆论阵地，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爱国爱港的思想理念和先进典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到广泛传播，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个个明白。

香港还有相当一些媒体并没有站在“止暴治乱”、维护香港稳定繁荣的立场上，客观上充当反中乱港势力的吹鼓手；还有个别媒体掌握在“祸港四人帮”首领的手中，疯狂煽动暴徒破坏捣乱、肆意攻击特区政府施政、恶意诽谤警署严正执法。除此之外，还有大型西方媒体混淆视听、歪曲报道、编造虚假故事，欺骗香港民众。他们与亲西方的香港媒体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霸占了香港的舆论阵地为所欲为。面对复杂严峻的舆论形势，国家驻港宣传舆论部门要坚持“守土有责、逢乱必揭”的斗争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香港媒体，结成“止暴治乱、恢复秩序”、维护香港长期稳定繁荣的广泛联盟，充分运用新闻宣传武器，同反中乱港媒体展开一场舆论阵地争夺战。虽然在香港这块中国的土地上作战，仍然不失为一场攻坚战。中央驻港媒体担负的使命责任不轻啊！我们要为他们加油鼓劲。

我们的建议是：首先，香港由乱变治，需要中央充分运用国家主权和管治权对动乱暴乱实施干预的职能，果断出手迅速“止暴治乱、恢复秩序”、确保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这是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强烈要求。凡是损害香港人民利益、损害香港特区长期稳定繁荣、损害整个国家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中央该出手时就出手，香港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是举双手欢迎和坚决支持的。

其次，香港由短期平息动乱暴乱到建立稳定繁荣的长效机制，需要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从香港的具体实际出发，抓住历史性机遇，统筹设计香港长期稳定繁荣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并选择适当的机会公之于世。

再次，香港由公开破坏法治到理性恢复和加强法治，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多年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并加以适当修订。主要是：对香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已经出现弊端、并引发动乱暴乱的法律规定，予以调整和修改；对确保中央对香港主权和管治权加强的内容予以增添和纳入。

我们相信，通过这次动乱暴乱的考验，“止暴治乱、恢复秩序”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一定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政策、建立机制、完善法律、加强治理。用不了多久，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会走上正轨，真正融入祖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大局，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用香港人民的智慧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创造香港的新奇迹，展示香港的光明未来。香港定将以崭新的姿态，与内地同发展、与祖国共进步！

（此文写于2019年9月6日～10日）

【文林墨客，察网专栏作家，齐齐哈尔市委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