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自信来自中国哲学文化本身的源头

【本文为作者田辰山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要把政治哲学搞清楚，得了解一下西方的哲学传统本身的情况。现在的学术领域、探讨的问题都应是从比较哲学角度看的。今天我这个题目，是想讲讲中国儒家的思想传统，应该是有自己自信力的。自信力来自什么地方？题目有一个“一多不分”的说法，这是从中西比较哲学角度，对中国思想传统的高度概括。“一多不分”既是《易经》的宇宙观、世界观，又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是中国人的崇尚观，现在叫价值观。它还体现在我们的汉字当中，体现在整个汉语当中。我们最近去了一趟河南，从这个角度，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让我们很震撼。河南是汉字产生的地方，又是《易经》起源的地方，是中国哲学文化智慧来源的地方。中国为什么有自信，本就是来自中国哲学文化本身的根源处。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谈中国文化，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文化。我们不应该觉得自己的文化不怎么样，而是应该有自信，因为在其源头就体现着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智慧。要是我们有“一多不分”的说法，就有了一个向世界讲述儒学文化自觉和自信的方法。而且讲述不是“我的文化是优越的，别人的文化比我差远了”，不是西方说有普世价值，我们也赶紧说有普世价值；不是这种简单的概念附会，而是从中国文化的根上真正认识到自己不低于人的根源是怎么回事，就有了自觉地意识，而后产生自信。

向世界讲述儒学文化的过程，根本上讲，是阐释传统世界观、认知观、思维方式、崇尚（人生）观，以及蕴含于传统语言表述的一套中国自己的观念范畴和文化术语。比如，现在非常普遍的说法叫“价值观”，这还是西方的概念，用在中国文化上不一定合适。中国的德、道、仁、义、礼、智、信等特殊的文化术语，有特殊的文化语义。由于思想理念的中西方文化和历史的差异，中西文化的互动和碰撞，往往表现为以西方话语体系、概念范畴讲述中国文化而发生的不对称：思维方式的不对称、文化理念的不对称，实际造成向世界讲述的儒学文化原本涵义带有了根本性偏差。向世界讲述儒学，变成用西方概念误读儒学文化、用西方思维方式肢解、扭曲儒学文化的复杂情况。

中华文化是怎样失掉自信力的？

近代以来，儒学失掉了信心，为什么？近代一百年的过程造成儒学主干中华思想失掉自信力，主要事件有四。其一，儒学失掉自信，是从中国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国门开始的。中国被变成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丧权辱国，在肉体和精神上都被带上了镣铐。其二，世界经济秩序在近代之前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但19世纪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作了重写。哥伦布和亚当斯密都知道的世界历史，在改写历史的学者们手中变成了不顾准确性与客观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史学，成为一种近代西方的“思想隔离”政策（intellectual apartheid）。它用西方中心主义将非西方文化隔离起来。西方用炮舰文明征服了非西方，也强加给它殖民主义的思想。从此包括中国儒学在内的非西方思想文化进入一个被隔离、被贬低乃至被妖魔化的历史过程。其三，与此同时进行的是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和美洲的自我殖民化。自我殖民化核心就是废除自己所谓封建落后、按照西方模版建立一套概念性先进民主的社会运行模式。与之并行，是西方中心主义对非西方文化的隔离运动变成被殖民地区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贬低乃至妖魔化运动。儒学是在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条件下与其他东方思想传统一起失掉自信心的，为自己套上精神的镣铐。这已变成非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理阴影。他们要用鞋拔子将本土文化思想塞入西方话语框架的鞋子中，用此种方法或贬低——表示自己的决裂，或有所争辩——表示自己还略有独钟。情结、态度不同，却都必须手中拿着那把鞋拔子。这种状况哪怕是到了已经将自己身上的肉体镣铐打碎，赢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阴影仍然挥之不去。习惯导致心理障碍，要想到儒学乃至传统文化复兴，自己首先难以克服这种障碍。其四，非西方即使现代在形式上求得了解放和独立，但是由于精神的镣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能精神独立。事实上，它在生存、发展自己的道路上仍然一直受到国际环境强大西方势力的牵制和围堵。维护政治独立的意愿，屡屡受到干扰乃至粗暴干涉。以至于要想发展、强大，不得不引进西方的模式；要引进西方模式，西方中心主义则又翻滚而来，如潮水冲击本土思想文化。儒学则又一次遭受近代以来更大贬低和妖魔化。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再次受到西方乃至全球范围自由主义扫荡，遭遇比以往更严重的对自信力打击。

今天儒学为什么开始有信心了？如今儒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被贬低的历史过程中，处在被隔离的状态。但是儒学以及其他传统思想文化已经开始萌发自信的胚芽，已经破土而出且以其强大生命力，在开始比较适宜的阳光、空气条件下，尽管仍有西风凛冽，茁壮生长。儒学对自己有信心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开始有信心了？有两个根本条件不能不说；一个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再是“先进国家”在国际范围表现的政治、经济行为，让人们瞠目结舌。

习总书记在进博会致辞中有一段生动描述，他说：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没有风狂雨骤，那就不是大海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这里面蕴含了中国文化五千年延续的原因。四大古文明除了中国文明之外，其他几大文明现在的状况和过去的思想文化历史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有中国仍然延续。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思想文化是用全息、互系的方法看问题，是生的哲学，活的哲学，道的哲学，生生为本的哲学！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持续到今天，不是一个偶然情况。

中国的成功来自克服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文化

心怀儒学自信力，最终来自对东西方思想文化比照阐释。数十年来一直延续着大量东西方思想的沟通。无论西方和东方始终有大批学者既对自己也对对方思想文化进行研究。与这个问题不无关联的是，西方出现系统科学和美国八十年代提出复杂系统，反映科学界对传统狭义、单一系统研究不足的觉悟，单一性科学明显对人类面临的未来问题无能为力。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斯图尔特·考夫曼指出：

【“通往诺贝尔奖的堂皇道路通常是用简约论方法开辟的，为一堆不同程度被理想化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多少背离了真实的世界，局限于找到一个解答，这就导致科学越分越细碎。而真实世界却要求我们采用更加整体的方法。”】

这说明过去的科学和今天的科学是两种不同的路线。过去是抽象的，单向单线的，找本质的，单一联系性的；今天的科学发展来到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要整体、全息地看问题。今天讨论的很多的生命科学、量子论揭示了“一多不分”内在联系的宇宙，不再是一个一多二元的，单向单线的，寻求本质性的，假设的宇宙，而是万物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宇宙。基于此，西方的科学发现和中国文化逐渐走到一起。

在思想文化方面，西方哲学对自己批判，包括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实用主义、诠释主义、女性主义等，它们一致批判对象是现代主义的所谓客观主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超越主义，也都注重系统哲学。哲学不再是单线单向的，也是系统的复杂的学问，这是安乐哲老师在尼山论坛上的讲话中提到的。而中国哲学正是从西方角度而看待的一种系统哲学。

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最新研究与沟通，归根结底集中在现代核心文化的普世价值问题上，也即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这些价值在建立安格鲁-美利坚帝国全球秩序过程中被推崇到极致地位。

具有辩证意味的是，一个推广普世价值的过程也成为这些普世价值衰落的过程，因为这些价值的绝对化，是它们变成歪曲、阻挠对其他文明思想、方式和行为进行理解的障碍。而儒学及中国传统哲学恰恰是摒弃绝对主义、崇尚通变的智慧哲学。大批西方和东方学者既对自己也对对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比较获得的发现远远超越与深化一百年来盛行的普通说法。不能不问：儒学主干的中国思想文化还有理由没有自信或继续自卑下去？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取得巨大成功？这对许多西方人是不可思议的神秘主义，弄不清楚。用绝对原则和概念思考肯定是百思不解。在中国不少人简单的结论是：“成功是因为采用了市场理论”。这样的回答，自然生不出对包括儒学在内中国思想文化的自信。

其实，这种简单结论还不如西方学者“北京共识”的说法深刻。文化研究找到的改革开放成功原因是中国文化。其一，中国之所以能将市场机制引进，就是特有的中国思维，就是由于不拘泥绝对原则和概念（即“不照本本办事”）；而且引进的市场，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原教旨的市场。有的西方学者（如澳大利亚李瑞智）说这是“姜太公钓鱼”，也就是用你的原则赢你一筹。也可以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大家都搞市场经济，但是我有我的搞法，要结合中国国情与文化的实际。

似乎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取得了胜利；也即，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是按照中国思维方式和意义观搞的。不是这样搞，就不会成功；凡是出问题的地方，都是因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所以，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是用了西方市场经济之矛，掌握在自己手里，来克服原教旨自由主义市场本身的弊病。还可以说，原教旨自由主义是曲调，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的市场经济舞蹈，不能按照它的调调，而要按照中国文化特色的调调。新自由主义要搞看不见的手，而我们认为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要加以国家领导与宏观调控的手。

要利用市场在中国成功地搞经济，必须要这么做。这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维是分不开的。西方的个人与政府是二元对立，是一对冤家。中国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对相辅相成共同体，正是体现儒学传统的延续。这是东西方结构上不同的两种文化和思维，在改革开放引进的市场机制操作中必然显示出其中国的特色来。所以，中国经济的腾飞，从根本上是中国文化和思维的成功。改革开放给我们的信心，是以儒学为主干中国文化给我们的信心。

文化自信之根本是哲学方向，是深刻性、长远性，是博大性，是大道！

儒学主干中华文明（文化）自信的根本之点来自深层的文化结构，即独特的中国世界观、思维方式、意义观及其生命力；自信须在这里找回来。这个结构是什么？它正是与印欧传统结构比较而来。一方面，印欧哲学造成人们心灵深处普遍存在的上帝式超绝主宰体的宇宙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二元对立、单向单线思维结构；另一方面，中国人以道和万物的自然世界及在此基础上形成通变互系性思维结构。这是中国文化、文明的根本特质。为什么这个结构或者特质是值得信赖的，是使我们自信的？要通过比较。比较之后会发现，它是更智慧的。之所以智慧，就在于它不是二元对立、单向单线，而是通变的、互系性的。

儒学主干中国文化的信心的产生，有三个最基本的理由：1、它有一个互系性的思考方式，让人们总是寻找事物的两方面、求合谐、求稳定。它促使人的思维智慧、敏捷、应变，立于不败之地；2、它是一个道德体系和人道体系，告诉这个民族，命运在于它自己，而不在上帝，更不在别人。道德在人身上，神奇在人身上。人存在就有道德，就有神奇；3、儒学是开放体系，最能与时俱进，最包容、最自重；其内涵象大海一样深广。这都是与印欧哲学导引的文明形成显明对照的特质，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基本点。

我们并不提倡一种二元对立，而是认为超绝、非黑即白的思维应当从西方传统吸取更加智慧的思维——即郝大维、安乐哲说的，存在类似于中国思维的那种第一问题思维的思想潮流。儒学这些特质，正是它可与西方文化交流、互补的基础。对西方文化，中国有很多需要学习，但是有这个基本点，可以自觉地学习、自信地学习，心中明确学什么。在比较地位上说，儒学不比印欧文化低下和卑贱；只有自信、没有自惭形愧的理由。

通变、互系性思维是开放、连理、融会的人类经验归纳自然升华的智慧。用瞎子摸象的例子说明，我们可以清楚理解，究竟把一个瞎子摸到的封闭起来、只说局部、排斥其他瞎子摸到的部分，这种方法是智慧的，还是把每个瞎子摸到的东西都归纳起来得出的东西是智慧？以森林树木比喻，很清楚，是不看森林只看树木智慧，还是既看森林也看树木，通过树木与森林的关系来看树木更智慧？儒学乃至中华文化正是这种联系性思维的倾向。

文化自信，来自中国人熟谙自己的文化，也即文化自觉。对自己文化自觉，必得要懂西方话语，须认知隐秘在印欧话语背后的文化结构的含义：“一多二元”——即“唯一真神超绝主义+单子个体二元主义”的文化语义环境。与它对照，认知儒家主干中国文化的精髓“一多不分”；懂得“一多不分”三观——世界观、意义观、人生观，才是文化自觉，才有文化的自信源泉！

儒家主干是现实生活的哲学，如何做人，如何是生活，如何是人生等，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哲学。儒释道共享一个哲学内涵，即一多不分世界观、思维方式、认知观、价值观、语言结构。

什么是自信？首先需认为自己的东西好。什么是自觉？需认识到自己东西哪里好。我曾经参加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方法和途径”主题的会议，但是会议上人们在发言，说中国不要在文化上王婆卖瓜，自己的文化好不要和别人说，要让人家来说。首先，是不是认识到自己的文化哪里好？是在认识自己文化哪里好的自觉基础上，才会有自信。如果这样讲，我觉得前面提到的自信和自觉在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认识到自己东西好，要认识是有学理、逻辑好。不是西方单线的逻辑，而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是讲得出道理，讲得出逻辑，而且道理的初心好，目的好，途径行得通，少消耗、少代价，特别是没有致命代价，没有无可挽回性代价。人类生存危机是无可挽回性的代价。我们人类走到今天，已经来到一个面对很多无可挽回代价的现实。

认识自己东西是哲学性，是方向性、是深刻性，是长远性、博大性，是大道！而不是知识性，手段性，器术性！我们要在整体上、大范畴上看到这些。

比较中西大格局的文化自觉

要知彼知己，认识自己，需认识他人，认识他人需走出庐山，需要走出自己的文化。走出庐山既认识他人，也认识自己。走出去进入到其他文化当中，对它有了深刻理解，再回头从远处看自己的文化，就增加了看待自己文化的视角。这样做的话，认识他人是“一多二元”。古希腊到现代自由主义有12个西方思想家，我们可以理出他们思想中“一多二元”的东西。

什么叫一多二元？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弄清楚。从比较哲学的角度讲，可以把“一多二元”叫作一个阐释的域境，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语义环境。西方文化有自己的文化语义环境，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的文化语义环境。比较哲学对西方的情况梳理得出“一多二元”四个字。“一多二元”就是古代西方的思想家们，文明开始塑造的那些思想家所看到的世界，同中国先哲们看到的是同一般东西，都是万物。但他们在想这些万物是从哪儿来的时候，有自己特殊的路线，假设有一个来处。在这样一个思维框架当中，假设出来一个唯一的来源，而且把万物都放在这唯一来源之后产生，所以西方整个的宇宙观，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三角形的框架，我们把它称为“一多二元”。

“一”和“多”之间的关系是单线单向的模式，“一”创造、决定、主宰着“多”。在古希腊的哲学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说法，即“One Behind the Many”,就是有一个“一”，在很多的背后，“多”只是现象，“一”才是本质，所有的“多”都是从“一”这儿来的。这里我们得到了三个概念，其中一个是超绝主义(transcendentalism)。西方的认知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有超绝的含义在。第二，有单子个体的含义。第三，它们之间是二元对立的冲突关系。不仅“一”和“多”是二元对立的，“多”和“多”之间因为是单子个体，它们彼此也是对立的。每一个单子个体遇到另一个单子个体，都是要冲突的，都要决定谁赢谁输，这样产生了二元对立主义。在这样的宇宙观、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就建立了西方三角形的、一多二元的结构。众多的单子个体，在下面竞争，产生的成功者经过竞争再产生成功者，最后少数人取得上帝给予人的许多权利和好处——自由、民主、财富、权力、健康等。“自由民主”这一整个架构的运行操作在西方是一个专有名词，叫做“liberal democracy”（“自由民主”）,含义就在于过程性，过程是“民主”（多数票决定）的。其实，我们中国人不必用“自由民主”这四个字来理解liberal democracy，而是要理解其本身的英文含义。它表达的就是众多个体的竞争，产生成功的个人，形成利益集团；集团进一步竞争，表现为西方的政党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在政府、法院、国会三个权力机构中要有自己的成员，在这个基础上，这些人才得到了超绝个体的价值，比如权利和资本财富。

西方文化语义环境，我们称之为“一多二元”。“一”（如“基督教上帝”或唯一真理）是西方“语义环境”的一个假设推定的、凌驾于宇宙之外，高高在上、超然绝对的主宰宇宙本源体；“多”是由这个“一”创造或派生出的一切“独立、个体”物（包括人）；“二元”是“一”与“多”之间的单线单向主宰与被主宰关系，作为“多”，一切“独立、个体”物之间由于个体性而独立存在、互无联系；一旦相遇，则导致“非此即彼”对立与冲突的紧张性，构成单线单向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这个“一多二元”语义环境的特质是就是“一”的超绝（transcendentalism）和一切个体的二元对立性（dualisms）。

所以我们认识自己，要对照一多二元，才恍然大悟，悟到自己原是一个“一多不分”！什么叫“一多不分”，它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概括，也是中国的文化语义环境。刚才讲西方文明开始时的思想家们和中国文明开始时的思想家们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的理解途径不一样。中国人的理解，是在万物当中寻找它们的关系。也就是《易经》上所说的，“观”的概念，观天地、观万物、观树木花草鱼虫，事物相互联系是“观”出来的。总结出来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和“一阴一阳”的概念都得出来了，都是万物内在联系的描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个“一多不分”观，实际上没有超绝本源的神灵“一”，也没有分散单子个体的含义，也没有万物之间谁跟谁全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思维方式、宇宙观、价值观基础上，产生了这样的概念——命运共同体。整个人类、整个天地万物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被西方现代科学量子论证明，无论范畴多么小或多么大，都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宇宙和世界，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思想传统历来讲的是“天人合一”。“一多不分”的观念用下图来表示。当我们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中的点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中央政府一把手、领导人，都可以从这个图去解释。中间的点不是单子个体，本身的存在和它存在的环境，少说是社会、家庭，多说是我们的天地，都是分不开的。在这样的一种意思上，是一多不分的。“一多不分”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一”是整个的一个天地宇宙万物的浑然而一，大家都是连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这是中国文化从根上就特有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符合现在的量子论所说的量子世界。

所以我们说天人合一、共生共存，人是天地之心，人能够与天地相参，这些理念渗透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许许多多。

“一多不分”的“一”，表述中国人在自己文化中，看待任何事物，是将宇宙自然万物（包括人世社会）视为一切之间都是不存在严格界限隔离的浑然一体。一切的存在不是无数静止不变的单一个体，而是斑驳复杂多层次不可分的关系，是相系不分，没有办法严格分开的，使一切浑然构成一体。

“多”是指内在联系不分、呈现为浑然而一状态万物的由于互系的千差万别特色而具有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关系形态，但是每个人的形态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出生的家庭、年纪、经历、体质特征都是不一样的。所有的不一样使得我们和别人的关系都是独特的，独一份的，但又和别人分不开。所以中国没有单子个体的概念，有的是关系形态的含义。所谓“一、多不分”是看待任何一具体事物，都将它视为“浑然而一”、与万种其他事物处于联系不分状态的。这个“浑然”的“一”之中含有万种多样不同事物的，万种多样事物不管多么不同，都是同在这个“浑然”的“一”之中。这个“浑然而一”的“一”，与多样不同事物的万种之“多”是互为存在条件的。我们的存在是别人存在造成的，我们的存在也作为影响着别人存在的必然条件。

西方主流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是一多二元的，而中国主流三观是一多不分的，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样子。一个根本性差别表现在对“人”观念的区分，两边是各按照自己观念而说话行为的人。在西方把人看作单子个体是一种虚构的人，而我们肉眼看到的每一个人是平白的人。平白的人不是单子个体，是在关系中产生的，自己是关系的形态，活在关系当中，这样的关系是生生为贵关系。中国的思想文化是以生生为贵的关系为本的文化，而不是超绝的、上帝制造出来的单子个体为本，不是以我是个体为本。

“人是什么”是困扰我们的根本问题

今天百般困扰我们人的最根本问题，是“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是人，就不会意识到人活着是怎么回事和人应该怎么活。所以在世一生，最基本问题是怎样做个明白人；是人活，须活个明白。其实中国数千年传统早已把“什么是人”讲清楚了。为什么它变成人们今天一个根本思想困惑？原因是西方对“人”的概念风靡一时造成的中国人与自己传统讲的“什么是人”渐行渐远。

印欧传统的“人”被理解是什么？是两点：一、“人”是一个超绝含义，是同类似“上帝”这等概念必然因果的，由上帝制造，与上帝矛盾的，是被虚构假设的人。二、“人”是独立单子个体的，是不变本质的。一言以蔽之：印欧文化“人”被理解的，不是在中国被理解的现实的人，而是一种被虚构假设的人。可以说，中、西观念的“人”，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人”故事，这是两个宇宙论，两套哲学，两种活法。在中国说的“人”，是切实的人，是我们人自己，它与超绝“神”毫无关系，也不是单子个体和什么不变本质。中国讲了数千年的人，更是生生不已宇宙的一个独特的“活”的过程，是“活”的载体。活是在关系中实现，人是宇宙间无数关系的一个独特形态样种。

上帝造的什么人？中西在“人是从哪里来”问题上，观念不一样。印欧文化把人归结为是由设想的类似“上帝”那样的神灵“无中生有”地“创造”而来。上帝只要说这得来个人，人就突然出现了，这要来个山，山就出现了，这叫无中生有。这和我们道的概念，化育的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说法。这样造出来的人，不是由关系而生，所以人是单子个体，互无联系，一旦相遇，则是二元对立、竞争、冲突。

人是关系形态。中国数千年哲学在“人是从哪里来”问题上，都认为如同万物，都是由“生生关系”而来，天地氤氲，“一阴一阳之谓道”，天乾地坤等，都是说人生于关系，宇宙的关系，自己是关系的形态，以关系代代相生，生生不已。生来于关系，活自关系，人是关系产物，是关系形态。

人性是可以改变的。人有一个不变人性或本质吗？没有。没有的原因，就因为人来自关系，人本身是关系的呈现，人本身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人性是什么，人性是人特有的认识关系的能力。孟子讲的“人性善”实际上是人生下来就有认识关系的能力，就具备了人特有的对关系的智力，是在这一点上既“几稀”于动物，又别于动物。这是孟子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就是对关系智力的表现。而西方“人性”（human nature）说的是不变本质，是上帝赋予的，不变的。在中国观念上，这种“human nature”是没有的。因为人生于关系，关系不是不变的本质，而恰是可变，是过程性的。所以从经验事实出发，没有不变人性或者本质。人性是可变的，人是可以学习、可以教育的。

“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个天大谬误

“独立自主人”是个天大谬误。人是单子个体吗？浮浅上说是，实际不是。人自始至终脱离不开关系，所以不可能是单子个体。人来自关系，没有关系就没有人，人活，是活关系，没有关系，人只能是具死尸，最后成为无生命的粪土。人是单子个体，是一种虚构，是一个天大谬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我是自己的最终目的——的含义，只能误导人的思想和行为，使人只能变为按照反生存、生活之道而行。

人是自己活着的吗？不是！只要是一个活人，就不可能是自己活；没有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活就是一种虚构。人要吃喝拉撒睡，要呼吸、要水分、要阳光、要走路，这一切都是与他人他物构成关系实现的。所以人不可能自己活着，一分钟也做不到。

人和动物的界限可以混淆吗？决不可以。混淆了你就甘愿不去做人了，上帝不保护人当动物的权利。这是人甘愿把自己所为动物对待了。人和动物的界限就在于人对自己的活法，想法做法，是从有意识的关系观念出发，对关系的智力；由于关系，而没有虚妄的绝对欲望与行为，智力的表现是人的自制，不走极端，有度，有节制。越是有人格的人，越是有人的这种智力和能力。越是不把自己将动物区别的人，越是丧失节度，以至虽然披一副人皮，却不通人性，如同野兽。

人能做自己吗？儒家说的“做人”到底对不对？现在流行“做自己”说法，是个人主义思想影响。“做自己”就是依照自己所欲，把自己虚设为是一个单子个体。好像人不是儒家所说的“做人”，而是任凭自己与动物的类似之性，丧失关系观念。其实这恰似拔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拔的离开地面。这如同想把自己拔得不考虑任何关系，其实根本做不到。人是离不开关系的，作为人，须臾离不开关系，必须在关系上考虑自己的存在，人是在这点上做成人的，所以儒家的“做人”是一个简单真理。

“个人价值”是对人的物化。“寻找个人价值”吗？这是风靡时尚的话语。但是它是一个哲学谬误。只有物而且是放在市场上才有价值。寻找自己价值，是把自己作为物对待，把自己放到市场上去待价而沽。一个中华文化的人，是不把人作为物、作为器的，是不去用市场价值来对待人的存在的。“个人价值”，本身就是对人的物化，把人对待为物，对待为非人。这样去想、去行为、去说，人自己已经是活在错误认知中，活在迷茫之中，本身已演出一场谬误悲剧。

个人主义就是不讲人民。“个人主义”在哲学上站不住脚，就是它虚构、假设“人是互相没有联系的单子个体”。“个人主义”在思想上的危害，就是它制造社会意识混乱。导致各种乱像丛生的人与人相害行为。在经济行为上是荒谬的，把自然天空和土地都要私有化。“个人主义”政治反动就在于它用“单子个体”偷换共同命运、心连心“人民”概念。识别它，识别两面人，很容易，就是它不讲人民，只讲“我”这个腐败的肉体。用所谓“个人是实的”，“人民是虚的”来否定“共同利益”，否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思想。

“人权”是个谬误概念。人是有人权的吗？英文“human rights”，含义是“上帝赋予人一些行为没什么不对”。不假设“上帝”、不假设“个人主义”、就生不出“人权”概念的逻辑。“神说个人没错”是假设虚构性事实，人是上帝造人和人是单子个体，是一个事实不存在的哲学谬误。两个汉字“人权”根本不表述这种含义。汉语的“人权”和英文的“human rights”是根本对不上的两个概念。在中国文化语义环境，“人权”是截然另外一个观念。它指的是在人与人恰当关系前提之下的互相尊重。“权”是权衡，是和谐关系，各方面恰当到位。这是用“仁、义、礼”等观念表述与践行之中得到的。它不是个人主义的上帝赐予的只属于“我的”利益。

枉来一世，是一辈子也没明白人是什么

什么是好人？用王阳明的话说，好人就是有良知的人。什么叫有良知？就是有人的自然认知关系智力与能力的人，善于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人与社会各种关系出发而行为的人。“孔融让梨”之所以值得称为仁义行为，就是小小年纪就有感同身受，虑及到别人的智力。

要做好人、做君子，不做小人！好人就是自古到今中国社会所说的君子、贤人、圣人，是千千万万英雄、仁人志士、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劳动人民、雷锋、张思德、白求恩等等，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自觉不自觉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世界观指导下行为的人。

人性“善”是生来本质吗？什么是人性善？人性“善”是生就的吗？在中国文化语义环境，“人性善”不是西方语境的那种“善本身”或“善本质”（good-in-itself）,不是本体本质永恒不变单质意义。儒家“人性善”，是与生俱来的善于感同身受同他人他物恰当关系的智力。这一丁点人具有的能力，是要出生之后在人环境中发扬发挥的。孟子讲得很清楚。如果发扬发挥不好，或者接触不健康的环境和人，会变为失去人性的人。

为什么人最怕自暴自弃？因为自暴自弃等于是放弃做人想法和努力，必是走向一条不通人性的路。极少数甚至成为反人类分子，专门破坏人与人恰当关系，恒是把他人置于敌对地位，对他人施行淫威、残暴，践踏他人生命，最后走向自我灭亡。人人皆可成圣，是真的！有一种时代，有一种人，不愿意做好人，认为做好人太难，认为虑及整体利益，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重于泰山，是对人要求过高，是对圣人的要求，是不实际的。正是这样滋长的自暴自弃，让只追求自私利益的人心安理得。而其实，人要活得好，只有把别人放在心里，要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心里，才会活得好，活得能够安身立命，这是平白道理，谁理解不了，责任在他自己！为他人、为国家，才是真为自己，因为没有单子个体的人，只有时刻都脱离不开同他人他物关系的人。家国天下他人的关系，是任何一个人生存生活的必然条件。认识到这个关系纽带的，才是正常的人，健康的人，实实在在活在当下的人，而不是生活在虚妄之中的人。

问一问自己是不是自己的障碍，为什么说人生道路最大障碍可能是自己？因为人与他人他物须臾不可分的关系，是一个简单平白事实。一个人活得好不好，取决于对这个事实有没有健康的认知心智，有没有最不受染指的意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最大的障碍可能是自己，原因是自己在认知平白简单关系事实上，出现了智障。什么叫枉来一世？是自己一辈子也没有培养出强势的认知最平白事实的能力，随时都发生智障；发生智障，就处理不好人生与人世，就屡屡经历障碍、不平、曲折和精神不快。

枉来一世就是一辈子也没明白人是什么，没搞懂要善待他人他物，善待他人他物就是善待自己。所以，人生最基本、最普遍、最难、最重要的问题，是搞懂“什么是人”和“怎样善待他人”。

这是世界观，人人都要警醒：来到这个世界，只为相互谅解，相互牵手，不为别的，没什么可怄气的，此即仁善之心，此即长寿之道，这就是无悔的幸福。

不存在人为自己这回事，结论是：人不过是一种关系形态，“活明白”的人是知道“人是什么”的人，是不为自己而为自己的人！作为无为而无不为的人。

人要打造自己。做人是愉快的事。个人主义使人生痛苦！个人主义的“为自己活”是一种谬误哲学。“只为自己活”总在证明“活不成人”的失败。

对于“人是什么”，中国是早熟、智慧的哲学文化

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对“人是什么”早熟、智慧的哲学文化回答。在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困境和危机面前，它的“生生关系为本的人”观念的智慧，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生活意义和向何处去的最根本方向路线问题。

通过中西不同“人”观念的实证语义区分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和西方人到底有多大区别。我们用中文说“大家早上好”，是英文要说的“Good Morning Everyone (-body)”吗？“大家big family”是“每一个一、每一个体everyone/everbody”吗？英文经常说的人“individual”是由“in-divi-dual”构成的，意思是“不可”“分”、“二元对立”——就是不可分的二元的一元——单子个体。大家知道，写地址的时候，中文写法是先写国家、省市、街道、门牌，最后写个人名字；英文写法是反过来，先写个人名字，然后是门牌、街道、省市，最后写国家。实际上这反映的是宇宙观、人生观，以致表现在语言作为载体的顺序，表达了中西文化反映非常平白的事实上的差别。

中国对人的看法要从甲骨文当中去找，认为人的含义是“天地之性最贵者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不是人的话，“而不得为天地之心。惟人为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谓之人，能与天地合德。”“仁者，人之德也。甲骨文、金文、《说文解字》给我们的中国的“人”的含义是这样的。人也是大，人也是文。只有人是文的，人和动物的几希差别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现在看中英文的“大家好”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好”是说Big family(大家)：Here we are as inseparable.我们是不可分的如同一个家。而Hello Everyone (-body):Ever each indivisible single unit，是说单子个体的不可分的一个单位。问好，是向这两个不同含义的东西问好，可以看出差别是多么大。英文的大家“everyone”,它是本体的、本质的、上帝的、单子个体的、假设的、形而上学的、超绝的、二元对立的、一多二元的，是human being,翻译成中文就是“人类”，是本体的人。

Soul“灵魂”是上帝给的，西方直到现在，这种含义一直延续着。在西方现代思想家、后现代思想家称其为一种“哲学的谬误”——西方人自己称自己的文化传统为哲学谬误。西方是追求不变的、永恒的、形而上学的一个真理。我们的“大家”是一种域境化的，把人放在环境当中去看的人，是一种以关系为本的“家”，是一种非常实际的、以人为本的、眼看的见的人、生活经验的“家”，是过程哲学上的家的概念，是一个故事。安乐哲老师提出儒学的人类是“human becoming”，不是“human being”,表达了中国人认为的“做人”“成人”。我们说的人是“heart-mind-bodying”,人包括心，包括脑，包括身体，是动态的。西方的“individual”、“human”、“person”是单一抽象含义。我们这套东西，在西方看来是属于西方后现代的范畴，后现代走到了这个方向上来，和中国接近了。因为中国的东西都是“观”出来的，都是生活经验总结出来的，不存在虚构的假设，所以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不存在哲学的谬误。中国是一种求道的哲学文化，就是求万物间是怎么互相联系的，要弄懂这个来龙去脉，弄懂和其他方面的关系是什么，这和“一多二元”单线单向的路径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的“大家”和“everybody/everyone”是在这样发生在两种语义中的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概念。“一多不分”没有谬误，是经验的，是平白事实，是知行合一，是智慧的。

“一”的概念也很值得一说。这里的“一”不是数字的一，是“惟初太始，道立于一”，是开天辟地，万物形成之始，道立于一体化的一个混沌，是浑然而一的“一”。“个”也有很深的文化意义。《六书本义》：“个，竹一枝也。《史记·货殖传》竹竿万个。从竹省半为意。”所以我们的“个”不是单子个体，包含着“一半”的意思。

我们知道英文里有“Being”，是本体超绝“一”，“多背后的一”，指的唯一真理本源，或是God。只有宇宙本源才是大写的“Being”，它派生的人、各种物等都是小写的“beings”，是复数的，是本体本质不变单子个体的“多”。“Human beings”讲的人作为单子个体、本性永恒不变。在这个基础上，比较哲学得出中国哲学“人”的概念其实是“Human becoming”，是一种变化的人，以儒家思想来解释是“成仁/成人/做人/作人/成己成物”。人和周围各种事物构成不分的关系，共同的运作。自己成长，周围的事物也跟着成长；周围事物成长，人也受到影响跟着成长。这次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主题是“学以成人”，完全是一个中国哲学的概念。大会到中国、到北大来开，世界精神文化、哲学层次，今天出现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值得我们庆幸的。

文化自觉、自信，在于掌握“辩证法”！

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的原因是全息、互系看问题，是生的哲学、活的哲学，是道的哲学，是生生为贵为本的“德”哲学。这与“一多二元”很不一样。它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是引发人类冲突的虚构，是引发社会分裂的虚构，是导致人类生存危机困境的一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假设形而上学的“哲学”（“episteme”），是一种知识性的，是一种谬误。

儒学主干中华文化是“一多不分”的，是一种和谐哲学，命运共同体哲学；是共生、共命的哲学、消减纷争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创新的哲学、开放的哲学，走向繁荣的哲学；是持续生存发展的哲学。如果早就依照中国这种哲学，世界不会走到如今充满了人类继续生存的各种危机现象的地步。儒学主干哲学文化是健康的天地宇宙观、人生观、崇尚观，是自强不息的大智慧观。我们用两个用语充分地概括出中华文化的智慧：“一多不分”、“一分为二”。中华哲学文化深谙牵一发而动全身，深谙反者道之动，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独有的，中国人的自觉、自信自此而来。焉能不自觉，不自信？

如果中国人对此没有认识，就会不自觉、不自信。我们现在叫它辩证法，实际就是《易经》当中的“互系通变”，是独具特色的智慧，是中国特有的智慧，要对此具有自觉、自信。什么是辩证法：在万物、宇宙、天地之中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性，不分性，内在性。在这个意义上叫作“通变”，也叫作“道”、“阴阳”。自觉的辩证法产生于和印欧传统参照的结果，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一种辨证法的文化。对应的是西方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单线单向、超绝主义；讲个体、讲绝对、讲普世主义。讲联系、讲动态、讲整体、讲历史、讲情势、讲境况，讲视域、讲对立统一、讲多向、讲相互、讲多层次、讲相反相成、讲反者道之动、讲物极必反、讲过程、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讲主要矛盾方面次要矛盾方面、讲外因内因、讲主流和支流、讲一多不分、讲一分为二（两点论）；这都是从传统当中来的。中国传统不承认有静止本体的普世主义，不承认有绝对不变东西，任何东西都是变的，恰是道在呈现。儒学主干中国思想传统主流是辩证法的。

马克思主义把我们带到一个自觉辩证法的现代新哲学阶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都是出于人的经验而非虚构的。四不像思维使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哲学也是本体论，也是超绝主义和普世主义，不少人使用“终极”这个字眼，就是一个表现，其实不合适。在西方现象和概念面前失语，不知如何对自己做解释，回避讨论所谓敏感题目，不要讨论人权这个题目，不要讨论普世价值字眼等等。失语其实是失掉眼力，失掉认识能力，失掉思考能力，失掉判断力，失掉方向，失掉是非感，失掉灵魂。

今天需要的，是熟谙比较中西哲学阐释方法论；从与西方的简单附会认知的路径中退回来，把辩证法找回来，聪明起来：是二元对立，单线单向，非黑即白，形而上学是智慧的，还是辩证法是智慧的，使人聪明的、自信的？必须做出恰当判断，才是智慧、聪明、自信、自强的。

放弃个人主义，是人类活下去的必然？

有人问个人主义是否有积极的地方？西方现在有一些讲座或研究，也提到了幸福的原因之一是人与周围人关系的和谐，我们怎么看？我们不是把中国和西方截然切开，一个黑一个白。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思想传统当中就包含着与中国很类似的思维和宇宙观。如果读有关的书，郝大维和安乐哲有一本“Anticipating China”（《期望中国》）的书，会了解到古希腊的时候有“第一问题思维”。马克思的东西、黑格尔的东西，都可以称为“第一问题思维”，看待宇宙是变化的，寻找变化之间的关系，这方面跟中国类似，只不过没有形成为西方主流。中国也有“坚白论”等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但分析性思维在中国也没有成为主流。也就是说，中国、西方都有“一阴一阳”两个方面，但在西方成为主流的东西，恰恰是在中国成为支流的东西；在中国形成主流的东西是西方支流的东西。你提到的讲座和研究一类的，就是我说的生命科学、量子论、物理学的新发现等的后现代的思潮和文化发展，逐渐西方人们开始更多意识到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

西方的后现代形成两种倾向——只要说是后现代的东西，就是对现代加以否定的。否定现代的什么，就是否定现代一直讲的那个唯一真理的东西。比如讲个人自由，自由就是绝对的，讲民主，民主就是绝对的概念，还有人权等。西方后现代意识认为，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有合理性的。所以它有两个倾向，一种是变得更个人主义，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存在的理由；还有一种是把上帝这个联系单子个体的唯一纽带扔掉了，又再次来到追究万物之间联系是什么样的局面上来，这也是西方后现代科学发现的联系性，这是朝着接近中国的思想走来的。所以有的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干脆就说中国的后现代思想在哪儿，是在老子、庄子、孔子那儿。也就是说，西方后现代走向了一个东方的路，开始和东方走到一起来。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同西方后现代主义是可以对话的。你说的个人主义积极性的问题，个人主义在历史上有很大功绩，是在反对政教合一时代教会的桎梏上。教会来判断一切事物的是非对错，裁决人的未来去处，这是后来西方之所以发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亚，知道一个着名的电影《牛虻》，都属于文艺复兴文艺产品，是揭露教会的黑暗、对人的统治。在那个环境之下产生出来了个人主义的东西，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性的。但是我们需要看到，个人主义搞得太极端，成为唯一信条的东西了，就会成为前面说的“反者道之动”，搞得太绝对就会在实际上走到反面去了。

中国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看法，基本上来自西方的主流思想，对它们是持肯定态度的，其中也包括了个人主义。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文艺复兴也好，启蒙运动也好，都走到了它的反面，都出现了走向相反方向的很多负面的东西。西方很多思想家都有很好的评论，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一些后现代思想者等，都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出很深刻的批判。我们人需要不需要有一点个人主义呢，一定要考虑到，我们是从关系角度去思考，还是从单子个体角度。其实如果从个人的角度去思考，儒家的东西是最个人主义的，你能不能有一个快乐的人生，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别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你只能靠你自己。也其实是说，宇宙、天地、社会给了你一个大舞台，舞台就是你和家庭、社会、朋友，甚至延伸到天地宇宙，就看你自己怎么表演。你表演得好，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人，非常独特的人，非常有个性的人。如果你表演得不好，就像“小人同而不和”，表现的个性和别人都是同质性的，无非就是物色上、数量上、欲望上、权力上追求。完全从单子个体出发的个性，不是我们儒家思想传统所说的个性。在西方讲个人价值，其实也是得需有别人承认的；比如歌星，得有人追你，你的价值还是在别人追不追上，还是在与人的关系当中。也就是说个性永远离不开关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更强调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恰当、合理的关系，而不是超乎关系、完全出自单子个体要求而考虑的东西。这也是给我们如何对待个人主义的一个建议。

要明白在中国讲“价值观”的误入“个人主义”范畴

“价值观”是西方来的概念，需要展开说明它与中国对应的概念的关系。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下来，不少人认为，这一百年中华文明消亡得非常快，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社会现实情况，中华文明还能继续延续下去吗？

讲清楚这个问题，得先说价值观问题。西方有一种哲学，叫作axiology，就是一种对价值的研究。它有两种指向，一种是哲学角度、道德观念角度，衡量事情的重要性；某个人的行为对不对，有多大的重要性。但是要想到，西方讲道德伦理，必然是与上帝有关。在西方，离开上帝就没有伦理和道德。西方现代产生出来的新道德，恰是否定“道德”的，是把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行为称为“道德”的，于个人主义不利的就是不“道德”的。它是一种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的“新道德”，实际是与传统道德相冲突。在社会学、经济学上也讲价值论，但它不是我们口中讲的“价值论”（崇尚观），而是一种实用的、市场上标价的含义引申而来的。现在流行的、美国的核心价值是个人主义，是自由、民主、人权，所以我们也要在中国文化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观”，找出那么几个词来，相当于拿西方的“价值观”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上套，实际上寻找起来很难。因为中国思想文化是不能用“价值观”来说的，它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这个词不是一个合适的词汇。

我们现在讲“价值观”，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是想通过“价值观”来表达中国文化传统认为什么是重要的，应当崇尚的，或者什么是要把它当成大事来看待、对待的，比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为仁。”这就是说“克己复礼之仁”是最大的事，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之下产生出的。其实，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认为非常重要的，绝对不能忽视的，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之间“一多不分”的关系。人平常也是这么生活的。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怎么样，我们那年代看重的是，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把关系搞坏了。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对手多一堵墙。从中国人日常生活，到孔子、老子、《易经》的哲学层次，都把关系看成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有的其实是一套生的哲学、活的哲学，是讲究生生不息的一套哲学，是道的哲学，是关系的哲学。所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实际上是“一多不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什么？实际上是更为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社会主义是大协作，全国一盘棋，大河流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那个年代，人们都这样去讲话、这样去干的。就是说，大家都是同命运的、分不开的，干什么事儿都是大家的事，都要一起加油干，要拿出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干共同的事情，这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讲为自己讲得多了。

要讲核心价值，不管是中国文化传统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如果要从根上说的话，都是个人和整体不分，要从恰当的关系上考虑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哲学道理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讲中国是集体主义，西方是个人主义。实际上在哲学上是有问题的，这是一种集体同个人二元对立哲学的说法。而我们说的集体主义其实是个人和集体的恰当关系。而集体作为西方的词汇，在英文里面，同个人是对立、冲突的，认为集体主义是吞噬个人的，是“个人”很害怕、很反对的。中国用的集体主义这个词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讲的也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大家知道community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叫作社区、共同体等。这个含义到了中国，就加上了命运共同体的含义，就是说在人群、社区，个人不是单子个体，而都是不分的，共生共命的关系。但在西方，个人是individuals, 是单子个体的，这个community在含义上是很多单子个体集聚在一起的概念。很多单子个体集聚在一起，但不一定共同命运的。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学习英语都知道，中国很喜欢林肯说的“为人民的、为人民使用、由人民掌握的权力”这一说法，英文是“power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好似胡锦涛总书记所曾说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含义。但如果仔细琢磨一下，“people”不是“人民”的意思，西方没有“人民”的概念，没有“民”这个词汇。因为“people”仍是单子个体，个体在一起的复数就叫“people”。而汉字的“民”是人与人之间是共命运才有的概念。如果是两个人，我们不会说“民”；但是在英文中，两个人就是“two people”，我们误以为含义是“人民”，原义是单子个体。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中国与在西方理解的差别。西方社会为什么会流行集体主义是可怕的这种意识，因为人是以个体存在的，人们认为要是服从集体意志的话，就把个人的意志统统吞噬了，所以很怕集体。这个传统意识也反映在柏拉图《理想国》中讲的“共产主义”，说人不是社会性的，没有家庭的，都是单子个体，但在一个集体commune里生活的话，要由哲学王来做头领，对上帝知识懂得最多的人来做领导者，分等级地做军队的头儿、各阶层的头儿。所以性爱可以随便，生了孩子不由生父母或者家庭抚养，而是交给commune抚养。后来马克思思想的共产主义理念出来之后，立刻被说成是柏拉图理想国里没有家庭的那个commune。集体主义造成了西方这样的一种文化心理阴影，含义都是二元对立的。比如美国媒体在提到中国时，不讲是社会主义国家，而说它是共产主义国家，含义就带有负面的、非常集体性的，没有个人意志的。这在西方话语含义上，它会立刻引起一种心理的排斥。其实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不是那种含义的“集体主义”，我们所说的集体主义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共生共运，是大家都要过活，那种互相照顾、互相契合的关系。西方传统没有这样含义的概念。但collectivism翻译到中国来变成“集体主义”，自然而然就带有这样的含义。如果不做东西哲学文化的比较，我们不会意识到西方从个人主义角度对集体主义在心理上是如此激烈地排斥；了解了之后才知道“集体主义”在西方是一个同个人二元对立的意义。所以如果讲中国，说她是“集体主义”的时候，一定要给人们，特别是来自西方的人们讲清楚，中文的“集体主义”不是英文与个人二元对立的“collectivism”。“collectivism”是由单子个体组成的一个社会，有一个单一集体意志，个人没有任何权利了。我们不是这种“集体主义”。今天中国走到一个和西方整日相见、相碰撞的全球化环境下，我们要了解清楚对方的文化语义环境，要在这个基础上，意识到如何向它解释我们自己从自己的文化出发所理解的一些观念和词汇，这非常重要。

【田辰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