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继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一个东方大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功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封建主义残酷压迫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并宣誓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过渡。1949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70载春秋寒暑，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为指导，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如今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新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正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一、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发展以及必然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客观规律。然而，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革命，究竟从哪里最先发生？是从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各国率先发生，还是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或中国等落后国家率先发生？既然《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剖析是以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为典型而进行的，那么，人们很容易相信，《资本论》所揭示的“剥夺剥夺者”的社会主义革命理应在西欧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理论结论也正是这样的。然而，20世纪的历史发展却向人们展现了另外一种画面：社会主义革命是从生产力不发达的俄国开始的。中国革命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发生并取得了胜利。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何以能够先于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是思想理论界试图要说明的理论难题。20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巨大挫折，我们应该正确认识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坚定走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最终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神圣的历史使命。

（一）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为俄国指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欧社会革命的道路

有人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出现在东方阵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点，主要是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上的片面性所造成的。一部分人以教条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教条化的公式：人类社会任何国家都必须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都一同走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按照这一公式，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要全程通过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否则就是马克思主义遭到了破产。十月革命发生之前，民粹派和自由派争论俄国社会前途。俄国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就认同俄国走原始公社解体、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预言十月革命是“早产儿”。不幸的是，苏联社会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夭折了。以此事件为口实，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又掀起了新一轮向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攻击。按照这样一种理论逻辑，人类社会至今在地球上还不能存在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什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主义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发展的科学，并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解决发展的可能性和发展的必然性。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理论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俄国。另一方面，要在实践层面指出事实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表现在哪些方面。

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革命运动低潮而俄国社会变化激烈的背景下，马克思开始对其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和发展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马克思于1877年11月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之所以给《祖国纪事》杂志写信，是因为《祖国纪事》杂志发表了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的法庭上》。米海洛夫斯基和茹科夫斯基虽然观点有分歧，但他们都误解了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会把《资本论》所描绘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强行推广应用到俄国。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有针对性地作了回答。首先，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俄国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马克思明确表示要直截了当地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马克思批评自由派经济学家和俄国一部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地批判道：这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是超历史的”。可见，马克思把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痛斥为超历史的，因为他们主张东方社会要亦步亦趋地爬行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总之，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积极支持俄国思想家为自己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道路的新的发展道路。马克思认为这才符合《资本论》中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原理。关于这一基本思想，马克思后来在1881年3月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能够引导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二）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成功地开辟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列宁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俄国革命道路开辟方面继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变化，继承了《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分析的已有成就，进一步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五大经济特征，深刻指出了垄断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和过渡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早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就在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斗争中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他认为：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对于俄国为什么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列宁显然是从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来认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处境日益恶化的俄国无产阶级提供了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在外的列宁敏锐意识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已经到来，回国之后的列宁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主张，创造性地运用《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

在总结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时，列宁始终坚持运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俄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办法。列宁批判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所谓将德国的农民战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是说要将德国封建农民的解放运动（运动的结果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和德国的工人运动（运动的结果是建立工人阶级政权）结合起来，也即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为什么能够将二者结合起来呢？列宁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开辟了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新道路。“第一，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第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可见，列宁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典型形式的新特征。列宁还批驳了庸俗生产力决定论，他说：

【“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西欧所有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家也被卷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的根本前提……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列宁的回答是肯定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总之，十月革命的成功不仅验证了列宁“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论断，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列宁没有受错误思潮干扰，主要在于他始终抓住了俄国革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半农奴制的俄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俄国的农民战争性质有了新的变化，不仅具有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而且有了反对资产阶级（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性质，由此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

（三）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理论时说：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这是中国革命的真实写照。按照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既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阶级，也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是不会发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的。那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其后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完全是十月革命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传播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道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果。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

【“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

毛泽东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第一，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了，但封建社会的根基并没有改变，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存在。不仅如此，这时的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还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盘剥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主要的社会生产方式。第二，民族资本有了一定发展，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一些作用，但民族资本及其主导的社会生产并没有成为中国主导的社会生产方式。在大的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面前表现出一定的软弱性。第三，皇帝和贵族的专政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和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又出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第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第五，由于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和半统治之下，中国实际上处于不统一状态。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极端不平衡。第六，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因此，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确定为打击两个敌人，

【“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他还分析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之间的联系。因为帝国主义要在中华民族实现自己的统治，封建地主阶级是其主要依靠的对象。反过来，封建地主阶级如果遇到农民阶级的反抗，那么帝国主义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者。因此，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同样，如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队伍推翻帝国主义统治。

毛泽东不仅指出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之间的联系，还指出了两者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他说：

【“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

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毛泽东强调：

【中国革命“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中国革命的任务，首先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在写于1947年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宣布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是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为什么说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呢？我们仅以土地革命为例来予以说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中国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按照欧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农民解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是当下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涣散，没有能力领导农民走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而中国革命的任务也规定了农民必须要彻底反封建、反国际资本统治，否则革命就有可能半途而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联合各革命阶级取得了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例如，解放区的土地革命曾经极大调动了贫苦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持了前线的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一步开展了土地革命，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极大地调动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改造作贡献的积极性。从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的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三大改造”的完成使当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公有制经济开始占据绝对优势。公有制经济占国民收入的92.9%；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占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32.5%，私人资本主义接近于零。公有制经济成分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占比由1952年的20.6%增加到1956年的85.6%。1956年底，我们党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中国革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1956—1978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互关系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其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方法。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并不是全程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这里首先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或基本原则。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苏联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教训，以及我们过去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地引进和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一些势力不断蛊惑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强调：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

习近平也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问题上，习近平的观点是一贯的，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针对各种歪曲和否定国有企业的错误观点，习近平强调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国有企业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增强，要在深化改革中实现浴火重生。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伴随的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发展不平衡和贫困问题，做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安排。社会主义现阶段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在追求实现《资本论》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承认我们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远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社会生产技术等方面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而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贯彻过程中要有某些新特点。

（二）在对外开放不断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通过对外开放，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中属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那一部分文明成果。马克思在分析俄国存在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指出：

【“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

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最关键的是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以便在这种开放中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经验。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任务，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对外开放，以便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在对外开放中通过贸易往来和项目合作等多种途径，使我们在技术、管理和人员队伍交流等方面尽快达到并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对外开放中会遇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诉求，因此我们的对外开放不仅要想到我方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升的需要，也要考虑对方合理的利益要求，做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当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也会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甚至一定程度的和平演变和瓦解图谋。因而，对外开放不仅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还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我们在对外开放中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可能被国际垄断资本包围，逐渐失去经济主导权，最终被殖民化。

（三）在继续深化改革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还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恩格斯曾说：

【“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

恩格斯强调，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也是经常变化，需要不断改革的。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呢？改革就是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生产力，就是变革上层建筑以适应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经济基础。这样的改革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不断探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认为既要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又要克服其体制机制上的弊端，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毛泽东逝世后，面对如何冲破思想僵化的束缚，邓小平作出变革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历史性决策。习近平在总结40年改革开放经验时指出，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秉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条件，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思想障碍在于，怎样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针对有人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有人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深刻指出：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必然要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观念建设社会主义。但当社会主义逐步走出资本主义封锁、围堵和武装干涉后，就要思考如何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我们必然要迎来改革开放。目前，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关键在于怎样将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理论肯定下来，进一步贯彻下去。例如，关于计划经济的思想是不是要继续加以肯定和发扬的问题。中国为什么面对世界性经济危机能够转危为机，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资料没有彻底私有化，国家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有独特优势。既然如此，我们在今后的改革开放中就不能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实行彻底的生产资料私有化和国家不干预的经济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

【“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就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梅扎罗斯所言，当代世界仍然是资本支配的世界，当今人类生活在一个被资本所控制的世界中，资本以各种变幻的形式不断地向全球渗透。作为一种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机制，它正在发挥着马克思所说的巨大文明作用。尽管《资本论》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但是撇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背景，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其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就必然既适用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也同样适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如果说《资本论》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方面，我们无法回避在中国现阶段还不能完全取消商品生产，还要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资本论》中有关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还在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借助资本的“巨大文明作用”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资本继续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和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都在发挥作用。如何有效地协调二者，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时刻把握和调整的方向性问题。总的说来，大的方向是《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律作用范围会越来越小，而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律作用范围会越来越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人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拿着西方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所谓改革方案对中国改革指手画脚，习近平明确指出：

【“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

可见，习近平在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上是一贯的、坚定不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从改革开放中获得经济动力活力，但在改革开放中却不能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因为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误入歧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居安思危，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以更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抵制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

【胡焱，长春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泽，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6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