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摆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位置

目前在中国大地上，传统文化研究和宣传热潮高涨，儒学重新成为显学。这本是大好事，是中华民族复兴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有人感到迷茫，意识形态领域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针是否发生了变化？有些极端的儒学保守主义者误判形势，拔高之论迭出。乱花迷眼，议论各异，意识形态领域陷于两难：似乎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就是贬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反之，则应把马克思主义请下指导地位的“神坛”，重走历史上尊孔读经以儒治国的老路。这种非此即彼、冰炭不可同炉的看法，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想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想以“旧邦新命”作为廓清迷雾、解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争论的一把钥匙。社会主义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的当代存在。中国是旧邦，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可当代中国是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社会主义形态下的新的中国。中国共产党负有新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包括创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族复兴，也包括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这是一条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指导，又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道路。只有站在社会形态变革的高度进行审视，才能牢固确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什么为指导思想，以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这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仅仅局限在文化范围内是说不清楚的。

我们提倡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祭拜孔子，阅读经典，不是简单呼唤回归儒学，回归传统，更不是独尊儒术。传统文化教育更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完全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学生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一点常识都没有，那请问，他们拿什么去观察当代世界，观察当代社会，观察我们的国家呢？而且可以断言，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很难把握。

不要抽象地争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非历史主义地争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高下优劣抑扬褒贬。一个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指导，一个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反对蔑视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得到思想资源、智慧和启发，但也要防止以高扬传统文化为旗帜，反对马克思主义、拒斥西方先进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07月09日）

目前传统文化研究和宣传热潮高涨，儒学重新成为显学。有些理论工作者感到迷茫，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针是否发生变化？有些极端的儒学保守主义者误判形势，拔高之论迭出。意识形态领域陷于两难：似乎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贬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反之，则应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重走尊孔读经、以儒治国的老路。这种非此即彼、冰炭不可同炉的看法，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一、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变革中国社会

近代中国革命历经失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个伟大任务最终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这个“旧邦”要复兴，中华民族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可能再沿着过去改朝换代的老路走，沿着历史上尊孔读经的老路走。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形态的根本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2000多年，中国历史的变化本质上是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的变化。王朝易姓，改朝换代，都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形态的本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当然有变化，但都具有同一社会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历史上出现过儒释道的相互吸收，也出现过新儒家，但儒学道统始终未变。在2000多年中，孔子是王者师，是素王，这个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没有因为王朝易姓而发生根本变化。新王朝依然尊孔读经，依然看重儒家学说作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统治合理性的首要思想功能。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首要任务是革命，建立一个和历代王朝不同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重任，从思想理论指导角度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担当起来，因为其是关于社会形态革命的学说。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严整、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只有它才能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提供指导，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找到一条民族复兴之路。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胜利。这条道路是通过武装斗争，以千百万人的流血牺牲探索出来的。这是一条推倒既有社会秩序、等级、法统、道统的“犯上作乱”、革命造反之路，是与儒家和新儒家倡导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返本开新迥异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用60多年寻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之路。同样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才逐步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建设，就其指导思想来说都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

二、只有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

中国要革命和变革，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它又不能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关注文化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个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它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其中包括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它们均植根于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13亿多人口的中国，必须重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结构、民族性格、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以农民为主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能够接纳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包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是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在软实力建设方面，单凭马克思主义作思想理论指导，而不充分发掘、吸取与运用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来进行社会治理、人文素质培养、道德教化，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说，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武装夺取政权时期还不太急迫，那么革命胜利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转型期道德、信念、理想、价值中出现某种程度的紊乱，就成为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

“攻守易势”和“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是中国历史的两条重要经验。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攻势，主要任务是推翻旧中国和改变旧秩序，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就不仅要破，还必须立。现在我们是当政者，处在时刻“被攻”的地位。国家治理如何，社会秩序如何，人民生活如何，环境状况如何，全国人民都望着中国共产党，都要由当政者来负责。从这个角度说，取得全国政权就是“攻守易势”的开始。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不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却是取得政权后当政者的修养和为政之道。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智慧。要研究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中注重社会和谐和民本的治国理政智慧，研究如何立德兴国、教民化民。正是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我们党才强调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治国理政智慧的重要性，大力倡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马上”夺权到“马下”治国的精彩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发展和前进的。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2015年12月01日）

文化问题不能认为只是文化专家们的事，它与人人有关。我们生下来就生活在既成的文化环境之中。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一样，是我们每个人须臾不可分离的环境，只是我们往往感觉不到文化环境对我们的制约性。只有当我们离开原来生活的文化环境，转换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中时才会发现难以适应。这种不适应最核心的就是文化的不适应。长期生活在异国的故国之思；长期离开家乡后的故乡之思。家国之思，就包括文化之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最喜爱的菜肴口味，往往都是由我们生活其中的传统文化铸就的。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文化并无专门研究，可以说是外行，但对文化问题的重要性还是能理解的。因此我很关注我们理论界、思想界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其中尤其是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讨论。因为，一个是我的专业，是我的信仰，是我六十多年毫不动摇忠诚不渝为之献身的理论事业；另一个是我的文化之根，是世世代代用文化乳汁哺育我们的精神母亲。我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贬低中国传统文化，数典忘祖我就不是一个中国人。对我来说，不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孰轻孰重的问题，只存在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我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围绕坚持马克思主义，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它们两者关系为轴心展开的。我的认识不一定正确，但我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高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转化的理解，以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来提高自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甚至文章的写作风格。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可以说，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已经开始，只是由于时代条件变换，时起时伏，时隐时显，时高时低，但从未断绝。有人至今仍然责怪，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打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进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罪魁祸首，马克思主义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打倒了孔夫子。我把此种说法归之为奇谈怪论。

是什么力量在挑战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封建社会自身发展陷于危机的结果。西方工业文明压倒中国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的西方战胜封建主义的东方，西方列强的入侵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风雨飘摇已经成为随时倾倒的破房子，最善裱糊的李鸿章等人也裱糊乏术，中国面临存亡继绝。在这种社会危机面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自然会失去它原来地位，长期被供奉在孔庙中的孔子也失去了它至高无上的思想权威。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故，中国传统文化良莠难分，玉石俱焚，一些过激的思想难以避免。

正是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纠正了“五四运动”中某些片面性观点，又反对全盘西化，不仅解决了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也解决了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事实证明，不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中断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挽救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不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自身就是在人类全部知识基础上，尤其是十九世纪德、英、法思想文化成果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反对过德国的文化遗产，相反强调德国工人阶级要继承德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强调德国的工人阶级是德国传统文化的当然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笼统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毛主席的文章、讲话，都很重视传统文化。毛主席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虽然在实际政策中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有过左的错误，但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当然继承者，这个原则是不会变的。

我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重视文化，但不赞成“文化决定”论；我重视地理环境，但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从文化史来看，河流与文化关系最为密切。几乎四大着名文化形态都与河流不可分。古埃及的文明得益于尼罗河、巴比伦文化得益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所谓两河文明。古印度得益于恒河，中国得益于黄河。希腊虽然没有河，得益于爱琴海。从人类文明来说，无论是农耕还是贸易都得依靠河流。可是四大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从无中断。而其它则不然，尼罗河依然存在，但当代埃及与古埃及不是一脉相承；两河流域依然存在，但叙利亚并非当年的巴比伦；爱琴海仍然是爱琴海，但当代希腊已无当年的古腊哲学文化盛况；恒河仍然是恒河，但当代印度并不是古代印度的继承者。

只有中国文化是数千年，一脉相承。只有中国，黄河仍然是黄河，中华民族依然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为什么？有学者说，是因为中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当然正确。可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一以贯之，不能单纯归之于文化，而要同时考察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总的说来，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并没有发生长期分裂，它始终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由各级郡县制支撑的统一的国家。虽然存在过不同的民族政权，但统一的中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中国也有过短暂分裂，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仍然是一个中国，仍然是尊孔，读儒家经典，中华民族文化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没有文化的分裂就不会发生国家的分裂，反过来更可以说，只要国家不分裂，就不会发生文化中断。其它几种文化的断流，都是因为原有帝国的分裂或被征服。国家分裂，必然是原来文化碎片化或断流。

我们要区分国家与政权。中国境内有过多种政权并存，有过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这只是当皇帝，可中国仍然是中国。王朝可以更替，政权可以易手，皇帝可以是少数民族，可文化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当的都是中国的皇帝。因此宋元明清是一脉相承的，属于中国历史。元人代宋，清人灭明，只是改朝换代，而不是国家的改变，照样拜孔子，读四书，开科取士，吟诗作赋。清朝历代皇帝就汉化程度说，与汉人皇帝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文化修养比有的汉族皇帝更高。因此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它属于政权的变化，王朝的变化，而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中断。

我发这段议论，意在说明任何真正爱护中华民族文化的人，必须是同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必须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的分裂，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碎片化，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中断。在当代，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才能保证中华民族文化永不断流。这就是我为什么大声疾呼，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原因。

【陈先达，当代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北京市社科联常委，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两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察网摘自《吉林日报》2017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