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明：正确认识金融危机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不管对于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都是一道必答题。反对者试图否认马克思主义与时代之间的共振关系，以将其局限于特定的时代，而支持者则需要论证马克思主义仍然在场。客观而言，生发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欧洲远谈不上处于显着地位，在全球也没有多少影响力;进入20世纪，马克思主义才以燎原之势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 在对于该世纪的政治和知识格局的塑造上，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政治思想[1]12， 但随着世纪末的连锁崩溃，20世纪似乎又是一个埋葬马克思主义的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代同步，能够不断回应时代课题，进入21世纪后，面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面对反对者抛出的“过时论”，面对不断被指责的未来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如何?它能否在新世纪摆脱苏东剧变的低迷而焕发生机?这些成为本文要探讨的重点。

一、马克思话语的复兴

近年来，一些反思马克思主义时代价值的论述和观点相继问世。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在书中，作者针对10种常见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进行了反驳，扞卫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他指出:“人类不断异化，社会生活愈发‘商品化’，我们的文化鼓吹贪婪、攻击性、不加思考的享乐主义和日益严重的虚无主义，我们正逐渐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积淀。”[2]4伊格尔顿的观点在国外左翼群体中并非孤例，伴随着金融危机，“马克思的复仇”“马克思归来”“马克思是对的”“怀念马克思”“马克思的拯救”“回到马克思”等表征马克思当代影响力的话语活跃于各类学术刊物和媒介之中。

塞浦路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塔维洛斯·托姆巴佐斯 (Stavros Tombazos) 在《马克思的时代》中指出，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的幽灵复仇般地回到公共领域的前线，这一点也不意外。他认为，除了其经济和社会后果之外，这场危机也在语言学领域肆虐，表现在“‘自由市场’再次变成‘资本主义’，而‘国际关系’常常被称为‘帝国主义’，‘社会冲突’有时变成‘阶级斗争’。今天谁还敢说‘市场有能力进行自我调节以造福于社会’，或者声称‘私有化’必然让国有企业更有效率”[3]xiii。他指出，我们断裂和离心时代的文明危机已经开启了一场新的旷日持久的社会斗争时期，其结果不可预料。在这一背景下，研究马克思的着作 (尤其是《资本论》) 是必不可少的，它不能使我们预测未来，但却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场危机的性质和详细说明它的进程，以更有效地参与当前和未来的斗争。

同托姆巴佐斯一样，默斯托和霍布斯鲍姆等学者都看到了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独到之处。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理论专业的客座教授马塞罗·默斯托 (Marcello Musto) 指出， 柏林墙倒塌后被宣布死亡，现在马克思再次成为广受关注的焦点，他的“复兴”是以其持续解释当前现实的能力为基础的;实际上，他的观点仍然是理解和改变现实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普遍存在的深刻矛盾，1989年后被草率忽略的这位作者再次被关注和询问。[4]4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虽然马克思的许多论述已经过时，一些论述不再被人接受，但马克思的分析仍然具有许多有效和有意义的核心内容。其中包括两个:第一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全球动力和摧毁挡在它面前的一切的能力的分析。第二个是对资本主义通过制造内部矛盾实现增长的机制的分析。[5]12

即使非马克思主义者，也试图运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从而为有效施救提供药方。罗纳德·德沃金 (Ronald W.Dworkin) 在《马克思来救援》中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并无先见之明，但其社会学表现良好，“当我们考察政府和大企业的异常渗透，一个扭曲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劳动异化和孤独的方式，以及它如何以同样的方式改变爱和家庭时，我们发现马克思的观点仍然是有洞见和富有启发性的”[6]。在另一本着作《卡尔·马克思如何能拯救美国资本主义》，德沃金虽然站在了拯救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认为“资本主义仍然是世界上所能看到的最大的财富发动机;截止目前，相比于其他的制度，它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标准”[7]3，但他对马克思的价值赞赏不已，试图用马克思的思想解释当前的资本主义新变化并予以纠正。当然，左翼必须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赞许和吹捧保持警惕，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和文森特·莫斯可一语中的地指出:“资产阶级报刊企图通过将马克思诠释为资本主义新的救世主来限制和扼制他的理论。”[8]3

二、2008年的金融危机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范畴

马克思主义的兴衰经常与一些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以20世纪为例，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而世纪末的苏东剧变又导致马克思主义陷入困境。所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啻为重新返回学术舞台和赢得民众关注的一个重要契机。事实也是如此，一项对东德民众的调查发现，危机爆发后，52%的人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而43%的人说，他们想要社会主义回来。[9]

面对威胁全球毁灭的大衰退，如何对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查尔斯·德伯认为，危机爆发的原因是生产无限扩大与工人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他论证说，美国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在过去几十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滑，表现在:1972年20.06美元，1979年18.76美元，1993年16.82美元，2008年18.52美元。面对萎靡的实体经济体，大公司转而进行金融投机以赚取更多利润，他们为工人设计了扩大的信用制度，刺激他们买更多的房屋和汽车，将他们引入难以承受的债务漩涡中，从而引发了大衰退。[10]同德伯的观点类似，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施韦卡特也强调，资本主义是生产过剩危机，但这种过剩“不是相对于人的需要或欲望过剩，而是相对于消费者购买力的过剩”[11]140。美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安德鲁·克莱曼 (Andrew Kliman) 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客观经济事实。克莱曼认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和更大的投机行为之间的联系是:资本家并不会让他们自己去接受现在已经降低的平均利润率(他们想要保持较高的利润率，只有这样才能够偿还他们的债务) 。因此，他们参与新的资本投资和新的冒险活动，以确保获得某些额外利润。与加剧的投机行为和不断下降的收益率联系在一起的过度杠杆导致大量的债务无法被偿还，最终酿成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正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12]

鉴于全球危机的灾难性和破坏性，人们不禁要问:人类社会未来有可能消除重大的经济衰退吗?施韦卡特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工资既构成生产成本，又是有效需求的来源，资本家为了利润必然压低工资，这样必然导致消费不足，所以，资本主义框架内，危机无法根除。有一种观点认为，借助政府的管制可以消除危机。但克莱曼认为， 这只可以延缓危机，而下一场危机的延缓意味着经济通过过度的借贷而更加虚假和不可持续地膨胀， 因此，当债务泡沫破裂时，病症会更加严重。他认为，在可预测的未来，资本主义相比于以前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容易发生危机。具体有3点理由:一是正如美联储主席本·伯克南所看到的，我们不可能消除所有的危机，一个不断发展和有活力的经济要求一个能够将可得的存款有效地借贷给家庭和公司的金融体系，而提供贷款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冒险。二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大而不倒 (too-big-to-fail) 的问题，并产生了相应的道德危机。在2008年危机以前，政府是否支持所有重要的机构，尤其是大型的金融机构，答案并不明确，但政府后来的救市行为表明了其立场，它传递出的信号是:一个企业规模只要足够大，在遇到困难时政府就不会轻易任其倒掉，这无疑会助长他们的冒险行为。[13]185三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下不可能消除重大的危机，因为这些危机不是由一些能够被消除的同时又保持系统毫发无损的因素引起的。马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表明，危机是实际生产和产品价值之间矛盾的结果，这内嵌于资本主义的功能中，因为随着实际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的价值必然下降，继而引起价格和利润率下降，而这间接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2]

当然，并不是说人类社会对经济危机束手无策。在克莱曼看来，消除危机的根本举措在于废除“价值”的生产，将生产的目的转为满足人的需要，而不再以积累更多“价值”为目标， 但这显然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

三、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仍值得期待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二是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想象。前者为马克思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尤其是对金融危机的深刻剖析，就连非马克思主义者也钦佩不已;但是，后者却饱受指责，想象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经常被斥之为乌托邦。所以，剖析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成为扞卫马克思时代性的一项重要课题。

美国左翼专栏作家布兰恩·琼斯 (Brian Jones) 在系列短文《马克思回来了》《马克思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愿景》中展示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他指出， 在世界范围内成千上万的人们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寻求赢得一个没有贫穷、压迫和战争的不同类型的社会。那一有希望的假设———即一个不同的世界实际上是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宣言》是在销量上唯一可以和《圣经》相媲美的一本书。[14]卡尔·马克思被谴责为一个乌托邦梦想家，但在琼斯看来，真正的空想主义者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梦想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并为此勾画了缜密的计划 (极其详细的工业、教育和社会生活蓝图)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个将社会主义从云空中拽下来的人，并且将其置于一个现实世界的科学基础，他们的出发点不是理想，而是现实。琼斯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将确切像什么的问题上没有勾画多少内容，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不是两个人在屋子里就能决定的，重点是“多数人”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蓝图来重塑社会。他指出，未来社会具体包括:可以给予每个人提供免费的医疗保健，可以给每个人以居住之处，可以给每个人提供食物，可以给人们真正休闲的时间，这样可以陪伴朋友和家人，去旅游，或追求其他的兴趣，等等。[15]

在对未来社会的构建过程中，苏联模式是挥之不去的梦靥。如果无法厘清苏联模式与新社会之间的关系，后者将不可能值得期待。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教授罗纳尔多·蒙克 (Ronaldo Munck) 就试图在批判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把握马克思的本真思想。他指出，以前只要有人提及“后资本主义”生活都会被认为是一个空想者，但今天存在一个深刻且广泛的认识:资本主义正在达到其极限。他指出:“我们现在正在见证的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即资本主义具有危机倾向性，它不是长生不灭的，可以就后资本主义生活进行严肃的发问。”[16]207蒙克认为，马克思对后资本主义时代的观点是务实的，不是建在空中楼阁之上，他没有把一些乌托邦的未来强加给无产阶级，而是他想要这个阶级构建它自己的未来。在蒙克看来:“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远不是废除私有财产或者市场那么简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之后生活的设想的核心内容是其激进的自由概念，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消除一切约束他们自治权的条件。如果自由联合生产者想要创造一个胜过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关系必须被超越。”[16]209

尽管苏联模式因为采取计划经济而崩溃， 但西方左翼学者在设计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时， 并没有集体倒向市场，一些学者设计的蓝图仍带有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子。英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 (Alex Callinicos) 就坚持将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新方案的核心， 只是不同于苏联模式， 在这种全新的经济协调机制下， 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将是在民主决策程序 (以少数服从多数为核心) 的基础上集体作出的。[17]爱尔兰学者克兰·艾伦也沿着传统社会主义的轨道设计未来制度， 在《马克思及其资本主义替代》一书中他详细考察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经济概貌， 具体包括3点: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 所有的大公司必须由国家控制， 并且以集体的方式经营。二是实行工人的自我管理。三是用计划代替自由市场。[18]

四、启示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是一个不断被其反对者质疑同时又被其支持者辩护的问题。对于反对者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洪水猛兽”，是人类进步的障碍，他们往往诉诸两点:一是在理论上，马克思所主张的废除私有制和宗教，提倡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实行计划经济， 废除雇佣劳动等都不切实际，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二是在现实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现糟糕，出现了个人崇拜、肃反运动、压制自由等非人道的问题。对于支持者来说，他们不仅需要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当性和时代性，还需要为前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差错辩解，需要撇清“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从当前争论的态势来看，反对者明显占据着上风。虽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对马克思抱有好感，但他们只是站在拿来主义的立场上，试图从马克思那里寻找解释现实问题的答案，或者将其作为向资产阶级统治者施压的手段。所以，对于支持者来说，为马克思辩护任重而道远。

第二，从真理的相对性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思想、观点和认识受制于时代局限性，从21世纪的视角来看，确实过时了，不再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只有史学研究的价值，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真理相对性的认识。如果一味地将马克思主义包装成包罗万象的真理，反而容易作茧自缚，败坏马克思主义的本真部分。另一面，从真理的绝对性来说，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脉络以及当时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些基本观点、方法和规律是不以时代变化为转移的，包括对资本主义秘密的揭示，创立的社会分析方法，对人们感知现实的方式的改变等[19]，它们是解释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绝对真理。这些绝对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吸引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的目光。

第三，马克思主义永葆时代性的方向在于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而不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理论创新不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而是在经典作家开创的问题域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继续寻找答案，开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境界。理论创新的主体有两个:一个是西方左翼中的有识之士，面对无法解释的社会现实，他们在理论上求助于马克思，其中有一些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另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实践中发扬光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来说，前者固然重要，因为西方左翼学者的立场相对公允，意识形态干扰较少，更容易令人信服;但后者的作用和影响更大，因为糟糕的社会主义实践容易让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望而生畏，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鉴于此，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如果在生态治理、消除贫困、人权民生、对外关系、全球责任等领域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最好的宣言书。

第四，21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只要资本主义仍在发挥作用，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冲突和危机就不会中断，经济不平等就不可能消除，生态恶化现象也不可能根本扭转，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相比于过去的世纪，21世纪初虽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衰退的机遇，但有自身的几点优势:其一，经过100多年的理论互动，马克思主义已经与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相互渗透融合，成为这些学科无法避开的理论资源和素材，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无处不在;其二，经过20世纪的试错，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足够的教训，能够更加稳健和理性，可以少走弯路;其三，当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相对淡化，为后者的发展营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其四，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在新世纪，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会更加尖锐， 人类的异化现象会更加严重，对马克思主义的渴求也会更加迫切。所以，可以乐观地预计， 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充分彰显其理论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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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罗伯特·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M].马林梅， 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刘明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察网摘自《思想教育研究》 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