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发展——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本文为作者王朝科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编者按：2019年11月16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本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发展——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家座谈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座谈会。会议由《资本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朝科教授主持。他首先对各位专家牺牲休息日前来参加这次座谈会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向与会专家介绍了举办这次会议的目的——通过讨论、交流的方式深入学习、深刻理解《决定》的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并及时转化为科研和教学内容。会专家学者围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现将部分专家的发言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李正图研究员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

【“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这一论断科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的制度细分、完善路径、制度特征的具体内容。首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细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这一细分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结构、分清制度体系中各部分的功能；其次，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的路径概括为“四个着力”，即“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正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的必经路径；最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特征概括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从制度的系统、规范、运行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培育、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孕育、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中考察、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样要细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因为在任何一个科学制度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制度都不是平等的、平行的、平均的，而是存在着客观必然的联通性、层级性、晋级性和管控性，这四个特性就决定了各组成部分的制度的地位和功能，使得一个科学制度体系中的各组成部分可以细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乃至其他辅助制度。这就从科学制度体系视角、视野明确了各组成部分制度的定位，这一定位加深了人们对这一制度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所有制经济、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营机制的有机统一，只是在理论上集中关注了所有制经济而已，表现为理论相对于实践的滞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弥补了这一理论上的短板，终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讲全了，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上的重大创新。

复旦大学高帆教授从三个方面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学习体会：（一）《决定》形成的背景，回答时代之问。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从何而来，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哪些变化，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中国要向哪里去，需要哪些制度支持？三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结构性问题，需要用哪些制度支撑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四是四个自信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支持。可以说《决定》给出了具体而明确的回答。（二）《决定》有四个重大特点。一是本土特色，也就是中国特色，具体体现在党的领导。二是系统性，《决定》提出的十三个显着优势和必须坚持完善的十三项制度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制度体系；三是动态性，每一种制度都是随时空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四是可操作用，特别是提出第三次分配，使分配制度具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三）从基本经济制度看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比如党的领导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基本经济制度中三大制度的内在关系和内在逻辑、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三次分配的关系等

上海财经大学冒佩华教授认为：通过学习，我们深刻感受到，这个《决定》内容深入系统，充满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决定》总结过去，开启未来。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十九届四中的《决定》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总结和完善。《决定》在坚持十八届三中精神基础上，首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括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个层次，并具体化为十四个方面的制度，致力于形成制度体系，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依据和保障。其次，《决定》还对未来进行了设计和规划，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有重大突破。首先，《决定》首次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概括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全面认识，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其次，在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问题上，《决定》把过去的“三力”要求发展成“五力”要求，即“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强调“中国特色”，首次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第三，在分配制度方面，强调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并将过去的“四要素”扩展到“七要素”。

同济大学汪洪涛副教授认为：十九届四中全会突出强调制度建设，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是科学的、必要的。因为，制度是作为前提条件规定了经济运行与社会交互关系的特征的，制度所决定的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与选择取向对经济人所追求的稳定的均衡更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就经济制度而言，存在着根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重要经济制度三个层面的制度。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界定，根本经济制度应当是规定和规范经济活动的宪法秩序，宪法秩序的最本质的内涵和任务是规定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的归属，即决定“谁来制定游戏规则”，就我国的宪法而言，“四项基本原则是核心”，党的领导又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因此，在我国，根本制度应当是能够对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发挥系统性、统领性作用的制度性力量的规制性安排，党的领导和由党统领一切的规制性安排，就是我国根本制度的内涵之所在，作为经济活动领域的根本经济制度，其内涵和本质应当是、也必然是党的统领性领导。

制度经济学认为，基本经济制度究其实质而言，就是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标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应当包括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关系所决定的所有制制度与分配制度，以及由上述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十九届四中全会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张耿庆副教授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并体现和反映这个社会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基本经济制度要适应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既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适应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既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集中力量大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又有利于调动各类经济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经济发展活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充分体现并运用了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有利于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有机统一起来。它既践行了劳动价值论，崇尚劳动光荣，鼓励劳动创造，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又调动了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各类要素所有者积极性，使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财富源泉充分涌流，各种资源有效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标的有效载体。它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方面优势，既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宝珠博士jrs低调看直播直播就“制度型开放”和大家分享了她的观点：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强调，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经过四十多年的开放发展，中国经济成就非凡，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巨大经济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开始由以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生产力方面）转向促进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方面）构建的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尽管中国在形式上表现为主动式对外开放，但实质上是被动式对外开放。因为中国主要作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接受者和遵守者，以“被融入”的角色参与国际经济往来。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毕竟是发达国家主导的“游戏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明显考虑不足。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是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这就必须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指在尊重各方意愿的前提下形成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体系，进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事实上，中国已经在理念（比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等）和行动（比如，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等等）上对制度型开放进行了探索。但将理念更好地贯穿于行动，中间需要高标准、有层次、成规范、与国际通行规则“无缝对接”的“制度体系”予以支撑与保障。因此，制度型对外开放符合中国开放发展阶段，是中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全面开放的实践需要，也是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活动中谋求更加平等的发展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有效途径。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巩潇然博士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完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提出世贸组织改革“三项原则”和“五点主张”等重大政策主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更为我国对外开放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光辉历程，是彰显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着优势的历程。立足于新时代新起点，我国应继续发挥这一优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国家引导下消除制度性空间阻隔，调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多方力量拓展商品和货币流通空间，共建互利共赢经济全球化发展路径，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继续奋斗。

最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王朝科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化是《决定》的重大创新。过去基本经济制度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制度，《决定》将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体系化和系统化，这对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基本经济制度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等十三项制度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的基础性制度，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健全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和政策体系。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决定》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制度的“四梁八柱”已经成熟定型，包括（一）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初次分配制度；（二）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三）第三次分配制度。《决定》第一次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概念，是对分配制度的重要发展；（四）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这种立体化的分配制度体系为我国始终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实现共享共富目标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是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然是中国经济的长期特点。我们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物的依赖关系”的阶段，人们的精神世界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还相去甚远，需要通过探索更加灵活有效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激发各种经济资源的潜能，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自然财富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充分必要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答案可寻。

总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新中国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结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向体系化方向发展的重大突破。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原理的坚持和发展，也体现了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科学把握。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演化历程、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王朝科，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