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怀念父亲刘乃强

【原编者按：2019年11月21日是香港“民主回归派”领军人物，重要社会活动家、评论家刘乃强先生的第一个周年忌日。本文为刘先生儿子刘方纪念父亲的文章，获作者授权发布。】

刘廼强，1970年获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3年任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研究部主任；自主创业，晚年从事新媒体业务。

刘先生1988年起担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央政策组泛珠三角小组委员、香港集思会顾问、香港华人革新协会名誉会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2009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银紫荆奖。

不知不觉，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团队用心整理他在微信上每天发表的短文，结集成此书。阅读稿件的时候，与他讨论家国事务的时光仿佛就在眼前，倍感思念。

父亲热爱且善于用文字传播观点，影响社会。他从《信报》创刊起，三十多年一直在该报写专栏，也因此广为几代香港人所熟悉，被公认为香港重量级评论家。直到2012年特首选举，他高调支持梁振英，不但《信报》栏目被借故封杀，一些较鲜明的观点，即使在建制媒体也未能发表。父亲没有因此灰心气馁，相反，他意识到移动互联网时代阅读习惯的变化，在2015年起转战微信，继续评论世界、国家与香港。

在他微信发表文章期间，除了数次入院停止更新数天以外，基本上一天一篇，从不间断。最后他在2018年10月宣布微信文章结束，一个月后，他永远离开了我们。可以说，他为了深爱的祖国与香港，和向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奋斗至最后一刻。

父亲曾跟我说，他跟鲁迅先生一样，写的是“速朽”文章。我当时以为他的意思是时事评论文章时效性强，后人看不明白。后来我才知道，除此以外，鲁迅先生还亟盼自己的文字“速朽”，即他所揭露与批评的现象得到解决，他的文字不再适用，唯其如此，国家与社会才会不断进步。父亲肯定也这样想。

不幸的是，父亲对很多问题的分析，放在今天，也完全适用。尤其是他对香港的判断，我在阅读的时候，甚至会有错觉，以为他还在我们身边，评论着正处于反修例风暴之中的香港。

长期阅读父亲文章的朋友，对香港今天的荒诞乱象，相信不会感到惊讶。回归以来，香港民生问题不断积累，所有调查研究都指出问题的核心是房价过高、产业不振、青年没有往上流动空间等耳熟能详的原因，但特区的体制却没有变革的意识和能力，民怨越演越烈，这是远因。从“占中”以来，反对势力有组织地引导青年往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的路上走。父亲描述的这一切，都在我们眼前展开，昨日的花终成今天的果。

早在2016年春节的旺角暴乱中，父亲就关注到暴徒领袖被搜出化学品、壮阳药与53万元新钞，并预见到今天为“勇武派”献身的“天使”，指出这跟黑社会与邪教无异。2016年4月，反对时任特首梁振英先生的示威者“占领机场”，现在看来，那是这次暴乱中所谓“和你飞”的堵塞机场行动的一次演练。自“反国教”开始，反对势力不计较每次行动的得失，不间断地频繁动员群众，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新领袖，行动策略越发高明，协调能力越发成熟，值得我们反思。

认同问题成为“一国两制”主要矛盾

父亲早就警告建制“开明绅士”不要姑息养奸，断定“港独”最后将成为我国的心腹大患，“港独”不但不会和平理性，更会演变成恐怖主义，可谓一语成谶。

即使到了“时代革命”遍地开花的今天，很多人仍然认为“港独”是伪命题，因为既不为“香港主流接受”，也没有成事的可能。相反，父亲早在2016年就提出“港独”是“真命题”，最早提出警报，且一直高度重视。本书第二章“就是不容许谈独立”，收录了父亲在此方面的大量分析与论述。

父亲不但认为“港独”是真命题，更指出“一国两制”今天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不是民主与非民主的矛盾，而是承认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矛盾，是“合派”与“离派”之争，关键是对中共执政的中国采取什么态度。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所谓的中间派。我们的对手已经不再是“泛民主派”，而是“泛本土派”，他们争取的已经不再是民主，而是自决独立，矛盾的性质因此也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这些洞见，如今看来更觉深刻，可惜认同的人仍然不多。

“港独”与分离主义者虽然有外力支持，但其迅速壮大的主因还是建制的失误。

面对越来越明显的“港独”与分离主义，特区政府既没有意志，也没有能力处理。“官员的感觉是他们只是硬着头皮去执行这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所以表现得一塌糊涂”。这段文字，用来描述今天特区政府对反修例暴乱的处理，也仍然形象生动。

建制派忽略理论建设，又缺乏“四个自信”，面对分离主义者脱离现实的粗疏论述，也不能有效反击。

因此，父亲沉痛断言“合派 （即香港爱国者） 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内外勾结势力集团，它本身的力量不足以单独与之对抗，要是中央没有足够拨乱反正的决心，对香港不能贯彻其全面管治权，合派即使全面牺牲了也不足以力挽狂澜，大部分都选择明哲保身，这就是过去二十年合派从未成为一股力量的最主要原因”。在今天的反修例暴乱中，高呼“你们不是中国人”的市民被泼易燃液体放火烧至重伤，大部分市民敢怒而不敢言，父亲的判断似乎得到了验证。

面对香港反修例暴乱，国内不少民众对其中展现的媚外卖国行为大为不满，因此甚至认为国家不必介入，“香港自己买单”。作为最早提出“港人治港”的人士之一，父亲当然认同港人对香港问题“有其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但他认为“这不能推到如有些港人要搞港独，后果自负，最后港人自己埋单（的结论）”。“人民内部矛盾，应该尽可能由香港自己解决，香港自己埋单；但是敌我矛盾，特别是牵涉到外部势力，香港没有能力解决，最终都只能由全国埋单”。这个判断，值得我们参考。

港独背后是管治权之争

若单从香港看香港，即使这次反修例引起暴动，很多人也仍然会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毕竟香港就在中国边上，跑不了，在防火墙的保护下，也再无力颠覆内地。可是，父亲提醒我们“若从大国博弈的战略高度看未来的立法会与特首选举”，则分离主义是“中国与外部势力长期对香港实际管治权争夺的延续，整个反对阵营，说到底就是外部势力颠覆香港政权的代理人”。

在外国势力与反对阵营的经营之下，香港实际上早就成为“少数人的暴政”。只要“一小撮人够大声、够恶、够坚持地反对，不管他们有没有道理，大多数市民不站出来抗衡他们的无理取闹，我们这个半民主的 （特区）政府在舆论一面倒的情况之下，已经惯例地会作出退让，以求息事宁人”。但回归以来的经验证实：息事不可宁人，投降不能免死。退让的结果不过是政府越来越弱，反对势力越来越强，成了实际管治者，沉默的大多数则失望、退缩，这正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香港局面。

只有看清香港政治关键是管治权之争，再把她置于中美博弈之中，并理解到双方打的不只是贸易战，而是新冷战，使用的是最前沿的“混合战争”（hybrid war）手段，重点是心理战和宣传战，我们才能开始看清楚香港问题的本质与重要性。

父亲认为香港落实行政主导的关键在于中央的主导与撑腰。否则在香港整个体系都出现大问题且日趋恶化之下，中央不断的被动介入，协助特区政府解决问题的边际效果只会不断递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主动适当介入，促进特区政府解决问题。但要拨乱反正，中央政府要有心理准备付出代价。

在坚定相信中央必须更主动介入香港，否则香港没有办法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父亲也辩证地认识到从国家的宏观立场出发，香港问题“大乱才有大治”，必须要等到市民态度真正深刻改变，才能彻底处理 ，且在此过程中，香港作为中美博弈战场，因为被限制于防火墙外的一千平方公里空间，在可控的主场下还能为全国提供宝贵的斗争经验。

因此在拨乱反正到来之前，父亲对爱国爱港力量的建议是不投降、不妥协、不搞什么“大和解”，要死守待援，寸步不让，等待大军到来作大反攻。

“一国两制”及其论述需与时俱进

作为“民主回归派”领袖之一，父亲对回归后“一国两制”的实践感触良多，部分收录于本书第一章“疏离不是‘一国两制’”。

港独问题，部分源于对“一国两制”的错误理解，以及脱离现实的“一国两制”论述。其代表特征就是“对前朝不但没有批判，对港英的制度、路线、以及人事都赞赏有加。回归二十年，基本上还是萧规曹随，美其名为‘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的初心，说到底是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但一些人却把它本质化，误以为“一国两制”本身就是目的，甚至不惜为了维护所谓“一国两制”而牺牲国家利益，这是本末倒置。

对于变化，有些人动不动就质疑“这不是要搞一国一制”吗?仿佛一切变化都会损害“一国两制”。对他们来说，什么是“一国两制”，不是中国说了算，甚至也不是香港大多数人说了算，而是美国（或曰国际社会）说了算。这样的理解，与国家利益不一定相符。

“一国两制”是一个矛盾体，它是关系性的（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以及两制之间的关系），也是动态的。“一国两制”本质主义者的困局在于，今天世界上不存在“真正资本主义”，也不应该存在。香港资本主义希望“五十年不变”，但内地的社会主义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设限，相反，它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当内地的社会主义不断向资本主义学习，并从实践中总结、调整、发展，社会主义作为主体的中国当然也在变化，在“一国两制”的关系性结构下，香港的资本主义不变也在变，不变也得变。

香港面对困局，“人心思变”，但在论述的困局下作茧自绑。这里说的论述困局不只是对“五十年不变”的本质主义理解，更重要的是缺乏变革的坐标，以及缺乏对自我的准确认识 。

雷速体育变革的坐标，牵涉到“一国两制”的结构与主次关系。父亲提到“[特区] 司局长许多时都不愿意公开承认两制之上还有一国，而一国是由共产党执政这个宪制事实”。说得直白一点，经过中央政府多年的努力，香港主流社会至今顶多愿意接受香港从属于一个抽象的“一国”，与社会主义这“另一制”则是平起平坐的一种“品字型”结构。他们希望“一国”是没有内容的符号，不姓社也不姓资，政治中立。但事实上“一国”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作为主体，其中又有港澳资本主义作为补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她具体而充满内涵。香港主流只愿意接受抽象的一国而非具体的一国，因此他们才会投诉中央“过分强调一国，忽略了两制”。

具体的一国不为香港主流所接受，抽象的一国则不能为香港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坐标，这是香港在求变中面对的两难。

由于我们忽略了港英时代的香港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更是为西方国家服务的帝国主义边陲，因此很多过去的辉煌都被神话化，导致港人自大之余，对事物的因果关系存在系统性的错误认识。当我们不理解过去，自然找不到未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香港拥有一国与两制的双重优势”这个主流表述，其潜台词不过就是资本主义好，香港实行资本主义，所以就有优势。它解释不了的是，香港既有双重优势，为何今天又沦落至此?

说得再直白一点，两制之间除了主次关系，还有优劣关系。在内地的理论体系中，长远来看，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与优越性。但香港主流社会却认为资本主义永远比社会主义先进。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也是分离主义的根源。

父亲尝言，中央对香港向来都有一套十分完整的论述，就是着名的“保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一国两制”，就是这个指导思想的延伸，“问题是这些论述都没有考虑港人的福祉和感受，并且越来越脱离现实”。

为了国家长远打算服务，保持现状，暂未或永远不会融入一日千里的社会主义主流 —— 对于这样的一群共和国子民，国家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是“一国两制”论述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香港的乱局，并非出于我们讲政治，而是自己多年不讲政治，让反对势力大讲政治。解决方法是我们也讲我们的政治” 。

愿国泰民安，香港涅盘重生，再拾繁荣辉煌，正如父亲所希望见到的一样。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香港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