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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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保护民族经济才是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正确选择!
应对中美经济战只和美国打关税战无济于事,必须针对美元霸权和美国的投资保护主义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我国比美国更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价值链高端,保护国内市场!如果不是美国发起对我国的经济战,我国似乎没有理由采取对美针锋相对的措施,既然美国高举关税保护、禁止中国在美投资等保护主义大旗,那么,我国就可以完全有正当理由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禁止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成立新公司,禁止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针对美国对中兴公司的制裁,对美国在华跨国公司采取对等制裁措施,特别是对占据我国高端价值链和垄断我国市场的美国企业礼送出国,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待时机成熟后,重走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保护主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成功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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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导致中日大分流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在东亚建立殖民地,而是在于它在国内所进行的一系列民族国家建设的改革活动,这包括保护民族经济、财政金融改革、统一国内市场、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这才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性或主要的因素。下面就是对中日两国不同的国家经济体制导致洋务运动失败和明治维新成功的简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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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中日大分流—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
所谓中日大分流是指近代中日两国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上所导致的发展道路的根本性不同:日本加入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队伍,而中国却沦为了其半殖民地!它通过讲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近代中国与日本的不同传播对国家命运的重大影响”,揭示了经济思想对发展道路及其政策的重大影响。在该文中,笔者通过对鲜为人知的史料挖掘,揭示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其领导集团集体接受了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从而对其保护民族经济、财政金融改革、统一国内市场和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改革活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精英阶层很少有人知晓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更没有人认识到这种经济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化的重大意义,他们考虑到了作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核心的技术引进、政治制度革命和文化变革在中国近代化中的重要性,但唯独没有考虑到在民族主义经济学说的指导下民族国家经济制度建设在国家近代化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导致“中日大分流”的首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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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借鉴美国经验创建高级研究计划局
英美国家学者揭秘了美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上的强有力干预绝不亚于我国“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如果没有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政府机构对创新的全盘统筹和引领作用,那么,今天的互联网、GPS、苹果智能手机、合金材料、远程手术医疗等几乎所有突破性创新都不可能产生,这些学者还指出,美国刻意隐瞒了这种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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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实事求是与改革开放问题
事实上,战后以来,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是世界上实施最强有力政府干预的国家,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实际上是美国这种“发展型网络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本文揭露了这种事实的真相。美国之所以有意隐瞒其“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真相,目的就在于便于推行“按美国所说的去做,而不能按美国所做的去做”,它肆意歪曲和无端指责“中国制造2025”充分暴露了其“只许州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权逻辑。在政府发挥作用的程度上,我国应该认识到“中国制造2025”在广度、深度、力度和凝聚度上都与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我国不仅应该借鉴和学习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而且也应该借鉴和学习美国战后“发展型网络国家”的成功经验,坚定地将“中国制造2025”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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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经济崛起之前为什么排斥外国直接投资?
美国在19世纪末取得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地位之前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了歧视甚至憎恨的态度,外国投资的绝大部分都被限定在购买债券上。美国以及各国历史经验都说明,当一国经济在没有迈入发达经济门槛之前,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虽然可以导致一国的短暂繁荣,但对该国的长期发展却是非常有害的。迄今为止,一国经济的崛起与是否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没有任何关联;反而,那些试图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最终都陷入了依附型经济的悲惨命运。这种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对大规模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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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禁绝中国对美高科技直接投资是美长期国策
本文通过对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揭示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变革的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历史规律,替代性的发展模式存在于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跳跃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如何在这种历史规律基础之上,针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特点,探求适合我国国情的跳跃式发展模式仍有待于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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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外商投资法》要睁眼看现实与历史(前言)
拉丁美洲试图通过贸易保护改变其不利国际分工地位的努力又完全被外国直接投资所瓦解,这是拉丁美洲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其后期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是拉丁美洲即使实行贸易保护也无法改变依附型经济命运的基本原因;同时,它也是19世纪的美国之所以能够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秘诀:在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必须排斥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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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和美债问题的战略构想
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和购买美债是中国经济中正在迅速扩散的癌细胞,它不仅导致了极难治理的通货膨胀,而且使我国的货币主权日益丧失,致使我国民营企业濒临绝境,并夺走了我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方面所急需的资金,任其发展下去,爆发金融危机的机率将不断增大。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购买美债的行为实际上是我国正在为美国支持“疆独”、藏独、台独、在中国周边建立围堵中国的军事基地并援助以及周边小国“哄抢”中国提供资金,这实际上是中国自己出钱帮助美国政府从事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我国的外汇储备和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已经成为美国“金融核讹诈”的战略武器。寄希望于美国成为负责任的国家并继续购买美债是政治幼稚病的突出表现,目前人们所提出的解决外汇储备贬值问题的建议基本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它将使中国经济日益病入膏肓。本文从国家利益入手,对解决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和如何解决美债问题提出了一套从短期到长期的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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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高出口税:中美经济战出奇制胜的“杀手锏”
特朗普的高关税恫吓是一只“纸老虎”,只要我国对2017年占对美出口约70%的两大类产品——机电类和纺织鞋帽家具类——征收高出口税就可以从容应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挑衅,并将中美经济战转变为中国经济深刻性结构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本文讨论了征收高出口关税对我国经济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在短期,我国对出口美国产品征收高出口关税,不仅不会增加政府开支,产品过剩没有增加,局部性的失业也将得到妥善解决,而且,平均每位农民工年收入反而增加8.67%,从而可以有力地扩大内需;在长期,出口税战略将导致中国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这包括中国的货币主权得到更完整的恢复,由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将为核心技术研发提供雄厚资金、支撑在农业振兴中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给民营企业减税以及解决社保基金养老金余额严重不足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战略将为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空间,为我国在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特别是集成电路方面的进口替代奠定基础,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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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后继续强烈呼吁立即禁止中国企业赴美上市
美国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符合美国证券法,美国的做法难道不对吗?美国人甚至可以说,这些企业的大多数股东是美国人,难道不是我美国企业吗?我要对美国股民负责,对美国企业负责。如果美国将来以上述两方面理由在阿里、百度、京东和携程等所有中国在美上市企业派驻监督官,中国政府将如何回答和处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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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警惕”扩大进口战略“背后的隐忧
“扩大进口战略”虽然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但无助于解决我国低端产品出口过剩和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不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并将进一步强化我国“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贸易结构。实现对外贸易的平衡不能采取单纯的扩大(资本品)进口战略,而要立足于国内经济的结构调整,只有通过国内资本品使用部门为独立自主的资本品创造部门提供市场以及两者之间建立起互补性生产需求的平衡增长,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升级并扩大内需的战略目标。但在目前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上,人们完全忽视了国内经济各部门之间生产性中间需求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忽视了通过平衡增长为本土高端制造业创造国内市场的重要作用。据此,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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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美国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美国所说的去做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关税保护和更加严厉的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等措施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开放等政策使美国跨国公司和华尔街肆无忌惮地占领和支配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针对美国的这种两面派做法,中国应该遵循经济政策史的教训,“按照美国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美国所说的去做”,不仅要避免重蹈英国在19世纪末因迷信自由贸易教条而导致新兴产业和技术的国内市场被美国、德国所占领的覆辙,而且要创造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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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 | 不对称全球化: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
英国、美国、德国等大国在历史上的崛起,均呈现出一种规律性:通过保护主义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同时又与同等发展程度国家或比自己落后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非自由贸易),由此而实现经济崛起。这种历史规律性揭示出,落后大国不可能在与发达国家的深度全球化中实现经济赶超,反而会造成对其深度依附;相反,如果通过适当地保护国内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处于浅度全球化的状态,落后大国就可以创造一种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以确保在国内市场上创造战略性新兴工业的高端价值链及其自主核心技术,并借道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国家的价值链中低端市场,从而在国际上建立起针对原有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领先优势。由于国内市场规模的不同,这种“不对称全球化”的道路又可具体区分为英国、美国两种类型;其中,美国所走的道路对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可以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建立全球价值链高端,并把经济全球化的重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崛起新道路。它的具体实现途径可以归纳为“价值链高端战略”和“双领先战略”:前者是在不放弃并强化中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竞争优势的条件下,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建起由中国企业主导并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全球价值链;后者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或“中国制造发展愿景”的核心技术上,对内实施“创造国内领先市场战略”,对“一带一路”沿綫国家实施“领先供货商战略”。为了确保这种新方略取得成功,中国需要针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实施保护中国高端产业、价值链高端和货币金融体系的战略,这也是未来应对美中发生贸易冲突时的根本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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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洋教条借贸易摩擦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恶流
打掉“中国制造2025”并不是美国对华发动经济战的最终目的,通过中国国内的买办主义势力掀起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狂潮,打掉中国国有企业,将中国国内市场彻底演变为外资和美元霸权支配的天下才是其真正的最终目的。中国买办主义势力掀起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狂潮本质上就是要迫使中国走上买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走上拉丁美洲的外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