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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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与制度
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单纯的经济性扶贫难以形成持久的造血功能,关键就在于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联系。没有有效的社会建设,后果只能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塘约村、蒲韩社区和郝堂村的三个案例,呈现出当代中国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路径的多样性,也说明了只有在维护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有真正经济的发展,才能克服和战胜资本主义市场对社会、社区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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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
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与毛泽东有过一场关于中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论。今天需要重新回顾这场辩论背后的历史逻辑,即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在近代历史中展开的。其中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在阶级、国家、执政党、人民与人心问题上的看法与转变,折射出中国之路所具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今天的中国需要呼唤新的政治觉醒、文化觉醒以及新的理论创造,并以之为中国未来的道路开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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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公共服务与三网融合的历史视野
今天的情势已经有所不同,今天三网融合面对的挑战是:电信业和广电业都有沦为互联网平台商BAT“管道工”的危险,其利润已经受到BAT的极大侵蚀。今天的三网模式已经转变为:广电的低价包月公共资源模式、电信业承担国家电信基础投资服务的国企模式,两者与垄断霸权的互联网平台商的竞争,因此今天的三网融合要面对的是不同且更复杂的情势与挑战。这是一个正在展开的新的历史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破解的内在悖论,媒体融合的进程也将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这样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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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什么是数字时代的劳动?
革命总是在不断的死去中得以复活。今天,数字媒体时代的全球霸权正在占据世界历史舞台,前所未有的人类“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已经开启,它也预示着数字媒体作为不断扩大的全世界网民和“码农”的栖息地和劳动场所,其政治意义越来越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权、主体、族群、阶级和人民等等一系列塑造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政治力量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历史动力呈现,权力的动态拓扑图会更加扑朔迷离。然而,从来都没有救世主,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全靠我们自己——这依然是互联网时代世界历史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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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与乡村振兴
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中“社会主义”的挑战在于:一方面,对那种简单化和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市民社会”新闻框架保持警觉;另一方面,在监督权力的同时,不是居高临下地从城市中心主义的角度对“弱势群体”进行人文关怀,而要在超越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想象和构建自由、民主和共享的社会主义公共传播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破除城市中心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的迷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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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中国话语”之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传播应当被界定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社会过程,也就是促进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过程中,普通人参与社会和文化价值建构的平等,以及最大程度的参与。因此,对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中“公共”的理解,核心在于,报道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媒体需要提供开放式和参与性的论坛,激发不同社会群体以主体的身份参与有关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性辩论和文化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人民群众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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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的历史根源
今天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而来自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社会主义统一派”致力于修正 “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历史叙述,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台湾地区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我们需要由此出发,检讨从“白团”到“台湾帮”之“台独”的历史根源。只有打破蓝绿共享的冷战意识形态,重建反帝之民主/民族革命的台湾红色血脉,才有可能重建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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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团”到“台湾帮”:台独的历史根源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以士绅家庭为主的皇民化家庭,在土改中是利益受损者,他们构成了台独势力在台湾的温床。这就是陈明忠提出来的重要的“台独土改起源论”的判断,他发现“台独”分子实际上多是因国民党的土地改革而没落并流散在日美等地的地主子弟,他们进一步与台湾中小企业主结合而壮大,这些人中很多也是地主在土改后获得“四大公司”股票转型而成。他从狱中亲身经历发现,白色恐怖时期真正的“台独案者”是1960年之后才逐渐增加的,这符合海外“台独”运动的开始时间,而与1947年“二二八”事件在时间上差距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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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时代”的终结?——新媒体与当代中国政治
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中国的媒体融合改革之路正在进行时,我们事实上都不是利益无关的旁观者。媒体的使用者不应该仅仅只是暴露在广告营销大数据市场中的小白鼠,而更应该是互联网的主人,因为我们的付出,才有互联网的兴盛。因此,只有当使用者和劳动者能够决定改革方向的时候,改革才能体现公共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内涵和诉求也需要从此中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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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城乡关系再认识
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土地问题的讨论、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与西方学术界为主流的现代性范式,都提出了程度不同的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城乡关系再认识,核心是需要重新处理地权、赋税与租佃关系的变动。其中,太平天国之后江南地区的城乡变革与阶级分化尤其关键,它导致国家与地主、农民之间租税关系剧烈变动,使得城乡分化、阶级分化与乡村治理关系的变革成为近代历史的主旋律——这一点需要重新理解。正是晚清新政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进入艰难的锻造历程,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城乡分裂的格局。其分裂的过程再造了中国社会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阶级关系,它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背景,也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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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
新媒体时代的平台霸权与中国传媒变革之间的关系引人注目,但是迫于各种形势的压力而少有人道破真谛。BAT的发展存在其他外在因素的限制。今天传统媒体生态恶化,新闻、广告与新闻业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在今天需要新的理解。当平台垄断导致媒体“社交化”发生,主流媒体的“群众路线”与舆情市场化之间的悖论关系需重新界定。在这场逐鹿新媒体的博弈中,宏观政策的博弈能否实现共赢?今天更应该探讨的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利共赢的融合路径和政策。新媒体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体现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所用。这既是中国媒体公共性的最大体现,也是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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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应对市场,中国农村的新型社会主义之路
只有用集体经济的优势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重新探索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用集体的力量抵御市场风险,避免农村的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的后果就是城乡关系进一步恶化,这是今天的中国不能承受的。如此,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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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集体经济探索中国特色农村市场经济之路
把单个小农重新团结起来,以集体的方式进行市场化运作,并以此承接国家对合作社的支持资金,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之路。目前已经有大量成功的案例和实践,亟需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只有用集体经济的优势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重新探索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用集体的力量抵御市场风险,避免农村社会的分化,进而避免城乡关系进一步恶化,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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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没有社会建设,经济扶贫独木难支
单纯的经济性扶贫难以形成持久的造血功能,关键在于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没有有效的社会建设,只能是贫富的两极分化。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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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史”与中国“翻案史学”的来源
中国翻案史学的源头正是六十年代冷战前后的美国亚洲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成为今天中国翻案史学热衷炒作的冷饭,主旨是颠覆十月革命与列宁,进而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些“翻案史学”有很多学术硬伤,如被中国某些人推介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其主编祖波夫与俄境外宗教团体联系密切,长期担任俄境外流亡人士创办刊物《播种》杂志主编,俄罗斯法院认定: 该书有20 多处结论表明作者的一些论断缺乏史实根据,此书非学术性着作, 属于政论类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