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与乡村振兴

2019年3月23日上午，在第五届河阳论坛“中国道路镌刻乡村故事”专题报告环节，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吕新雨教授做了题为《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与乡村振兴》的主题报告，与参会嘉宾分享了她关于中国脉络里的社会主义公共传播的认识，以及研究公共传播的四个层面。在征得吕新雨老师的同意后，河阳乡村研究院公众号现将她报告的核心内容梳理出来，以飨读者。

吕新雨教授指出，公共传播这个词在西方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了，传播学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作为公共传播对译词的“mass communicaiton”也被翻译成“群众传播”、“群众思想交通”等。这些翻译并没有延续下去。当前语境并未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传播，公共性、公共传播等词本身带有西方学术的烙印。但是在今天我们必须得处理一些概念比如公共传播和群众、公共传播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崛起的过程其实是和全球资本主义贴身肉搏的一个状态。公共性的问题其实是和社会的民主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前提是我们怎么看待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进入21世纪，新闻界也推“三贴近”、“三项学习教育”、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等活动，这些活动能不能放在社会主义公共传播的框架下来讨论？传播学的引进也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若把公共性定义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传播还有没有可能？

围绕公共性、公共利益、党性和人民性等关键词，吕新雨教授从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

第一，需要在当下数字经济和社交媒体下沉背景下思考新媒体与公共传播的问题。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的以报纸和广电为代表的主流新闻传播体系形成倒逼态势。报纸关闭和广播电视业利润断崖式下跌的状况，使得主流电视台内容生产能力面临严峻的挑战。怎么理解今天数字经济下的新媒体？主流媒体和民营的新媒体的融合到底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这是我们目前关注的非常复杂，也非常敏感的话题。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必须把这一块纳入，因为今天的受众，无论是称作人民、百姓，还是公民，全在新媒体平台，而少在主流媒体的传播端上。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必须把数字经济纳入到公共传播的体系中来。

第二，当前媒体背景下，主流媒体需要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公共文化体制机制，重视传播手段的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主流媒体既是公共服务的主渠道，也是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主战场，是构建和引导社会认同的基础和关键。新闻舆论要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如何提高？传统的主流媒体已经完全依靠广告收入，现在广告被数字媒体平台拿走了，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能力被削减，主流媒体生产怎么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主流媒体还承担着社会公共物品的服务。目前新媒体的付费订阅集中在网络小说和娱乐类节目，但是新闻很难通过付费订阅的方式续命，因为新闻是社会公共品，新闻必须追求最大可能的传播，只能无偿交给BATJ和社交平台。生产成本怎么回来？这些问题在传统媒体中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第三，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要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传播要从短板入手。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因为广告的受众在城市。城市中心主义的路线使得乡村的公共传播体系面临非常多的困境，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需要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要促使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就需要发挥公共传播体系的服务与引导的双重功能。同时，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需要公共传播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作用。传播是社会存在的方式，乡村振兴如果没有传播的参与，作为社区存在的乡村是不可能存在的。社区必须依靠传播来完成，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或是一个国家共同体。

第四，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要为民族团结和民族交往服务，为东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服务。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国家治理和社会认同的矛盾在民族地区也最为尖锐。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对民族地区公共传播的引导力与治理体系的能力建设都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因为语言的问题，很多新疆基层的老百姓没有办法接触到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渠道，所以渠道的缺失，使得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思想反而有了进驻的空间。区域和乡村的战略都不能简单地依靠市场逻辑来完成，市场逻辑会产生两极分化和城市中心主义，这恰恰是目前的国家战略调控要扭转的方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传播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吕新雨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传播应当被界定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社会过程，也就是促进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过程中，普通人参与社会和文化价值建构的平等，以及最大程度的参与。因此，对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中“公共”的理解，核心在于，报道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媒体需要提供开放式和参与性的论坛，激发不同社会群体以主体的身份参与有关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性辩论和文化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人民群众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文化自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既是中华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政治（革命）的，又是（经济）建设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传播的建构过程中，必须处理国家与阶级、政治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复杂交互的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代表的社会理想，以及一种可欲与可求的善的社会生活图景能被不同社会阶层、地区、社会性别、代际的普通人所理解和分享。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中“社会主义”的挑战在于：一方面，对那种简单化和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市民社会”新闻框架保持警觉；另一方面，在监督权力的同时，不是居高临下地从城市中心主义的角度对“弱势群体”进行人文关怀，而要在超越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想象和构建自由、民主和共享的社会主义公共传播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破除城市中心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的迷障。

（本文由白洪潭整理，吕新雨老师审阅）

【吕新雨，察网专栏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河阳乡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