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刚从林业大学毕业稚嫩的大学生来到如此艰苦环境做第一拨开拓者，艰苦跋涉，付诸一生，他们当时未必想到几十年后塞罕坝一定植树成功、功成名就。但他们的行为给后世后人所昭示的就是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只在奋斗过程中的精神境界和格局。亦如片头曲的意境“岁月的蹉跎，点染沉默的山色，像祖先的静默，用肩膀承担重责，这一抹春色，映照风雨的萧瑟，似父辈的心火，用双手开辟先河------”。 这种精神既传承于厚重久远的民族魂魄，也来自于建设新中国的主体意识。其思想内涵象征和隐喻的是无论个人还是国家民族越是面对困境、压力、苦难越是应该抗争、奋斗、勇往直前。所以建国初期的各种封锁和近年的遏制围堵都没能让中国屈服，相反中国在遏制、封锁、围堵中日渐崛起强大。强国之路不仅在器而且在道，当今社会缺的就是前辈们吃苦耐劳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这个道。荒淫奢靡是亡宋的节奏，娱乐至死是崩溃的尾声。

知青下乡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是新中国发展壮大的必要的方针策略。没有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没有广大知青的担当精神，就无法克服国家经济的严重困难，也很难面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说得更具体一点，没有上山下乡运动，或许社会主义国家最早解体的不是苏联，而是中国。因为苏联没有知青，也没有上山下乡运动！

对于上山下乡中出现的问题同样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但其目的是吸取教训，完善工作，以免以后再犯。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分清主流和支流，不应用个别代表一般，用局部代替整体。要通过现象看本质，考察它的社会历史根源。不应该把古今中外都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上山下乡的“专利”。

对广大上山下乡知青在农村、边疆作出的历史贡献，党和国家自始至终给予了高度赞赏。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可以说，习近平知青时期的经历，是许许多多插队知青的共同经历，也是许许多多知青在农村生活、生产实践的真实写照。知青上山下乡，成就了中国农业、农民、农村，成就了一代知青群体，也成就了知青群体为改变农村、边疆落后面貌作出的历史贡献。这种历史贡献，早已溶化在农村山山水水的改造中，早已转化为乡村文明潜移默化的变化中，早已铭记在当地老百姓的言传口碑中，也早已镌刻在新中国的历史丰碑上。这种历史贡献及其体现其中的品质与精神，并不因知青上山下乡的结束而消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日俱增、日久弥新。

回顾中国革命光辉的历史，就是一部上山下乡，从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政权的历史。1949年离开西柏坡时，毛主席称其为进京“赶考”。他担心共产党重走李自成的老路，担心干部贪图享受、脱离广大农村群众。过去的知青上山下乡既是缓冲城市就业压力的过渡性政策，又是对年青一代培养的战略考量。今日大学生当村官的上山下乡也是对过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总之“上山下乡”是为了更好的前进。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历史时期，四川151.47万知青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奔赴农村、边疆，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他们见证了四川的蓬勃发展，也经历了四川的艰辛曲折；他们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为改变四川农村落后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胡耀邦1979年所指出的：他们是令人起敬的，要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上一笔，用来教育我们的后代。

美国经济学家利普顿认为，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穷人之所以总是穷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外国侵占了这些国家的利益，也不是由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没处理好，而是在于本国的城乡关系没有处理好。虽然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对城乡联系的促进并非有意而为之，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加强城乡联系的作用，并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关系。这一联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同时对协调城乡关系、消除城乡差别、推进城乡融合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它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源，其中最根本的，是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联，与当时中国所处国际国内环境密切攸关。将下乡知青有计划地从农村调离，受到不同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与影响，而这种制约与影响也正是知青回城安排呈现渐进性、起伏性的基本依据，也正是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进程呈现曲折性、阶段性的重要缘由。

从解放以后的上山下乡的实践来看，知识青年在农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对加强城乡交流，缩小三大差别，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从杨晓沪、徐桔桔与贾爱春的事迹说明，这种影响应该说至今还在，具有时代意义。也有人喜欢把上山下乡与文革相连，但事实是，在这之前不知有多少青年已经到了边疆农村。

毛泽东之所以发起组织和推动从上世纪30年代延安试点、从建国直至70年代中期数十年的“知青运动”，并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什么“造成灾难”，而是基于真正的“中国特色”和国际背景，即几千年封建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弱点;政权更替规律或曰“兴亡周期律”;西方的“和平演变”预言;前苏联“变修”的教训;旧教育、旧文化体系的顽固;经济建设和发展现实需要;强化国防和推进社会改革等一系列背景所进行的重大决策，进一步佐证了毛泽东从来不会仅从单方面思考问题和为了单一目标轻率决策而顾此失彼。

当她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时候，豁然开朗：“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这不就是自己一直追求的答案吗？她又找来《工农兵联合起来》这首歌，里面唱道：“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她朦胧地觉得，工人、农民、士兵，归根结底，就是应该联合起来！

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在新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国家“一穷二白”面貌需要改变的条件下产生，在加强农业基础、充实农业第一线的状况下兴起，在“文革”期间的特殊背景和环境中发展，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结束。这一运行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而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的客观进程。同样，在当今探索实践的接力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仍然成为一大批有志青年的自觉行动，这也必然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谱写出新的篇章。

毛泽东主席当时提出：“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身为新中国的长子——第一代城乡知识青年必然是国家发展安全战略的承担者，参与者和实践者，有利于解决三个基本点所产生的问题与困难。因此，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不是什么“城镇失业问题”、“就业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依据当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提出，由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不管是“文化大革命”前还是之中的上山下乡，其本质是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非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产物。广大知青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开垦荒地，科学种田，大大地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促进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文化和医疗卫生落后状况。其中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之中，走上了一条为祖国的发展、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正道，是中国青年运动长河中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段。

“年龄最小、地方最苦、时间最长”，这“三个最”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生涯的鲜明印记。总书记这七年知青岁月，是他离开学校和家庭走向社会的人生第一站，也是他人生旅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站，无疑对他后来的成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

习近平在梁家河待了七年，他年龄比我小6岁，但比我在农村待的时间长得多。而且不仅在那里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支书。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虽然我们在那时并没有什么交往，但根据我在陕北农村四年的经历，联系他后来的成长轨迹，他在陕北七年中肯定深深体味了最苦、最难的生活，并在苦难中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