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入党，当村支书，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工作、受到群众拥护的结果。近平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情和关系可以依靠。他就是个普通的北京知青，千里迢迢到这穷乡僻壤来插队落户。加之，他父亲习仲勋当时还在受政治迫害，没有“解放”，这个情况只会阻碍他入党，对他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近平当时能入党就是因为他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并且多次写了入党申请书，积极要求进步；他能当村支部书记，就是因为他劳动吃苦，群众基础又好，大家都拥护他。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只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不是它的全部。知青上山下乡产生于“文革”前，不是“文革”的产物，这是历史的真实。如果看不到这一全过程，或者有意无意地将“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从整体上割裂开来，进而得出“文革”已被“全盘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也要“全盘否定”的认识，这是不合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

1973年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当年11月离开。在赵家河8个月时间里，习近平不仅负责文件宣讲、大队领导班子整顿、生产队干部配备等行政工作，还和村民一起修梯田、打土坝、植树造林。他的这些工作，受到赵家河村民的充分称赞和冯家坪公社的高度认可。

在近平刚来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习仲勋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后来，其他的知青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而近平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开，并且在入党、上大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地，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都替他着急，可是他并不着急，真正扎根农村为群众做事，打淤地坝、修梯田、办沼气……一干就是七年！”

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在当今中国，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认识和评价有不同的见解、各异的观点，本属正常现象而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有的人在知青上山下乡的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的问题上，却认识模糊，见解极端，出现了一些不可理喻的问题。

有人说：“当年让知青下乡，现在又让农民进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更有甚者说：“农民进城是历史潮流，知青下乡是历史的反动”。这些人都只看到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其社会经济的物质基础，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这是起码的辩证唯物主义常识。

知青上山下乡初始距今已整六十年，我们现在评价那段历史必须跳出新的“两个凡是”的束缚，站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去探寻时代意义，而不是以个人的经历得失为标准，更不应该用道听途说或谣言为依据。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分析这一历史过程。

2015年7月1日，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馆在鸟巢体育馆开展，这引起了北大教授、中共党员贺卫方的强烈不满，他以自己一贯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文革”大帽子乱扣的作风评价道：展馆把“文革罪恶变成了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