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日元升值压力下日本央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广场协议”之后的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日央行先后5次下调利率以防止通缩风险。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日本股市和房价大涨。随后，1989—1990年日央行开始紧缩货币政策，将利率由2%一度加至4.25%，膨胀的资产泡沫瞬间破灭。而“广场协议”的另一受害国——德国在面对同样的汇率升值困扰时，德国央行以稳定物价为第一目标，使德国在经历了短期的经济衰退后快速恢复。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也是本次贸易摩擦的关注焦点。准确把握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特征，能为中美双边协商和政策制定提供事实依据。本文从四个方面讨论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一是从贸易总值统计的角度；二是从中美贸易不平衡贡献者的角度；三是从跨国利润转移的角度；四是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角度。结果表明，计价方式、转口贸易、贸易加成、旅行项目中包含货物等因素导致美国高估了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且中国对美迅速上升的服务贸易逆差缓解了双边贸易不平衡。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美国投资企业既贡献了很大一部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还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中美贸易顺差记录在中国，但贸易背后的利益顺差多在美国，总体上双方实现了互利共赢。本文针对贸易增加值统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用贸易增加值统计衡量中美贸易的建议，并简要讨论了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

美国不是曾经封锁了中国22年吗？ 1927年红军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应红旗还可以打多久的质疑。后来被迫长征，后来也走到了延安，并且建立了根据地。后来蒋介石封锁延安，我们又搞了大生产和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国不会被它整垮，也不会被封锁死、我觉得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不怕这些困难的。关键我们现在是要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更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和未来。

美国就开始在高技术方面对日本采取防范措施，并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1984年成立知识产权委员会，限制本国技术外流，日美有关知识产权的摩擦日趋白热化。面对日本高技术产业的群体性崛起，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激化，进而演变为“日美半导体战争”。这期间美方对日攻势持续发力：要求公开超级LSI研究计划(制定政府民间共同的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制造技术开发路线图，目的是达到设备制造国产化的专利、全面废除日美半导体关税、制定《半导体芯片保护法》(美国，1984)，以及制定《关于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电路配置法》(日本，1985)等。1986年《日美半导体保证协定》是左右日后日本半导体产业命运的重要因素。1980年代日本最擅长的存储行业，因为对美协定的制约，被中国台湾、韩国赶超上来，风光不再。

美国发起贸易战，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我国制造产业升级。这一点，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早已明言：“贸易战就是为了阻止中国制造业升级。”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国家到了关键时刻，从来不缺少敢于向敌人亮剑的勇士。但每当此时，中国也从来不缺少投降派，不缺少乞求对手施舍的人。再仔细看看当下国内舆论场的“公知”现象，他们和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何其相似?我们必须警惕，尽量避免这些观点冲击社会的整体判断和贸易战信心。

说中国占了便宜，美国吃了亏，这是对美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完全无知，严重误判，对于那些对美国没有多少了解的人也许还能说得过去，而专门研究美国的人，做出这种判断，就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了。

中国在经济上首先应当做的是，建立起各行各业都有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达到这一点的最简便途径是对高科技产品实行全面的进口替代。应当依据这一原则来确定扶植什么、保护什么，确定对外贸易政策，在这样做时应排除中美是否打贸易战、怎样才能在贸易战中占上风的考虑的干扰，从而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美国步步紧逼，中国步步为营、步步退让，焦点就是3470亿美元的贸易顺逆差。而中国如果失去了这几千亿美元的顺差，则由于进口刚需每年消耗大量的外础，资本外流从未停止，外汇储备将成为“无水之源”，3万亿美元的外础将很快趋于流动性吃锦。

用自己掌握的“货币”让发展中国家干活，把世界各个国家变成它的金融殖民地，享受世界人民的供养，没钱华了就开机印钱，就是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