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日元升值压力下日本央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广场协议”之后的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日央行先后5次下调利率以防止通缩风险。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日本股市和房价大涨。随后，1989—1990年日央行开始紧缩货币政策，将利率由2%一度加至4.25%，膨胀的资产泡沫瞬间破灭。而“广场协议”的另一受害国——德国在面对同样的汇率升值困扰时，德国央行以稳定物价为第一目标，使德国在经历了短期的经济衰退后快速恢复。

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对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形成重大冲击，中国经济外交相应也面临较大挑战，既需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所带来的经济和外交压力，还需要解决“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诸多风险。这一年，中国通过在全球、区域及双边多个层面开展经济外交活动来阐释对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的理解，同时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同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市场红利，还联合欧盟等经济体推动WTO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展望2019年，全球经济体系仍然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风险不容忽视。中国经济外交需要保持充分的战略定力、战略耐心和战略远见，稳妥应对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

在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调整大背景下，在坚持改革开放前提下，金融开放应是有管理的开放，管理重点是风险管理。首先是开什么?怎么开?应该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基准，以国家安全为底线。其次，金融开放应坚持平等开放、对等开放原则。第三，国家安全审查。第四，重视金融规则话语权。第五，守住资本账户管制底线。第六，预见和应对风险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