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并非如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地缘战略格局，一直处在调整之中，总体来看，具有与东亚“四小龙”的战后经济成长过程截然不同的特征。后者充分发挥了自身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的“比较优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加工为起点，带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不具有同时代的东亚“四小龙”在美国的军事霸权庇护下及其所主宰的世界贸易格局中所享有的独特条件，其“国家工业化”战略追求的是由“工农业总产值”这一指标所体现的具有自我持续能力并且部门齐全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和综合经济实力的提升。这一时期，中国在工业制造能力、大规模农田水利设施和现代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以及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法以现代经济增长研究者所习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加以衡量。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企业和农业集体组织的微观管理和生产效率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以缺乏激励和监督机制来加以解释。

马克思所说的一国通过对外贸易，可以购回比自己国内生产成本低的商品而获利这种“比较利益”现象，被搬用西方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称之为可以利用的“比较优势”。似乎任何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只要能够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利用这种比较优势，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十分片面和表面的，也是具有欺骗性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频繁使用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优势、人口红利等西方发展经济学话语。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只是对一定范围的经济现象所做的比喻；“比较优势战略”搬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原理，把它扩展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人口红利”概念撇开社会生产关系，片面分析人口供求现象及其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我们只有自觉坚持唯物史观指导思想，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权，才能防范资产阶级经济学非科学话语的泛用，保证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方向。

以构建新结构经济学为指向，林毅夫教授对西方早期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将这两种思潮在中国的失效或失败归于条件的不适应性，认为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林毅夫教授的反思相对于主张照搬西方理论指导中国发展实践的学者来说，具有较大的进步性，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主张也为林毅夫教授的理论增添了一些科学性。对经济学阶级性的漠视和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方法的尊崇，使其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反思并不彻底。对马克思经济运行理论的庸俗化理解和对李嘉图经济学庸俗成分的比较优势理论的秉持，使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也带有一定的庸俗成分。林毅夫教授反思的结论，不能用来指导中国的实践。指导中国实践的只能是马克思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西方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因其内在的缺陷和为先发国家资本服务的本质，无法科学地解释国际贸易利益在国家间的分配差异。遵循该原则而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必然受到掠夺与剥削，实践的结果会导致本国产业陷入产业的低端或低端产业的锁定。马克思的国别价值—国际价值—国际市场价值—国际生产价格逻辑的国际价值转形理论则科学地阐明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差别，得出国际交换的结果是价值财富从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因此，中国要摆脱和避免在国际上受剥削地位，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根本出路在于坚持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发展原则，加快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