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资本主义的场域中，农民的这种组织化由于“社会主义”色彩非常明显，恰恰最不受资本待见，也不受主流经济学待见。这或许是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拒绝授予中国的原因之一吧？但中国的发展，显然在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按照习总书记的说法，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由此才获得了较之印度、非洲更大的发展成就、减贫成就。

塑造“西方是好的”的观念，暗示西方有权决定世界其他国家的命运。诺贝尔和平奖垄断评判标准，强化某些宏大叙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塑造“西方是好的”这一观念，其潜台词是：目前不公正的世界体系存在变得更加人道的可能性，西方国家有权决定他国命运。由此不难理解，西方领导人为何频频获奖。此外，诺贝尔和平奖经常颁发给非西方国家的（与该国政府）持不同政见者，并将这些不满现行体制、攻击政府的人士塑造成“良民”。他们呼吁西方主动作为，将自己解救出来。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奖给这些人，不是为提高其国内地位，而是为更迭政权做铺垫。

被西方当做脸面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们的相关慈善机构尚且如此，那么其他的慈善机构是个什么样子，自然也就不必多说了。这些事实表明，新中国取缔私人与外资慈善事业的依据可信度是很高的，甚至今天现实社会当中的西方资本追捧某些所谓“慈善机构”，也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于敏一生最敬诸葛亮的气节，在那次采访结束时，他深情的说出了诸葛亮的那句话，“臣，鞠躬尽力，死而后矣，死而后矣”。“死而后矣”，他动情的连续说了两次，如今于老离开了，他真的做到了。放弃自己最钟爱的领域，专注于兴趣并不在此的氢弹核武事业，一干就是一生。也许诺贝尔的奖堂里少了一位获奖者于敏，但联合国的席位中却多了一个中国，中国也多了一片宁静的天空、陆地还有海洋。

诺贝尔文学奖更是被当时世界上的人普遍视为旗帜鲜明的“反共文学奖”。因此，如果老舍在当时真的被提名的话，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西方反共反华的势力为攻击新中国而提名的，就好像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和后来的索尔仁尼琴一样。现在证明根本没有人提名老舍，证明了当时反共反华的势力对老舍并不信任，也从反面证明了其无愧于“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和经济学奖固然体现了西方对于舆论话语权的操控，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同样也体现了其在科技评选方面的舆论话语权。一些人认为其评选完全是客观公正的，甚至片面地把获奖的多少视作国家科技实力强弱的唯一标准等种种做法，本身就是陷入了西方的话语陷阱。

这几年的西方世界发展困难重重，很多矛盾已经浮出表面，所谓普世价值的包装已经很难兜得住了。中国的经济虽然也有一些困难，但是较之西方还是好很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授予一个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以引导中国国内舆论搞乱中国，是非常必要的。就当前的形势来看，高行健一类的纯公知模式的作家不一定能够得到欣赏，如果要是给予一个体制内身居高位又激烈反共的作家，效果会大得多。而身为一级作家兼湖北作家协会主席的方方无疑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人选。

当地时间2016年12月10日，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如期缺席颁奖典礼，让人仿佛听到一声清脆响亮的抽耳光的声音，耳光是抽给企图将文学奖异化的那些文学奖的评委政治家们，也同时抽给曾极度推崇此奖的某些中国人和媒体。早在今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美国人鲍勃·迪伦之后，这个民谣歌手就玩起了失联，对此未有任何评论和反应，非常的没有激动不已，非常的不给面子。

在这一天，在世界的东方，在亚洲的中部，在古老的罗布泊，那一团比日出更耀眼的蘑菇云，那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是在向世界宣告：伟大的中华民族又回来了！

某些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对诺贝尔奖的一厢情愿的“苦恋”可看作是“新时期”以来寻求西方承认的当代中国集体情结的一个喜剧版。

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医的科学性，对那些诽谤中医的人无疑是一记响亮的回击。

几乎没有人知道其背后真实的历史，这种药物的发现要感谢毛泽东，当越南人在热带丛林中反抗美国人时，他挺身而出采取了行动。而它在中国默默无闻地存在了30年，是因为中国与世隔绝的政策，和西方捐献者、医疗机构和制药公司对它漠不关心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