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门罗主义”在拉美早已经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代名词，拉美国家知识界、舆论界对“门罗主义”的批判汗牛充栋，然而很少被翻译和介绍到中文世界。要深入揭示“门罗主义”的实质，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有必要将美国研究和拉美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习和借鉴拉美国家近两百年来对美国外交政策与国际法主张的思考，并通过与拉美知识界、舆论界的交往，特别是借助拉美的舆论声音，更为有力地剖析和回应美国的“新门罗主义”针对中国与拉美正常交往所发出的种种污蔑之辞。而更长远，也更具有道义担当的议程，是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气度和视野，打破“门罗主义”包含的根深蒂固的“势力范围”思维与“文明等级论”意识，为各个国家与民族平等而有尊严的相互交往，创造种种必备前提条件。

“威尔逊时刻”带来的种种围绕“门罗主义”的争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区域霸权和全球霸权之间的张力。全球霸权总是倾向于强调全球空间的同质性，强调自身代表了某些普遍适用于人类的原则和理念。而区域霸权面对全球霸权建立普遍同质秩序的压力，会更倾向于强调世界的多元空间性（pluralistic spatiality），将全球霸权的主张者视为来自另一个空间的越界者，将其普遍性诉求视为特殊利益的话语包装。“威尔逊时刻”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区域霸权尝试建立全球霸权的生动案例——威尔逊提出了针对全球的普遍主义主张，然而他的国内政敌并没有走出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半球的空间思维，慎于在美国能够掌握的舒适区域之外承担刚性的国际义务。而其他区域霸权也可通过强调美国所经历的多元空间性思维与普遍同质性思维之间的对立，让美国“自己反对自己”，从而消解威尔逊主义诉求的普遍性，扞卫自身在本区域的特权。

1919年，威尔逊参与巴黎和会谈判，将美国的国际威望推向高峰。但这一“威尔逊时刻”也开启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门罗主义与威尔逊主义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这一问题貌似可以导向国内威尔逊研究中常见的对于威尔逊执政时期美国的“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两种外交思想紧张关系的探讨。然而本文探讨“门罗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并不仅仅着眼于美国外交政策，而是将二者视为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概念和符号，不同的政治主体出于不同的考虑，会对其进行新的理解和解释。不仅威尔逊及其国内政敌会辩论这一问题，美国在全球不同区域遭遇到的挑战者也会回应这一问题，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关系到全球政治空间不同划分思路的重要问题。

“新门罗主义”是美国人为了重塑“后院”而继承老门罗主义衣钵的产物。说新也不新，因为其实质还是强权和干涉。国际社会特别是拉美国家应当明白它决非福音，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对“新门罗主义”幽灵需提高警惕，任其作祟将遗患无穷。

中国和东盟就南海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意义重大，有可能成为中国版门罗主义的起点。

美国处理对外关系之构思与部署，经历了开国时“孤立主义”的闭关自守、19世纪初的门罗主义、二战后的霸权布局的演变过程。在这一纵深发展的背后，是美国对自己国力雄厚的自信心。但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恐惧与日俱深，其未来的战略布局将仍以防范中国为主干。其原因乃在美国的外交导向过分受到国际关系学科中实力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