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看似基于平等国家间意愿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将中国置于了西方国际法和外交准则的约束之下，而西方关于普遍主义和平等主权的起源神话，也因国际关系中的实证主义（Positivist）法学理论的兴起，而通过条约的方式变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文。尽管如此，本文也凸显了中国在主权、法律和正义等问题上的主张有别于西方国家，并因此对西方帝国谋取普遍主权和文化霸权的政策进行了反制。在现代国际法和外交话语形成过程中，这些争执和谈判形成了大量难以弥缝的断裂和悖论。所以对此进行批判性的再审视，有助于恢复文化和历史的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起源，而这些恰恰经常被歌颂现代文明和霸权帝国的主流叙事抹杀或说成是落后愚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