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不仅存在市场竞争，而且还存在国家之间政治和战略竞争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只能在政治层次上决定——中国是向消费和服务经济转型，还是向更高生产率的工业经济转型，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演变方向和“中国梦”得到实现的可能性。也只有以政治决策为前提，才能产生连续一贯的政策，避免跳来跳去、缺乏逻辑联系的政策。政治领导的作用不会阻碍市场机制的作用——因为它允许来自基层的创造性，而且也要通过竞争检验结果、奖优罚劣。这种框架关系的有效性其实已经由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只要政策的大方向正确（政府的作用），人民自会创造奇迹（市场的作用）。

过于强调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嵌入导致我国对世界市场产生过度依赖的同时，使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产业部门发展不足，尤其是以承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低端发展模式弱化了技术溢出和技术学习效应；过于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原则的产业选择模式，使国内生产在参与全球生产过程中出现产业链和生产网络的“双重锁定”现象；以发达国家成熟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模式为“标杆”，片面追求“三次产业”发展的结构转换导致国内产业过早出现“去工业化”倾向，使实体经济（主要是工业领域）领域内产业间的相互需求下降，导致产能过剩。

本文试图解构国家、市场和科技革命的关系。正统经济学对国家角色的理解限定在“修复”市场失灵，至多承认“基础科学研究”的高外溢性使私人部门投资不足，并认为此时国家投资才是正当的。然而，经济史的研究揭示，美国科技革命是国家计划性投资全新未知领域整个创新链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为创新企业提供高风险的长期融资)的结果。非正统经济学提出“市场塑形/市场创造理论”，认为国家可以创造市场，而绝不仅仅是修复市场。私人部门只是在新市场己经创造出来以后才进入。自由竞争促进技术进步存在着天然的界限，即“己投资资本贬值”与“技术进步引致的成本削减”之间的对比关系。在后者不足以抵消前者的场合，有能力控制价格、阻止其他厂商进入的寡头就会倾向于避免己投资资本的贬值，阻碍技术进步。解决困境的途径是，一个跨越私人寡头局部利益的组织，即国家，以联合的总资本的身份执行生产和投资。

这一轮的楼市火爆或许延缓或者中断了中国的产业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的外需直线下跌，国内需求萎靡不振，4万亿元人民币出台，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实体经济，通过资本投入推动制造业升级，但是没有想到大多流入了楼市，于是全国性的限购限贷实施，实体经济终于有了一些活水灌溉。

作者认为，现行经济政策的思维框架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越来越脱节，是忽视产业升级重要性的原因。只有抛弃“空想市场主义”的政策范式，中国经济才能扭转下滑、再次进入增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