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上可知，周家庄坚持人民公社，已经建设成了一个文明民主美丽幸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68年的社会实践无可分辩地证明，农业合作集体经济比之个体经营能更有利于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从而更好地满足和提高社员日益增长需要。大家“均衡富裕”，既无所谓“两极分化”，也不存在什么“三农问题”。社员不知“新的三座大山”为何物，安居乐业，家庭团聚，生活幸福。“最后的人民公社”最好地、最有力地证明农村合作化是中国十亿农民的方向。

周家庄1949年创办互助组，1952年建立合作社，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1983年建农工商合作社，至今已有70年。期间遇到多次政策调整，都不曾动摇周家庄公社的体制和机制（二级所有、队为基础、三包一奖等），更没有动摇过周家庄人走合作共富之路的决心，始终集体统一经营，体制一直未变，一直恪守“不让一户贫困、不让一家受罪、不让一人掉队”的信念。

探索基于中国国情的组织化农治战略，是毛泽东生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战略发生于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国家工业化压力空前的基本国情。其内容的根本构成是通过合作化而集体化的过程，实现农民组织化；通过农业上的“精耕细作”和“社队企业”的发展，实现农村产业形态的多样化，从而创造“在地工业化”和“在地城镇化”的有利条件。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于西方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更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与挫折的探索过程。透过弥漫的历史烟云，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探索，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难得的经验借鉴和思想准备。尤其习近平同志关于农村必须推进“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倡导，关于中国农村“要走组织化的市场化发展路子”的重要思想，更是对于这一战略探索合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老省长和“老坚决”共建的不单纯是人民公社的形式，从层面讲，两位革命老人是在用自己的身心坚持坚守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还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归纳成一句话，他们是完全彻底地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就是真正的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好领导，好干部，他们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在为人民服务而道器变通。

以前说集体经济养懒人，但是我不知道以前的公社是怎么养懒人的，但是我个人来讲，我们公社绝对没有养懒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监督的机制也是比较齐全的。比如今天我去放牛了，如果不好好看牛，丢了一头奶牛怎么办？这个有它的制度，丢了一头牛，首先要找丢了的原因，丢了一头牛你要承担多少个人的工分惩罚。比如说丢了牛是因为我在山上睡觉，表面上我今天跟着牛出去了，但是过一会我就不看牛了，反正牛又不会飞走，这就要接受惩罚；那或者是被棕熊、狼等野兽吃掉了，吃掉了怎么办？像这种情况都有一个标准惩罚的，所以的话大家都不能偷懒。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嘎措人民公社从来没有任何纠纷，社会稳定性极高，村里也没有任何的闲散青年。老书记在任期间，一直对集体的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在外面市场上的定价能力很强，定什么价就卖什么价。而在老书记和他的班子退休后，没过一两年，单干的人就出现了，畜产品销售也出现私卖的问题，甚至一度集体不再统购统销，而是大家自己去卖，或者商贩过来收购。

毛泽东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构想，可以说是他的农民组织理论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创造。但是毛泽东在世时，农村人民公社多数都非常窘迫。许多人正是根据这种状况而指责毛泽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