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制度的复杂性在于，其关涉的不仅仅是“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还关涉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土地既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也是农民生存的保障；既是工业化积累、工业化基础设施的来源，也是城市化的必要条件。而到了今天，中国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出现新的趋势和新的问题，需要探索新的平衡。这些新趋势背后，就是我们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定位土地制度与农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努力实现新的条件下的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不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农民的利益损害了。” “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不能单纯为了追求土地经营规模强制农民流转土地，更不能人为垒大户。”

此前，邬贺铨表示，雄安新区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将试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既能够发展房地产，又能够控制房地产价格，保障居民住房需求。对此，国土资源部调控和监测司巡视员董祚继建议，应将70年土地批租制，改为土地年租制，发挥土地国有优势，创新用地制度，助力雄安建设。

最近几年来，与中国极具相似之处的印度是以中国为标准，把中国六十年的发展经验作为观照他们现实的尺度。印度学者以中国为背景，认为中印两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主要源自于两国不同的土地制度。因此，中印两国土地制度以及历史传统和现实关系的比较，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农民工城市化滞后的原因，国内学术界有三大观点：一是土地家庭承包制的束缚说，一是城市户籍制的排斥说，一是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