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于欧洲的整体来说，经济上的损害已经明显。它将摆脱不了经济—政治的危机（不说它的能源的困境），同时没有与俄罗斯建立良好的关系，它也作为一个欧洲国家，除了威胁可以为能源和军事的安全做出贡献（特别是考虑到在这个时候俄罗斯似乎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军事上的优势，在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它可能让欧洲处于一种非常难办的形势，为此欧洲实际上在短期内除了与俄罗斯谅解没有更多的选择）。因此，美国的“盟友”在变穷，重新使欧洲处于一种巨大的危险之中，可能开始越来越多地为作为一个朋友的自己的欧洲居民尽心尽力地做事。

2017年显露出世界现在的制度日前增多的矛盾和紧张，这来源于全球资本的统治、经济危机和为了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的争夺。民族主义的重新出现，对欧盟模式的质疑，极右势力的发展，一场经济危机的持续存在似乎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一些政治运动的出现令人鼓舞，其中有西班牙的“我们能够”，在英国“左派的团结”，在法国“不屈服的法兰西”和“五星运动”，在意大利“为了人民的权力”，它们的出现是对欧洲社会民主党危机的回答，是社会运动有力的斗争，是有机会开始更新欧洲左派的思想和政治实践周期一个新的机会。

从2011年至今，中东已持续六年动荡，地区各国势力不断消长、分化组合，地缘政治格局呈现新的发展态势。虽然IS地面上的“国”已经灭亡，形势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些亮点仅仅是表面现象，新一轮大国博弈的起点也正式开始。

从马六甲海峡、纳土纳到莫罗泰，印尼几处海域对中国的能源和贸易安全、中国同东盟的关系以及南海的稳定等起着举足轻重的价值，是印尼特殊的群岛地理特征以及处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地理位置所导致。印尼的边境岛屿已经吸引美日澳台的高度兴趣并积极部署。

所谓成功的先发国家或地区，只不过是在占有现代化收益的同时把他们的成本转嫁到了后发国家或地区；所谓失败的后发国家或地区，只不过是把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的时候，被动、甚至积极地承载了先发国家的巨大成本。 通过对 “成本转嫁理论”的理解，就会对先发国家或地区为什么会成功，后发国家或地区为什么会失败有清晰地认识，就会明白如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