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纯地从经济效益的层面进行思考，当然是有些得不偿失。但是这种所谓经济上的“得不偿失”，实际上被我们近现代时期的学者们无端夸大了。明朝政府在接待来贡使者时，固然实行着“厚往薄来”的原则，但无论是“来”，或是“往”，其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是有一定规制的，基本上仅限于礼尚往来的层面之上。迄今为止，我们还看不到明代正常的朝贡往来中的“厚往薄来”对于明朝政府的财政，产生过如何不良的影响。即使有，也是相当轻微的。如果把这种“得不偿失”与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战争的军费相比，那只是九牛之一毛。万历年间在朝鲜的抗倭战争，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为了维持朝贡体系。

史家评价：“范奸永斗者，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在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清人如无铁器之利还至于如此迅速的崛起？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始，正是始于这类汉奸商人之手也，虽万世难消此恨。”

这份跨越三百多年的血写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我国的周边治理，要注意促成有利于我的形格势禁的形势，不能意气用事自己打破有利的区域力量平衡。这是老英国的经验。英国人将政治 看作一种机制或格局，在其中使自己的敌人越来越少，朋友越来越多；如果不出这个机制或格局，那对朋友尤其对盟友就不要要求过高，不然就会落个或者“水至清则无鱼”，或者与昔日盟 友反目为仇的结果。

郑永年用崛起来论述当今中国的机会或命运，充分暴露出郑永年骨子里是西方价值观的拥趸，到今天还在用西方那套强权政治、丛林法则来论述和评价中国。在他过去的着作中，郑永年的潜台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还是要走到西方普世价值上去。虽然郑永年近年来替中国说了不少好话，但在我看来，郑永年肯定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时，有一句话始终没有敞亮地说出来：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只不过是通向西方普世价值体系、西方意识形态的过渡，只不过是基于中国特殊国情的权宜之计。

制度是人制定的，制度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崇祯皇帝如果能够积极地打破平衡的体制机制，而不是消极地打破体制机制内的平衡，那么大明王朝和崇祯本人的结局都可能会是不一样的。然而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从历史的教训中不断汲取经验。

中国的资本主义如果比较顺利地发展起来，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一个不同的过程。当然，资本共同的属性——对利润的追求，那是不可能例外的。在利润的追求驱使下，中国的资本同样也会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如近年来的假冒伪劣之类。但要通过武力去侵害他国，中国的资本似乎还没有看到会具有这样的属性。

明朝灭亡是全球性的“十七世纪危机”的一个部分，而这个危机不仅是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因此，只有把这个事件放到全球史与环境史视野中来观察，方能得出一个全面性的结论。

十年之前，央视有一部着名的纪录片叫《大国崛起》，其中介绍的第一个“大国”就是葡萄牙，而如果要是我们稍微认真一点分析的话，那么就会发现葡萄牙很难称得上是什么大国。在十六世纪，葡萄牙的总人口只不过有100多万，相当于当时明朝的1%，而当时的农业手工业发展水平也不及明朝时的中国先进。如果葡萄牙算是世界性的大国的话，那么国力百倍于葡萄牙的明朝又算是什么呢？

对于明王朝来说，科举取士既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需要，也是笼络读书人的需要。“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要通过科举考试来衔接为学与从政两端。如果单纯看考试结果，而致使北方诸省的士子丧失了“学而优则仕”的通道，使得他们不能被笼络进明王朝的官僚系统之内，明王朝就可能丧失掉这一大批北方士子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