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思考“文化自信”，理解场域首先是社会历史，据此可把握中外会通意蕴的马克思与王阳明“思维科学对话”，寻求世界科学和中国文化的机理相通。从工作实质性规定看，这恰恰是“中国人的方法论概念”。可以说，这是思维科学线索上中国与世界的“内在相通”。王阳明的着作体现《道德经》和《资本论》的“跨时空”相遇。从“经济学的文化自信”看，《资本论》的内在写作线索是历史科学与思维科学高度合一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创制，即出发地是“历史研究”（所谓的“研究方法”），工作落脚点是“理论科学”建构（所谓的“叙述方法”）；而“王阳明心学”研究与之线索关联、机理相似，尤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何种意蕴上作为“思维”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工作规定的写法上与之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从理论科学建设高度看，这是人类认识的又一次启航，通过各种“思想高地”的比较与综合，建立不同经济形态社会类型的工作融汇与思想对话，以“新时代”为依据，重塑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学科范畴。同时按照“经典对话”研究的学术意义来讲，又不啻是一次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再生产”。它启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基于“主体社会”“客体社会”两个规定层面进行“思维取象”，以利于建立对“资本”进行历史扬弃的“批判的知识理论”。

唐伯虎生于1470年，王阳明则生于1472年，比唐伯虎小两岁。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唐伯虎是江苏苏州人，两人家乡相距不到200公里，都属江南。1529年王阳明逝世，享年57岁;在此6年之前，53岁的唐伯虎也离开了人世。也就是说，两个人完全是同一时代的人，还算得上半个同乡。两人有没有交集，正史中没有记载。但就算没有直接的交集，两人的渊源也是极深的。至少，他们彼此一定听说过彼此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