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评价我们电影水平的，不再是我们的票房，不再是我们的金鸡奖、百花奖，而是奥斯卡奖，是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评价我们文学的不是国内的茅盾文学奖，而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意识形式领域唯西方是从，奉西方为神圣。本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者“师夷长技以自强”，都是为了学习世界先进文明之长处，来保证我们能够与时俱进。然而，从“师夷长技”到“崇洋媚外”有时仅仅一步之遥而已。高校讲坛上的西方奴隶几乎竭尽全力地要根据西方的意愿来改变我们自己的一切。

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用中国人的钱，办美国人的事，名利双收啊。到今天为止，还有不少人在夸美国人好呢，我只能说美国人的手段真的好。当然了，这笔赔款也保障了常凯申在民国时期向美国派出公费留学生的经费所需。

今天西方面临的危机还不仅仅产生于自身，也有来自外部的挑战。他们正在失去工业革命的绝对引领地位，中国这个在十九世纪被他们打垮的苦难国家艰苦卓绝地弯道超车，令他们一手经营的不公平世界之种种便利不再那么理所当然，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我还真有点怀疑，西方一旦失去其压人一头的强势地位，是否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以及长久维持文化霸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