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长城内外：腐败是历史进步的产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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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发表了一篇题为《某种角度上讲，腐败恰恰是历史进步的产物》的文章（全文附后，以下简称“《产物》一文”）。该文认为，腐败是在出现平民性质的官僚制度之后，才相应产生的；每当新的技术或者产业形态，或者新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就会出现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不掌握社会资源，同时掌握社会资源的这些新兴阶层又接触不到政治权力的现象，这时候就需要腐败，例如近代的新型资产阶级，他就要靠腐败来和政治权利进行交换。因此，《产物》一文认为，某种角度上讲，腐败恰恰是历史进步的产物。

对于《产物》一文提出的“腐败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这一观点，我认为是错误的。下面，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一、腐败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从而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而不仅仅只是贪污受贿

对于什么是腐败，即“腐败”的定义是什么？《产物》一文没有明确地从正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但从该文通篇所提到的腐败现象来看，该文作者认为“腐败”就是贪污受贿。我认为该文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对于什么是腐败，目前世界上尚无统一的定义。目前在中国，一般认为腐败是指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

【“一个更为广义的定义是：腐败乃是通过关系而有意识地不遵从（法规），以企图从该行为中为个人和相关的个体谋取利益。”】

国际透明组织对“腐败”的定义是：

【“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认为，腐败是“为个别利益侵犯公众利益”。

从以上几种观点来看，我认为，腐败行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要素：

其一，腐败行为的目的是谋取私人利益。这种私人利益既可以是腐败行为的主体（腐败分子或团伙）本人及家庭直接得到的利益，也可以是与他们关系亲近的人（如亲戚、朋友、老领导、老下级等）得到好处；这种私人利益不仅包括钱物、有价证券等直接的物质利益，也包括个人和团伙对性、情感、荣誉、权力、待遇、学习与工作机会、职务升迁、职称评定等各方面需求的满足。

其二，腐败行为的手段是运用公共权力。腐败行为是腐败分子（团伙）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直接地，或者利用自己权势的影响来谋取私人利益。也就是说，腐败分子（团伙）既可以直接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来获得各方面的利益，也可以利用自己权势的影响来间接地谋取私人利益。例如，明知自己的亲属在利用自己权势的影响获取好处（包括物质与非物质的利益），却不加以制止，就是其中一种。

其三，腐败行为的后果是侵犯了公众利益。在公共权力面前，每个人获得由公共权力分配的各种利益的机会和份额应该是均等的。而腐败分子（团伙）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其结果就是使别人获得各种利益的机会和份额减少了，从而直接侵犯了公众利益。例如大学招生，应按照统一的招生标准和高考分数线来确定录取的新生，如果负责招生的人为了个人利益，把达不到招生标准和高考分数线的人录取了，就侵犯了其他考生的利益。

由此可见，“腐败”是指腐败分子（团伙）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从而侵犯了公众利益的行为。而《产物》一文认为“腐败”就是贪污受贿的看法是错误的。

二、封建君主也握有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同样也存在着腐败

《产物》一文认为，在中国古代，土地乃至人口都属于封建统治者私人的财产，没有权钱交易的必要，因而不存在腐败现象。我认为，这个看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封建君主也握有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同样也存在着腐败。

什么是公共权力？目前的解释是：所谓公共权力，是指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由政府官员及其相关部门掌握并行使的，用以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的权力。在现代社会，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但不能因为封建君主都是世袭的，就认为封建君主手中没有公共权力。

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社会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公共意志被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侵蚀、所取代，从而使权力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体现。但是，为了谋求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为了保证阶级统治能够为全社会所接受，统治阶级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公共利益，在一些特定条件下让代表着阶级意志的权力服从公共意志。在世界各国的封建社会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统治者在维护权力方面所施用的方略：在实践上适当照顾到公共利益，以求公众对统治者的接受和拥护；在理论上则极力淡化和抹杀权力的公共性，虚构出权力神授的种种神话，从而增强他们手中权力的神圣性及合理性。

因此，在封建社会，尽管封建君主是世袭的，他们也从不承认手中权力的公共性，但在实际上，他们掌握并行使着用以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的权力。例如，建立郡县等各级官府来处理公共事务，通过颁布和实行刑法来维护公共秩序，通过兴修道路、水利、城防等来增进和维护公共利益，等等。

然而，封建君主手中握有的这些公共权力，首先是用来为其个人及皇族服务的。他们不仅利用公共权力通过征税、纳贡等途径来直接获取钱物和各种珍宝等财富，而且利用公共权力卖官鬻爵，强征民女进宫供其蹂躏，等等。由此可见，封建君主不仅存在腐败行为，而且是非常严重甚至是登峰造极的腐败行为。《产物》一文说封建君主不存在腐败现象，完全违背了客观事实，是十分错误的。

三、腐败是旧时代恶习的延续与翻新，而根本不是历史进步的产物

回顾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出，贪财与好色是人性的两大弱点，腐败与娼妓一样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娼妓之起源，大概胚胎于2600多年的周襄王时代，那时封建君主的宫中设有供帝王淫乐的官妓。到了春秋齐桓公的时候，妓女便成为了一种职业。而腐败的历史不会比娼妓的历史要短，中国着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王亚南先生就曾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实为一部贪污史。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腐败与反腐败几乎充斥着每一个王朝的政治、社会生活。据有关资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政府一般就都设有执行反腐败任务的监察机构和官属，从政治上、经济上和道德上察举查办腐败犯法行为。在唐朝组建了庞大的监督御察队伍。到了宋朝，又明文规定贪污受贿与十恶大罪一样，必须处死，不得赦免。在惩治贪官最严厉的明代，不仅完备了监察机构和地方三重监察网，还建立了《严治官吏嫖娼制度》，使官吏嫖妓几近绝迹。至于提倡重义轻利和以清廉为荣、以贪墨为耻的道德，更是千年传承的优良风尚。这说明，在中国，腐败这种恶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之，并经历了两三千年的延续与花样翻新。

腐败从本质上看是人的私欲膨胀后冲破法纪和道德约束的产物，因此，当人的私欲发生恶性膨胀和法纪、道德的约束力下降之时，就容易发生腐败问题。《产物》一文说每当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和变动的时期腐败现象会增多，我认为，这是因为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时期，法纪和道德的约束力会下降，从而容易发生腐败问题，而绝不是如该文所说的“这时候就需要腐败”，更不能因此而得出“腐败是历史进步的产物”的结论。

综上所述，腐败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从而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而不仅仅只是贪污受贿；封建君主也握有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同样也存在着腐败；腐败是旧时代恶习的延续与翻新，而根本不是历史进步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