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抗战期间四大家族控制中国

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这句话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传开，而近百年后，一些专家学者开始质疑，认为他们其实没有钱，有钱也属于个人资本主义的范围。既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权贵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正如贪官污吏的的积累是靠个人本事获得一样可笑。

首先他们都是官的身份。蒋介石是总统，控制着中国政治。宋氏家族中的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又以三个姐姐影响着中国政治。孔祥熙是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几十年的中国首富，长期把持着国家的财政大权。陈氏二兄弟依靠当年其父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以组织部长和“中统特务”把持着国民党党务。

从金融而言，抗战初期蒋介石控制着中央银行，宋子文控制着中国银行，孔祥熙控制着交通很行，陈立夫和陈果夫控制着农业银行。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作为国民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由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而孔祥熙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后，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又以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等等。

从实业而言，资源、建设、棉业、物产、运输、五金交电及贸易中的主要公司都掌握在这四大家族手中。这些公司都有名有姓在他们的名下，如果说他们没钱的话，指的是他们经营不善还是把钱都做了好事?

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有一个秘密报告。报告显示，蒋介石拥有资产6639万(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094万(377万美元)、宋子文有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有5214万(635万美元)。这份报告是日方的内部文件，不存在故意抹黑。(现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的张嘉璈档案中)。这点钱在二十一世纪可能不是个多大的数目，中国许多富翁都具备。然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却是个大数字。

抗日战争时期，从1938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18种。总计法币1519200亿，关金10000亿单位，英镑2000万，美元21000万。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这些钱都是通过四大家族控制的银行完成的，很多落入了官僚资本的腰包。

日本侵略中国后，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弥补减少的税收。食盐附加税， 田赋征实税，粮食随赋税，大肆掠夺民众。

抗战刚开始，国民政府就开始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发行额八年增加了738倍。结果是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通过外汇管制和垄断外汇敛财。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1:542.2。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通过专卖制发财。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通过统购统销借机发财。国统区许多商品和矿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低价强购，高价卖出，富起来的是官僚资本和权力层。

在抗日战争结束时，这四大家族基本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主要经济领域。至于说后来并没有变成“巴菲特”式的富翁，因为他们失去了大陆，原有的积累许多带不走。

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极快的完成了资本积累是事实存在的，而这些积累靠的是政治因素，是权力，是经济垄断，发的是国难财。

抗战中的四大家族是以宋氏为纽带。

四大家族的联结点是宋氏家族。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是孙中山的挚友，与妻子生有三子三女依次为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宋霭龄年轻时是孙中山的秘书，两人曾谈过恋爱，后来因为父母反对，宋霭龄不得不嫁给孔祥熙(1914年)。宋霭龄结婚后，由宋庆龄接任秘书工作，孙中山又与宋庆龄相爱，宋庆龄不顾父母反对，毅然与孙中山逃到日本结婚(1915年)。1927年，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的蒋介石与宋家三小姐宋美龄结婚。此后，蒋介石基本成了中国第一人，而他的姻亲宋子文、孔祥熙开始在政坛呼风唤雨，在经济上发家致富。

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是原同盟会元老，青帮代表人，沪军都督陈其美之子。蒋介石曾在陈其美沪军第5团任团长，有知遇之恩。并受其指使枪杀同盟会重要成员浙江都督陶成章。陈其美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派人刺杀后，陈其美之侄陈果夫和陈立夫追随蒋介石，掌管国民党党务，形成了“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简称CC系)。

陈家较穷，仅仅是四大家族中的对比。掌控国民党党务和中国农业银行的人穷，有点说不过去。

有人提出陈家后来并没有多少财产，其实陈氏兄弟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已被蒋介石以“党要改造”赶出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说他没有财产的依据是1951年陈果夫病重离世前曾收到蒋介石亲批的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和特批了日常生活补助。

讲陈立夫没钱指的是他在美国开养鸡场。这一点陈立夫讲的很清楚：“替政府工作这么多年，伺候蒋公和党内外不少人，而竟不受谅解，此后将不再伺候任何人!于是选择照料鸡的行业。”因为陈立夫养鸡被说成是没有钱，这种思维过于浅薄了。

陈立夫后来回到台湾正式定居后，担任了“文化复兴会”的副会长，会长是蒋介石。他一生写了30本书，编了70本书，翻译了15本书，说他穷的话估计相信的人不多。

四大家族中人最穷的要数宋庆龄，这位“国母”一直靠工资生活。虽然是新中国最高工资享受者，却从来没有成为富翁。

国蠹孔祥熙。

孔祥熙既是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却因为贪腐一步步被解降职务。

孔祥熙商人出身，1914年与宋霭龄结婚后开始进入政坛。1926年 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后，从美国回来担任广东省财政厅长。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 1928年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后，担任了南京政府工商部长。1933年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和中央银行总裁，后来又夺取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的控制权，又以国家为幌子拿到了中国农业银行，实现了对中国当时金融业的控制。孔祥熙与前任财政部长宋子文的不同点是 “唯蒋命是从”，因而更得蒋介石信任。

1938年，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主管财政经济的首脑。

抗日战争初期，孔祥熙为促进战时生产，推动战时农业，加强金融管制和运用以及战时财政支持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孔祥熙的财经政策是只顾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恤民众生活，其中“专卖”和“统制物资”加强了官僚资本对商业的垄断，严重摧残了农业和工矿业的生产。同时，孔祥熙及其亲属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

傅斯年是位参政而不从政的学者，这位山东大汉外号傅大炮，一直对孔祥熙和宋子文贪腐问题穷追猛打，让孔祥熙一步一步的退出政坛。

1938年，傅斯年首次上书蒋介石，对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的从政和经济问题提出批评，认为其没有资格担当行政院长一职。虽被蒋介石压下，在当年七月的国民参政会上，傅斯年与多人联合上书，以证据揭露孔祥熙纵容夫人、儿子聚敛金钱，奢侈、豪华，用人唯亲等问题。又被蒋介石压下。

当年10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时，傅斯年联名胡景伊、张君劢、左舜生、傅斯年、褚辅成、张澜、罗文干、钱端升、罗隆基、梁漱溟、梅光迪、张申府、王造时、马君武、许德珩、梁实秋等52人，再次上书揭批孔祥熙。时任驻美国大使的名人胡适虽不赞成倒孔，却也不得不称其为“打孔家店妙文”。

此时正值桂南战役紧张时刻，蒋介石出于政局稳定考虑，于1939年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第七次全会上，让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

因为孔祥熙仍然兼任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权力影响不大。傅斯年仍然对孔祥熙的问题穷追不舍，利用各种场合倒孔。

1944年，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开幕。傅斯年在会上提出孔祥熙家族四大问题，一是家族经营商业问题，二是中央银行问题，三是美金储蓄券舞弊问题，四是黄金买卖问题。件件有据，让孔祥熙招架不住。

蒋介石不得不派财政部次长俞鸿钧秘密进行调查，在查出问题的情况下，同年11月孔祥熙免兼财政部长，由俞鸿钧接任。

但是，孔祥熙还是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

傅斯年再次致函蒋介石，指出当时整理财政的急务是：整理税收、惩治贪污、增加效能、更易首长、清理大事件，孔祥熙副院长一职不变，俞鸿钧有职无权，将无法工作。提出“裁并一切骈枝机关”、 “彻底禁止官吏及其家属兼营商业”。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根据蒋介石提议，选举宋子文、翁文灏为行政院正副院长，孔祥熙丢掉行政院副院长一职。

此后，傅斯年又联署21人提《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案，直指孔祥熙。并提出“众多触犯刑章之事”负责，一齐罢免;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并表示愿意亲到法庭对簿。

然而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却以“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为理由，要求陈、傅等人自动撤消此案，另行设法处理。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也出面表示：“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末，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

虽然蒋介石想尽力阻挡，但重庆地方法院却向中央银行函询此事，最高法院也准备立案侦办，并要傅斯年提供证据和材料。而国库局几位青年也愿意出庭作证。

而对傅斯年向孔祥熙发难，蒋介石亲自请傅斯年吃饭，发生了一段精彩的问答：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7月25日，重庆国民政府免去孔祥熙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两项职务。

孔祥熙的处理沿着免行政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奥委会委员，蒋介石像挤牙膏一样在无奈中逐步拿下了这位“大姨姐夫”。如果不是傅斯年等的究追猛打，蒋介石是断然不会拿孔祥熙开刀的。而且最终的财权交给了“小舅子”宋子文的手中，仍然没有旁落。

孔祥熙虽然倒台了，继起的宋子文也没有好多少。傅斯年逐渐对国民党绝望起来。他在后来致胡适的信中说：“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然蒋公在全会骂人仍言孔宋不贪污也。孔宋是不能办的，CC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然不居高官，却大肆扩充商业规模。其子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均以经销美国货为主，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连蒋介石公子蒋经国亲自打老虎都不见效。

抗战期间，孔宋两家就到没有受战火袭扰的南美巴西投资石油、建筑、股票、期货、批发等行业，结果发了大财。宋霭龄在巴西养病为名展开投资活动。因行动诡密，被巴西政府调查，还惊动了巴西总统。

抗战以后，美国杜鲁门总统曾指示对孔宋财产进行调查，目的在于查清美国援助有多少进了私人腰包。由于孔祥熙的银行资产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其中有私人多少根本分不清。只是在洛杉矶郊区范奈斯一个偏僻的私人机场，发现了孔宋从中国运去的大量黄金。

孔祥熙长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主要是依靠特权地位从事对外国商品的垄断进口，再在国内高价卖出牟取暴利是众人皆知的事。然而事情过去了几十年，有人却以“孔令侃并未犯法更未被蒋捉拿”证明孔令侃是合法经营。是因为孔令侃没有犯法，蒋经国才拿他没有办法。而且以保密局特工密电称“沪市经济管制失败之内幕。青年党《中华时报》发行人宋益清，向曾琦报告称，沪经济管制之失败，系政府既惩办杜维屏破坏金融案于前，不应放纵孔令侃大量囤积于后，致使杜月笙嫉妒不满，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籍以报复。”，把事情转移到杜月笙头上，说是他造的谣。

其实当时孔令侃犯法是公开的秘密，蒋经国拘捕孔令侃后被宋美龄救出致使蒋经国打虎失败是历史事实。

孔祥熙直到1948年才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他还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三十多年，从未参加过任何相关体育会议。1967年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四大家族的后代蒋家第二代后，蒋经国表示不希望后代再从政，从第三代起开始无名。而孔、宋、陈三大家族，则是因为他们在国民党逃台后名声很差，后人也丧失了从政的基础。

官僚资本的问题是国与家不分，他们的财富既可以说是国家的又可以说是私人的。在全国人民舍弃一切对抗外敌侵略时，四大家族趁机敛财是铁的事实，有些人后期的衰落或者“穷”存在着政治的因素或者说是一种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