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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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香港今日暴乱之缘由:傅高义如是说
傅高义写道:“(邓小平说,)香港一直以来的制度就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美国,不适合完全采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权分立。他然后具体说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个人自由:1997年以后仍会允许香港人骂共产党,但是假如把言论变成行动,打着民主的旗号跟大陆对抗,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预。不过只有在发生严重骚乱时才会动用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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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几个重要论述
虽然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有充分的信心,但也考虑到出现意外的情况时中央政府的干预问题。1987年4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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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邓小平是怎样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
1983年,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宣扬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邓小平对此不但明确表示反对,而且要求主要的当事人公开澄清错误和写出检查。针对思想战线上的混乱情况,他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党在组织路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明确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要求“加强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中的一项主要内容,这对于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成功,其重要意义早已得到历史的证明。在新时代,对我们早日实现中华复兴,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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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邓小平从容应对苏东剧变
邓小平讲到这里突然停顿了下来,眼睛对着远方闪动。然后既深情,又带着遗憾地说:“这就不能让了。”邓小平说,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垮起来最容易。你们这里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苏联、东欧垮得多快!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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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重振“劳动光荣”还应当做些什么?
在新形势下,“致富光荣”和“劳动光荣”是完全可以接轨的。简单地说,只要使劳动者不但能够按时足额拿到薪水,而且是相当体面的薪水,这两个“光荣”就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在这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市场经济本来就源自于发达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应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得更加好一些。在坚持“劳动光荣”与“致富光荣”的接轨中,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营企业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同时相信国有企业会做得更好。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定会展现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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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中国和美国,谁该感谢谁?
不管当年中美关系解冻的具体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即不管当年中美哪一方对作出这个战略决策的分量更重一些,但美国当时有求于中国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回顾中美关系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两国只有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的合作,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过去是这样,今天也应该是这样。特别是现在我们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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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为何说公民道德建设是一场持久战?
改革开放四十年,从邓小平提出的两个文明一起抓,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以持久战的精神,坚持不懈地与党内不良风气和社会不良风气进行斗争,取得的重要成绩有目共睹。在新时代,我们仍然要记住改革开放至今的大气候的特征:“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由于市场经济规则、政策法规、社会治理还不够健全,受不良思想文化侵蚀和网络有害信息影响”。只有保持这样的清醒,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最终赢得这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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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毛泽东和红线女说了些什么?
1958年4月13日,毛泽东再一次来到了广州。这次来主要是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做准备工作,同时调研广东的经济情况。此次广州之行一直延续到5月1日。在此期间,红线女两次见到了毛泽东。一次是在广东省委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举行的舞会上。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让红线女坐在毛泽东坐的那个小圆桌旁。红线女在陪毛泽东跳舞时,毛泽东对她说:“你从香港回来是对的,人家怎么说你也不要管,人家还想你死呢,你也不要管他,你走你的路,走对了继续努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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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一篇抄袭文章后面的“真相”问题
一个人对任何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的看法,除了个人的“烙印”因素外,社会舆论导向起到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因为多年以来,中国老百姓都习惯把发表在国内媒体上的文章视为党和政府的声音。既然党和政府的媒体能够发布那些“真相”,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那些“真相”呢?但是实际上这些年来,不少媒体发表的文章,早已逾越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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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邓小平是怎样强调“反对特殊化”的?
1981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了80年代的三大任务,并强调了完成这三大任务必须“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他指出:“我们不是反对特殊化吗?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中央已经作了一些规定,今后还要作更多更严的规定。对于违反中央规定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进行认真的教育,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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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熔铸共和国之魂的六大精神
1966年2月7日清晨,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里,录音制作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几乎无法进行下去。稿子念着念着,播音员就已经泣不成声。后来连录音编辑都也趴在操作台上哭起来。再后来,闻讯赶来的几十位播音员、电台干部肃立在录音室的窗外,静静地看、默默地听、悄悄地擦眼泪……。这篇通讯播出后,立刻震撼了亿万人民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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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毛泽东开创新中国和平外交事业
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战略,既热情而积极主动,又明确而保有底线。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搞建设,在抗美援朝胜利的大势已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便着手推进对外“和平统一战线政策”,把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置于优先地位。1953年12月,中国首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处中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在会见英国工党的代表团时,毛泽东提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在中法建交过程中,他又认为只要戴高乐不搞“两个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愿意接受中国立场,中国就应该不失时机;他还巧妙地利用斯诺这个国际友人于中美之间“捎信”,推动了尼克松访华的可能。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战略思想,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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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如何看待新中国的两个“忍耐期”
军队“忍耐期”时,大批军工企业,失去了军工订单。为了经济效益,纷纷转产民用产品,什么电子琴、录音机、冰箱彩电之类的,成为了他们的主打产品。社会上还出现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盐蛋的”,“造火箭的科学家造钛金骨灰盒”等现象。军工行业也不再是大学的热门专业,大量的年轻人学外语、学金融,赚钱成为第一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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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 | 三峡工程: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
三峡工程的创新成果达到1000余项。不仅成就了一批大国重器,也培养了一批强国重企,直接推动了一大批中国企业的快速做强做优做大,为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奠定了重要基础。正是三峡工程的巨大基础带动作用,中国水电已从世界水电的跟跑者一跃成为引领者。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三峡工程必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秋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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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两弹一星” 为何能在中国成功
钱三强是1948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回来后,曾为了中国的核工业事业,先后找了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和胡适,但“几番奔走呼号,可是每回都是扫兴而返。”“几经碰壁,希望成为泡影。”他痛心地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这位1954年入党的“两弹一星”功臣,在1955年1月15日的那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上课时,深深感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魅力。他回忆,当毛泽东和他谈到原子核内部组成情况时,他立刻感到“这是一个预言,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学预言。”当毛泽东拍板“现在到时候了”时,他说“是不是凡属政治家都很快地对重大科学问题有远见,能及早把目光投向未来呢?”“我们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说一直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