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利用基督徒身份开展政治活动

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

蒋介石受洗后频繁利用基督徒身份将中外信徒纳入其政治轨道，为构建党派和国家认同及开展外交活动服务。教方则根据需要对这个符号进行创造性诠释，作为一种彰显基督教吸引力的资源。在抗战前和战时蒋声誉上升之时，基督徒对蒋的信仰给予积极回应，他们建构蒋虔诚基督徒的形象并认同他为基督徒群体一员，在走向拥蒋和统一抗战政治认同的同时为传教张本。但在战后蒋权威失落之际，基督徒发生分化，通过建构蒋不同的信仰形象来为不同的政治认同铺路。

蒋介石与宋美龄

1932年宋庆龄和斯诺谈及:“如果蒋介石也算是个基督教徒，我就不做基督教徒。”完全否认蒋信仰的真诚性。蒋与基督教关系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可见的有1980年美国学者鲍威尔的论文，尔后也引起大陆学者注意。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开放，学界对此有了更深入的讨论，韩国裴京汉及台湾刘维开的相关研究成果成为最新的进展。这些研究多侧重于探讨蒋的基督教信仰，较少涉及蒋的基督教同道对这位特殊弟兄的认识与态度。实际上，自蒋皈依以来，其信仰就一直是基督徒的热门话题，本文无意在蒋是否是真基督徒上过多纠缠，而是试图通过检视蒋的宗教同道对其信仰的态度，为我们重新认知蒋的宗教信仰及其与基督教界的关系提供一个新视角，并借此审视蒋介石基督徒身份的建构对基督徒政治认同牵绊的力度与限度，更重要的是弄清楚民国基督徒及蒋介石自己在建构蒋介石基督徒身份背后潜藏的逻辑与目的。另因民国年间基督教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以组织的名义就政治发言，但基督徒可作为公民个体发声，所以本文讨论的是基督徒而非基督教组织。当然，基督徒的拥蒋或弃蒋还受到宗教之外的多重因素的牵绊与制约，笔者将另文讨论。

一、天国的健将?———受洗与蒋介石信仰身份的构建

蒋介石在基督徒话语中的出现大致始于北伐中，当时他发布的保教布告常被基督徒用作自身的护符及国民党友教的证据。此外，蒋还多次强调保护基督教机构及其财产，因此基督徒很快将之作为化解党教隔膜的资源。如王治心就认为蒋的布告可证明国民党决不以反教为然，且保护教会。牧人也强调，看了蒋的布告即知国民党对基督教态度和中共决然不同。这使蒋出场时和基督教有了一个友好的开始。南京事件后，蒋也一再表示愿意接受国际法义务并赔偿损失。能享有宗教自由并在稳定的环境下发展，是基督教长久以来的希望，蒋能保证此点，成为他们认同的开始。

1930年10月23日，蒋受洗，一个东方大国的最高领袖皈依，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蒋皈依也许有信仰和政治的双重关怀，但却为基督徒走向蒋及党国认同提供了一个合理化契机。当然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蒋是否是真信徒。蒋的皈依对时人而言多少有点意外，有关此事众说纷纭，“怀疑、臆测、赞许、非难，不同的人观点各异”。针对种种猜测，部分基督徒开始为蒋受洗进行合理化证明，建构其为基督徒群体“我们”中的一员。为蒋施洗的江长川牧师声称此举并非突如其来，之前蒋已常读圣经并往礼拜堂，近来因数次转危为安，感到与主同在而归主，蒋受洗是上主的选召。江的见证有一定权威性，这不仅因为他是蒋的施洗者且在教会中地位颇高，更重要的是1927年江因蒋非自由再婚而拒绝为蒋宋证婚，这种不畏权势对原则的坚持足证其并非趋炎附势之人，故江文为许多杂志所转载，为教会认可蒋的信仰增添了一份真实性。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陆干臣也宣称蒋受洗并非突兀，蒋近年来“早晚研习圣经，未尝间断，案头中有一本圣经。由此推想，他对于基督的理想一定已深有了解，对于基督的人格，已深受感印，所以毅然决然，作他的门徒了”。岭南大学副校长李应林也借助蒋随从的话为证据称蒋在受洗前早就作了基督徒，经常查经且养成祈祷习惯。“凡知道蒋主席的为人，知道他的地位，环境和经验的人，都相信他的受洗入教，是出乎真诚之心”。李进而强调凡人处在自己无能为力之际，都有寻求上帝之时。蒋主席即因此而信主，他每次在危险时刻都能得救，这非人力而是圣灵的力。党国基督徒也为蒋的信仰见证，陈仁炳曾就此问基督将军张之江，张正色道:“蒋主席确是因真道有所改变。”这种对蒋查经和宗教经验的反复强调，是为消解外界对其信仰的政治化解读，论证其皈依之举并非投机而是有长久铺垫的信仰流露。

素有在华传教士喉舌之谓的《教务杂志》也详细报导了受洗的经过，并评论说:“洗礼是简单的，但却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人们不能不感觉到与之相连的重要性。巨大的挑战不是仅仅针对这一个人而是对全世界的所有基督徒。它号召我们以祷告、同情和合作来帮助他。对蒋而言，这不是个突然的举措。许多人都知道他有这种兴趣很长时间了。”同样合理化阐释了蒋的皈依，并试图为基督徒拥蒋铺路。蒋受洗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教务杂志》转载的德礼贤神父的文章称，他高兴地看到，蒋受洗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尽管非基运动广泛蔓延，但许多杰出的领袖都是基督徒。该文力图塑造出一种国民政府为基督徒所掌控的观念氛围。蒋的受洗无疑拉近了传教士与国民党的距离，蒋以行动获得了他们的好感，因南京事件而退却的传教士在短暂的观望后，选择了国民政府，在以后的年月中，传教士紧紧地与之连在了一起。正如美国学者伊萨克斯所言:

亲蒋党徒最早几乎全都兴起于传教士们中间，……相对有影响力的传教士，用他们自己的言语支持中国国民党主张的合理性，……他们在美国公众支持的教会地区赢得了热烈的拥护。蒋介石在作为外国，特别是美国支持的合适接受者建立其诚意的同时，成了一名基督教徒。他与受美国教育的宋美龄结了婚，她的家族属于新权贵，他信奉了她一直长大于此的卫理教教义。在这一现在由一对基督教徒夫妇领导、其成员大部分受过教会学校和美国大学教育的新政府中，传教运动的有影响力的阶层第一次看到了对他们的努力给予完全正式批准和支持的希望。作为对这种光明前途的回报，他们把他们全部的、不加鉴别的、热情的支持给予了蒋和他的妻子以及国民党政府。从1930年左右起，美国的整个教会交流网络成了最强烈自信的党派偏见的载体，这种党派偏见不只是喜爱中国或中国人、他们的文字、他们的社会或他们的文明，而且还喜欢这一特定的中国政府及其特定的领导人。

伊萨克斯的言论表明，1930年代后的传教士把自己献给了国民党，他们的支持并非仅停留在个人层面，同时也影响了其母国人民及政府的态度。

蒋受洗在信徒中引发热议的另一原因是他们看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最高领袖的皈依必然会极大改善基督教在华的外部处境，这对刚刚经受非基运动试炼的基督徒而言无疑是一份厚礼。且在国民党定鼎南京后的几年中，党国内部反教的声音并未停歇，政府严令教会学校厉行党化教育、禁授宗教课程等，给基督教带来颇大困扰，因此当听到蒋受洗的消息，首先即希望基督教的外部环境因此和缓。宣道会的高乐弼写道:“我们热切祈祷与盼望的是蒋主席最近公开宣布归信基督后，会使国民政府改变在教会学校限制宗教教育的激烈公告，并可能在其它方面对传教工作持好感。”郭中一则以肯定的口吻论道:蒋氏入教“要人认识国民党并不与宗教立于反对地位，……今后中国的信仰自由，在精神上已有保障”。毫不怀疑蒋受洗将会为基督教在华传教开辟更大的空间与便利。而当时旅居檀香山的李绍昌等教友得知蒋受洗后，“众皆感动，谓国事从此大有可为矣”。总之，蒋受洗被解读为政教双关的福音，不但会改善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也会给中国国家的新生带来一个契机。这为基督徒走向和认同蒋及其政权开辟了一条路径。

但不少信徒在为蒋辩护的同时并未盲目乐观，在他们看来受洗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能否为教会及国家带来福音还有待其实践。笔名“直言”的川籍信徒就针对《渝川康日报》指责蒋信教是吃洋饭而撰文辩驳道:为什么不指责自幼入教的孙中山为吃洋饭呢?并且进而申论“介石为人如何，吾不熟悉，只以其愿为基督徒而论，吾敢断言介石之前途必放光明，因自由平等博爱牺牲，乃基督之四大主义，介石能实行此主义，即不愧为基督徒，拭目望之，执笔以待”。文章在肯定蒋进教的同时寄希望于将来。《兴华报》主笔罗运炎也辩称关于蒋受洗的种种猜测是肤浅的。但他同样承认，主席的受洗能否将基督的精神照耀寰宇尚难断定，还要看将来的造诣。铁肩也看到关于蒋受洗众说纷纭，在他看来，有人认为蒋此举别有目的，这未免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相信蒋信教是真诚的，但并不清楚其是否认识到耶稣是个平民主义者。如他能本着关心平民反对恶制度的宗旨信奉耶稣，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和民族的救星。总之，他们对蒋信仰的真诚并不怀疑，但信仰本身只是第一步，关键还在将来能否实践信仰。正如一个牧师在讲道中声称“蒋将军肩上的责任是巨大的，全世界都在看他”。

昌烈卿则认为应具体分析蒋的受洗，他强调主席归主是件喜事，但归主原因不外四种:查经得觉悟;观察教会事工得感动;师友牧师劝化;身外的效验与好处。其中以查经归主为最上等。他表示尚不知蒋受洗的根基立在何处，如是第一个，则为上帝赐给中国的保罗。如是其他，则不但不能以此为快，倒应为其代祷使其根基稳固。以较宗教化的视角来审视蒋的皈依，在对其信仰根基的怀疑中有希望。应该说，这点可能是基督徒的共识，对基督这个意外的收获，蒋离上帝有多远，还难以肯定。对此，广州培正中学的单伦理希望蒋多读圣经、多作默祷、多将自己的宗教经验公布，勉励基督徒，也使人不致怀疑其信仰。

对蒋皈依之举，基督徒总的态度是欢喜中有希望，但同时认为不可过分夸大其事，更不可藉以渲染。陆干臣认为蒋皈依是天国运动中增添一员健将，可喜可贺，但不能因此过多希冀能为教会带来何种好处。只希望他能秉承基督的精神担负起国家的责任，促进世界的基督化。署名“笠”的作者也对蒋以今日的地位和反教环境而毅然信教表示感佩，这表明蒋是本着内心的觉悟，其对人生的认识非投机者可比。但同时这位作者并不同意把蒋受洗的事宣传太过，以资作为宣教的资料，因为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和一个苦力信主一样，不能厚此薄彼。这种有针对性的指责或忧虑并非无的放矢，部分基督徒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特殊的圣教见证者。罗运炎对此有一个解释，他认为将孙总理、蒋主席抬出来，并非因他们是伟人，以之做基督的门面炫耀于国人，因为基督教本身的价值并不会因信奉者而增减毫厘，任何人入教都一样喜乐。尽管如此，罗也承认“以蒋主席的地位，代天行道，泽被万民，声教所迄，风行草偃，归化者必众，信教者必多”。但他也看到可能存在的危险:“一般干求仕进的人，或将借入教以谋升迁，或巩固自己的地位。”

基督徒是欢心的，但这种欢心是谨慎的、有保留的。蒋的地位及皈依的突然性都促使欢呼中保持节制，许多不便点破的话语在言外之意中已能捕捉。相较而言，美国《基督教世纪》杂志则更能坦诚地全面把握蒋皈依的意义，其社论认为蒋皈依是他处于权力高峰时的抉择，其是否会改变政府对基督教的限定政策还未可知。蒋皈依当然应受到全世界基督徒的欢迎，但只能有限度的欢呼，一个重大政治人物的皈依并非总会带来教会事业的进步，世界及中国历史上不乏证据。这并非对其动机的怀疑，他可能有寻求精神指导与满足的需要，但这为其他更重要的东西所淹没。在目前局势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素的参与，譬如南京政府明显需要外国支持，对经费的需要极为迫切。“这位主席采取这一步，必定已考虑了非常直接和实际的利益”。因此，社论总结道:“各地基督徒不能视蒋的皈依为中国走向上帝天国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的确凿证据。”部分在华传教士和外国平信徒也持有同样的怀疑，因为从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前后表现中看到不能对政治人物的皈依给予过度期望。

但蒋毕竟是位特殊的弟兄，不可能对其政治身份避而不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地位趋于稳固，他所承载的不但是基督徒的宗教愿景也涵盖政治期待:国家的稳定和救国的中枢。经受反教考验和军阀混战的基督徒不可能隐藏他们的希望:蒋皈依有改善基督教和国家处境的可能，只是在欢心中带着谨慎与矛盾。正如《圣公会报》所言:“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他现在的地位，而特别宣传他的受洗，但是我们也不能避讳他现在的地位，就淹没他的得救。”言语中似乎偏向于后者，着重凸显蒋是基督徒群体“我们”中的一员，构建蒋的基督徒身份。甚至有基督徒直接以蒋的皈依作为宣教的资源，《信义报》发文声称“民众中和国民党许多头脑清楚的人，莫不认蒋主席做基督徒是给同志树立一个好榜样”。中国需要的是精神革命，如果党员能遵循基督的教训，国民革命必得伟大成功。否则，一切尚是疑问。基督教被他们诠释为革命的保证，蒋的受洗是对孙中山的承继，也应成为党员民众的模范，以此为传道张本，同时将信仰与国家相连，通过突显蒋受洗而强化基督教对救国的意义。

蒋皈依后非常注重寻求教会特别是传教士的支持，“九一八”后蒋召集首都中外信徒，在孔祥熙公馆举行共同礼拜为国祈祷。他还请京沪20多名传教士领袖入京面咨意见，蒋在演讲中称需以基督教合作精神而谋国事进展，“基督教可使全球人类免于覆亡，……对于吾国应尽量宣传”。会上连续五小时灵修与集议，美华圣经会向蒋敬献圣经，被基督徒称誉“足为吾国宗教史上留一伟大的纪念”。1934年蒋因金陵女大邀请作宗教性训词，强调没有宗教的人生毫无意义，并呼吁学生为民族的振兴努力。在乡村建设及新生活运动中蒋也积极寻求教会的合作。总之，蒋氏夫妇以多种方式扩大与中外教会领袖的接触，作为拉近双方距离的手段，在彰显自我虔诚形象的同时为其政治事业打上一层神圣的色彩。这一切都慢慢奠定了他与基督教的友谊，使他开始进入基督徒的心灵。这种形象也渐为中外信徒所认可，艾迪就曾强调蒋信仰的真诚，他说蒋院长每晨定时读经灵修，每晚举行家庭礼拜，其个人宗教生活为同道所乐闻。圣公会黄奎元主教夫人甚至赞颂宋美龄不仅是理论上且是个实践基督徒，她对蒋将军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由从前的冷酷孤傲转变为慈悲温和。但这种认知在教会内有一定的限度。

二、“东方奥古斯丁”:蒋介石西安神话的塑造与基督徒政治认同的跃升

在蒋受洗后的数年间，其信仰的真实性模糊在各种猜测与想象中，但在西安神话出台后变得清晰起来，本来属于政治事件的西安事变经过蒋的创造出现了一个宗教版本。蒋有借助基督教建构政治认同及获取西方支持的需要，而要将基督徒纳入国家和党派认同的轨道，信仰是个方便的路径。教会对蒋的西安遭遇普遍同情，这从慰问电、祈祷会的频繁可见一斑。这使事变成为全国教会中的一个公共事件，也促使信徒对蒋关怀中充斥着好奇，这为吸附教界的认同提供了良机。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和蒋《西安半月记》的出版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关怀。但两书重在创造政治神话未涉宗教意义，而蒋借助其证道文的出台，将政治神话转化为宗教神话，在教界引发强烈震撼。1937年3月26日蒋因南京美以美会之请，在基督受难日纪念会上由亲信黄仁霖代读《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内容主要是蒋自述事变中信仰对他的支撑，他首先强调宗教的价值及自身信仰的虔诚，而被困期间，他向看守索读圣经以耶稣为榜样获取与恶势力抗争的精神力量，并将其为国赴陕比拟为耶稣之入耶路撒冷，将被困与耶稣受难和孙中山伦敦遭难相提并论，对部下的宽恕也是耶稣教训。通过一连串比附，蒋制造了一个关于自己和基督教的西安神话，一步步拉近和耶稣的关系，也使作为政治事件的西安事变抹上了宗教的色彩。

尽管是蒋塑造了西安神话，但基督徒参与了它的传播与再建构，更增添了它的力量。蒋文出台后，中西各报竞相转载，尤其是基督教报刊大都全文刊布，《基督教世纪》也将其翻译发表。《教务杂志》也在翻译刊印后声称，“中国高级官员中———确实在世界各国中———公开的宣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是如此之少以致它成为一条新闻”。基督徒如获至宝，这确实是一篇堪入教会史册的证道文。随着该文广泛传布，蒋以一种基督教“圣徒”的形象重新回到教会中。甚至在1938年北平圣经展上，还展出了蒋在狱中所用圣经，被基督徒视为最受欢迎的展品。

蒋此举在获取基督徒认同上取得了远较其他行为更大的成功，基督徒不再怀疑蒋信教的真诚。诚如公理会传教士牧恩波所言:蒋将军在卫理公会东亚合会上的证道已向全国基督徒清晰地展现了他的基督教信仰，所有尚未仔细阅读这篇证道文的基督徒应尽早阅读。中华基督教会南京区会的潘济尘也谈道:“不意其信仰与灵修之造诣，有如许之深，……即誉之为东方奥古斯丁，不为过也。”循道会温州教区戚文迁也在意外中承认:“诚不能不有感于中国人素不明其为基督教徒，而我人虽膺教会圣职，亦并不知其有如此之信仰心。”他高度赞扬蒋可为教牧之良范，“不愧我中华民族领袖”。在重复蒋神话的同时又在为它添砖加瓦，蒋不仅为基督教的圣雄，也是民族当之无愧的领袖。以致1937年6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会长谭沃心、总干事诚静怡在给蒋的信中写道:“公以国家最高领袖而能寅畏上帝追踪耶稣以真理治理庶政，以宗教修养精神，实为全民所镜仰而我公于耶稣受难节在首都美以美会东亚会议所发表西安事变关系于宗教造诣者，何其精深卓越，尤为本会同仁所感兴。”此前蒋较少证道文见报，以此为契机，蒋此后频繁利用基督教节日发表类似文字，但都不如此篇影响之大。第一次总是最珍贵的，如广东信徒尹其文所说，基督教先进国家元首证道不稀奇，但在我国这不能不算为奇迹。他重复了蒋的话语，将蒋在西安和孙中山在伦敦的遭遇并举，建构孙、蒋耶稣忠实信徒的形象，并认为信仰不但是他们自救而且是救国的必然路径。将蒋的言行归为信仰，并将信仰指向救国，以此证明基督教的价值，为基督教的传播铺路。

据此，蒋的基督教圣雄形象被进一步放大，而战时对领袖的呼吁更激化了这一过程，部分信徒自觉加入了建构伟大的行列，以此作为基督教价值的证明，也为基督徒拥护领袖抗战建国提供理由。招观海就强调蒋是教会值得夸耀的成绩，以此来强调基督教对民族复兴的意义。王瑞廷也谈及，蒋是学习基督精神而致力于革命事业，世人必须追随蒋先生，信耶稣救己救中国。二者都在为基督教张本的同时肯定蒋的信仰。与西安事变前的谨慎相比，在确认蒋的信仰后，基督徒开始塑造蒋的虔诚形象，大张旗鼓地借助他来为传教张本。通过各种管道释放出来的蒋规律化的宗教生活，也为基督徒一再强调。1939年，时为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巡视员的顾子仁在演讲中强调“蒋将军是一位常态的宗教人物”，遵守晨更查经祷告。他也将蒋的国策转变归于信仰:统一不再靠武力，与中共握手言和，“蒋介石自从1930年已经改变了他的国策，我相信那不能不归功于他信奉了基督教”。在他看来，虔诚的蒋从虔诚中获得了能量，而信仰成为他政策的导向。1941年，《南钟》编者则强调中国的危机是远离真神的结果，但幸运的是上帝眷顾中国，使蒋等成为基督徒肩负起救国重任，而“蒋委员长及夫人尤能每晨读经祈祷，视灵修贵于粮食，由此以承神命，以得由天下赐之能力，所以克具正直不屈之精神，制胜一切，以导国民行过红海，而走向福地之迦南”。以上论说的重点在于对信仰的关怀，也不乏张扬圣教的考虑，正如《南钟》编者所说:“我中华全国官民，如能认识有上帝同在，则其胜利可操左券也”。这种对蒋虔诚宗教生活的频繁重复，制造出了其伟大基督徒领袖的形象，而这种伟大会成为中国的出路，据此拉近政教的距离，也增强了基督徒对蒋及其领导下政府的拥护。

许多在战前疏离蒋的基督徒重新聚合到蒋麾下，在战前多次表示对国民党失望的吴耀宗也表达了对蒋信仰的肯定。1940年吴在所编文集中首篇即转载蒋1938年复活节广播词(称耶稣为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的导师)，吴评价道，“我们认为这篇演讲，无论从基督教本身说，或是从现阶段的中国历史说，都具有深长的意义，值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读者的注意”。常把革命放在嘴边的吴似乎从蒋所描画的革命耶稣中找到了知音。他同样以孙、蒋等基督徒在革命中的贡献来证明基督教对中国的价值，强调基督教对国策的拥护和服务能有相当贡献。“我们不得不相信:基督教不但与过去中华民国的创立有密切的关系，它与未来新中国的建设，也必定可以有特殊的贡献”。在论证基督教对新中国价值的同时动员信徒积极投身抗战建国。即使是在抗战初一度被启用后又被蒋排挤离职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也一再肯定蒋的信仰。他在讲演中谈道，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决心来自圣经，即基督教精神。他一再表示要作真基督徒，“我要为蒋先生作见证，他信耶稣，他的信仰最坚决，他的一言一行，都表明出来，是个真基督徒，他一年有一年的进步，他是个有生命的活基督徒”。塑造蒋真信徒的形象，显然意在肯定基督教对国事能有贡献，将基督徒导入拥蒋抗日的行列。

蒋虔诚的形象也为传教士一再重复，作为在西方宣传中国抗战的一种资源。1937年曾面见过蒋的美国传教士威勒发文为蒋宣传，将蒋和罗斯福相提并论，同样强调蒋信仰的真诚，认为蒋每天的祈祷和读经及对基督教价值的见证，并非装腔作势。英国传教士何明华也在1938年国际宣教会议上强调中国许多能成功激起社会良知的人是基督徒，如蒋介石等。1939年美国传教士罗天乐也声称，“蒋将军，伟大的战士、政治家和基督徒，正带领中国人迈向新中国和新世界”。司徒雷登甚至在战时将蒋皈依视为最好的例证之一，并表示自己已彻底成为蒋的人，愿为他做其所能做的一切。1940年多次来华的美国神学家樊都生在《世界基督教印象》中，也对蒋的宗教造诣有浓重的描述，认为蒋的祷告，不仅是为自己为中国，也为日本人民及中国不恨日本，为樊所敬仰。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英籍干事李劳士的着作是战时西方认识中国的窗口，其1937年的新作中专列“中国领袖和基督教”一节，详细介绍了蒋氏夫妇等基督徒的事迹，颂其为见证上帝的一条好途径。其着作给人以国民政府正处在基督徒左右之下的印象。李劳士1942年的作品仍在强调蒋是中国当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蒋部分力量来自基督教。传教士的努力为蒋及其政府走向世界提供颇多助力，也是西方援助中国抗战的推动因素。必须承认“基督徒蒋介石”这个符号在动员广大基督徒投身抗战及积聚西方同情与支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战后蒋介石信仰形象的裂变与基督徒政治认同的分化

抗战胜利后的接收混乱和腐败盛行曾引起基督徒的愤慨。在接收过程中，许多教产被侵占，教方曾多次向蒋氏夫妇致函交涉，都能获得比较好的解决。蒋对涉及基督教的事务还是很关切的，正是在其干预下，基督教在战后的恢复中才避免了遭受更多损失。且借抗战胜利之助，蒋及国民政府身上寄托着基督徒战后重建的希望，战后初期基督徒普遍将认同投向蒋及国民党。1945年10月曾在战时作过蒋顾问的美国传教士毕范宇在致蒋的信中写道:基督教会、牧师、教友、基督教团体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以上效忠国民政府，信徒每日为主席祈祷，现正加入战后建设工作。但对接收有点失望的他苦心告蒋:日前为政府最后之良机，失此机会并失去民心，悔之勿及。希望蒋能把握住机会，勿让民众的期望落空。

另外，在战后国共纷争下，蒋多次为获取基督教支持故伎重演。1946年蒋向一些教会领袖表示:“下一个十年将是基督教在中国最大的机会。”1947年复活节蒋在溪口演讲十字架意义，他号召人们仿效耶稣，背起十字架，救人救世。《基督教丛刊》编者在该文按语中称“其文虽短，而意义深长，足见主席通道之笃”。同年圣诞节蒋又因上海福音广播电台之请作题为《耶稣圣诞之意义》的演讲，强调目前的困境只是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及实现更伟大基督教义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在谴责中共和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企图以高调的宪政表示来换取基督徒的拥护，他将宪政的实施视为基督教义在中国得以实现的表现，号召基督徒凭借信仰打造三民主义共和国。为宪政打上基督教的色彩，以此将基督徒导入他的麾下，以信仰符号吸附教会的认同。此外，鉴于教会在战时服务之热诚，1947年蒋还将重庆前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用地200余亩捐赠给中华基督教协进会。1948年蒋又将南京小红山官邸奉献作教堂，亲自题写“基督凯歌堂”，并举行盛大的开堂典礼，王宠惠夫妇、薛笃弼夫妇等各地基督徒200余人参加。在典礼仪式上蒋号召大家皆应以基督之崇高理想为努力目标，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精神与全国人民一起建设新中国。不管是出于个人信仰还是政治目的，战后的蒋都力图保持与教会的关系。

蒋的努力只获得了部分成功，他再也难以获得先前那种一致的认同，基督徒对蒋的看法发生了分化，这多少随国民党声誉的跌落演化。正如《基督教世纪》社论所言:外界对蒋的评价趋于毁誉两极化。基督徒一定程度上分享了这种分化，但因信仰牵扯拥蒋的声音还颇大，政府形象的恶化只部分影响到蒋的声誉。蒋信仰的虔诚仍为部分信徒频繁强调，蒋仍是伟大领袖，是个好基督徒。1946年司徒雷登曾在演讲中强调，蒋主席是当代中国伟人，他绝对深信他无贪污腐败的事，并表示越来越敬爱他，他有自然的基督化人生观。广学会的程伯群也强调国民政府中以蒋为代表的许多领袖“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而这些是中国的希望。甚至到蒋下野后，郑新民还因蒋捐献南京小红山行邸为教堂，重提他抗战初编《蒋介石先生与基督教》(将蒋宗教生活言论等编辑，由宁波循道公会出版)的往事，并编写蒋与基督教关系之年谱，力证其信仰真诚及对基督教事业的热心。这种对蒋信仰的频繁确认及对他贡献的肯定，是他们拥蒋的原因，也是将拥蒋合理化的一种手段。

一些信徒仍频繁将蒋和基督教链接，借助这个符号来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价值正名。曾来华传教的赖德烈就视蒋为基督教影响中国的重要途径，认为“基督教对于孙中山先生和蒋中正先生的影响，虽然不是他们言行事功上的主要因素，然而透过他们，这影响对于中国的前途却是很大”。在蒋下野的前夜，生物化学家蓝天鹤还在强调:我们的总统蒋先生不是基督徒么，他“领导国民，对日抗战，戡乱建国，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困难，永久如一。我以为那正是依据着基督的力量，而获得必胜必成的结果呢”!仍肯定蒋抗战建国的功业，是基督教力量的表示，并流露出支持戡乱的意思。基督徒蒋介石仍是牵绊基督徒政治认同的符号，也被视为中国未来的希望。

不过即使那些为蒋辩护的人也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就是国民政府并未实现战后建国的希望，国民党战后初期那种一度高扬的声誉已慢慢滑坡。很多基督徒只得在承认这种现实的同时谨慎地为蒋辩护，例如李劳士就反复强调他相信蒋是个道德健全的人，先前许多关于他的流言只是政敌的杰作，不值得相信，蒋已将身心全部奉献给了国家。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蒋战后以来已失去大量声望，面对国民党的混乱统治，他也只能认可蒋视野的局限及中国处境的复杂，但仍希望基督徒能理解蒋面临的困境。李氏最后总结道:“中国最大的需要是一个致力于大众福利的好政府。不管哪边能满足这点，都会获得广泛的认同，我确信蒋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怎样产生那样的政府是另外的问题。我们可以随意批评他的政策，但我们应该想象和理解他的困难，并谦卑的承认我们自己的失败。”在此期一再为蒋辩护的毕范宇也承认蒋介石政府面对的艰难处境，但他仍多次重申蒋信仰的真诚及官员基督徒的意义。他提到以蒋为代表有好几位政府领导是基督徒，并着重强调“尽管可以不同意蒋的政治政策与方式，但不能忽略一个重大事实:这位力图使伟大的旧文明重生的领袖是一个公开承认和真诚的基督徒”。他也认为这会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便利。所以许多基督徒在承认国民党失败和蒋缺失的同时仍希望能保障蒋的声誉，不放弃对他的希望。

但这并非事实的全部，随着国民党威望的跌落，很多基督徒看到将基督教和蒋捆绑在一起可能会影响到教会的未来。早在1946年曾考察重庆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干事德威廉就表示:毫无疑问以蒋为代表的官员基督徒增强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但“谨慎的人都会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危险，政府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和民众福利的要求与渴望，可能会有反作用，基督徒在政府中的凸显会成为一种负担”。可见，国民政府面目的负面化已严重影响到蒋的声誉，战后的国府形象已非战前更非战时可比，曾经为基督教带来声誉的以蒋为中心的官员基督徒在党国没落时可能会成为对基督教的伤害。实际上为蒋辩护的毕范宇也谨慎地看到了潜存的危险，他承认“中国教会对政府中这么多官员信仰基督教是感激的，但也意识到避免危险。它必须坚决保持精神的独立，以免遭遇政治的利用或控制”。他也看到官员基督徒可能带来的福与祸，这为将基督教从政治基督徒包裹中释放出来提供了契机。

据此，另一种声音悄然升起，将蒋和基督教剥离而“他者”化，从而异化到“我们基督徒”之外，避免影响到基督教的形象。在1947年“五二○”血案后，署名大木的基督徒悲愤地写道，牧师讲道常说蒋是基督徒，实际上“某某人是否基督徒与神的真理，有什么关连呢?他们尽可以一手握着十诫，一手签署资助外国反动分子进行内战的条文，尽可以一方面赠发圣经给众人，一方面去鼓励他们杀人，尽可以星期日去礼拜堂坐坐，闲时囤积搜刮，做些祸国殃民的事。这些人，这些以基督徒为幌子的人，宣道者可以拿他们来显炫夸耀吗”?这实际上否认了蒋是真基督徒。1947年下关惨案主角之一吴耀宗在对国民政府的指斥中谈道:“我们觉得更可惋惜的，就是在现在党政最高当局中，有我们基督教的同道在内。我们不知道他们面对着为真理奋斗而被钉十字架的救主的时候，心中作何感想?但是也许我们的惋惜是多余的，因为政治是政治，宗教是宗教。”对官员基督徒期待的回报只是失望，将政治基督徒与真基督徒隔离，而在告别政治基督徒的背后是对国民党政治认同的步步跌落。

内战的爆发和国民党导演的反民主事件确实导致基督教界对蒋主导的国民政府日益缺乏信心，他们加入了阻止内战和争取民主的行列，但他们对蒋仍保留着一份期望。1947年7月，在司徒雷登的策划下，以吴贻芳为首的一个基督徒领袖代表团到南京向蒋进谏，历史注定这是一次不愉快的会面:代表团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抗议蒋调动军队剿共，却遭遇蒋的埋怨，他要求基督教像天主教那样明确地支持政府。自然，这为代表团所拒绝。这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基督教界想通过其弟兄蒋介石来改变现实的希望破灭，二者间过去那种相互信赖的密切关系宣告结束。同年底新闻局局长、基督徒董显光还在企图借官员基督徒来延揽教界对党国的支持，他在广播中强调“基督徒在中国官吏中占崇高的地位，因为重要的领袖而是基督徒的较以前为多;而且基督精神也深入中国政府的中心基干里，因此正义必获得最后胜利”。汪彼得认为“他以这样论调为唤醒基督徒拥护政府的主张”。但董的伎俩已得不到多少回应，汪评论道:世界还有正义吗?没有，只有上帝的话才是正义。官员基督徒的声誉跌落到最低点，信誉完全丧失。通过蒋等高官基督徒汲取教会认同的策略挫败于部分信徒刻意将二者剥离的努力中。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留在新中国的教会领袖朱晨声对蒋等用新的语言给予了一个总结:“中国有名的四大家族，除陈氏一族外，其它蒋宋孔三族，都是号称基督信徒。教会团体喜欢把他们信教的事，引为莫大光荣。他们偶尔从他们那过于饱满的宦囊中取出点滴，作假慈悲假仁义的捐赠某某教会，某某救济团体时，于是就对之大大的颂扬起来，恍如圣弗朗西斯的再世。趋炎附势者，大有人在，本着君子爱人以德的精神，站在同道的情谊上，对他们那依官敛财，压迫剥削的不法行为，加以指责，纠正，甚或忠告的人，却成了凤毛麟角。”以一种自我否定的方式指斥他们的伪善。常常挂在基督徒嘴边的高官基督徒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教会反而通过与他们划清界限来为基督教在新中国的适应铺路。

四、结语

当蒋皈依基督，“基督徒蒋介石”成为一个巨大的公共符号。蒋和教方各取所需，蒋通过对这个符号的建构，以受洗、西安神话的塑造、频发面向基督徒的证道文等方式塑造虔诚的基督徒形象，作为走向基督徒的一种路径，以便将后者纳入其政治的轨道，为其所用，为构建党派认同和政治合法性服务(这也是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并借此作为开展外交活动的一把钥匙，有其深刻的政治目的(当然，不能以此否认蒋信仰的真诚)。教方则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这一符号进行创造性诠释，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彰显基督教吸引力和正当性的方便资源，为基督教外部环境的改善及基督教对中国存在价值的正名增添一个注脚，也为基督教适应中国社会和扩大传教铺路，着眼在宗教关怀。在抗战前和战时蒋声誉递升和权威稳定之时，基督徒对蒋的信仰与呼吁给予了热烈回应，通过描画蒋的虔诚形象，建构其真基督徒身份，视其为基督徒群体“我们”的一员，在走向拥蒋和统一抗战政治认同的同时为传教张本。但在战后国民党和蒋权威失落之际，基督徒发生了分化，蒋先前的策略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部分信徒仍沿着基督徒蒋介石这一形象路径走向党国认同，部分人则转而将蒋与基督教剥离，将蒋“他者”化，与之划清界限，在避免基督教遭遇连带政治风险的同时为构建新的政治认同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