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再考辩(3):东进?西进? -- “西安事变”后行动方向选择

因西路军首长原本就有“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的打算,这与周恩来及军委主席团取消“东进”之议的命令并不矛盾,而且中央还给予了“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自主权,所以从周恩来提起到放弃前后只有几天的“东进”之议,对西路军的行动实际上并无重要影响。

 

西路军再考辩(3):东进?西进? -- “西安事变”后行动方向选择

 

察网编者按:双石先生将《西路军问题再考辩(简版缩写)》修订版本授权察网(www.cwzg.cn)发布,察网将陆续发布该研究报告。双石,本名周军,新华文轩出版传媒集团编辑、计算机高级工程师,业余军/战史研究学者。着有《开国第一战——抗美援朝全景纪实》等多部(篇)军/战史着作和文章;近8年来组织考察队自驾摩托考察长征路线,完成《红军长征过草地行军路线的复原》及《1935年大渡河之役红军行军路线及战斗考证》等主题考察报告,填补了红军长征研究史中的空白。】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曾经有过西路军东进的动议。

这个动议是东北军方面的要求,由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其背景及过程大致如下:

 

(一)“西安事变”发生前,徐陈建议“主力西渡”并提出西进日程

 

山城堡战役后的12月6日14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会联名致电中央及朱德、张国焘,报告当面敌情及“粮不成问题,惟筹棉衣甚难”等情况,建议“主力西渡”,并表示:“在此争取时间过冬与适时策应主力。如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进,总要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如何请示。主力方面活动若需要电告此方各战斗条件时,请即复。

同日14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各天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敌的任务下,暂不西进”[[1]]。

同日15时,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领导人和朱德、张国焘,再次表示了“希望主力西渡”的意愿:“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主要集中组织力量均增强,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实行取道凉、靖、卫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2]]。

9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报告情况,继续建议“主力西渡”,并提出西路军西进的计划日程:“由永到安西,步行约十九天。永、丹、安、西气候同甘泉,抚、高、肃较暖,敦煌最暖,安西风大,沿途有人、房、树林及煤,须日行军。肃以上须皮衣,盖厚棉亦可。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主力最好在开春前西来较妥当,统一战线工作及各方情况望时见告”[[3]]。

这个计划日程的要点为:西路军“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1月中旬,以主力占领抚彝、高台地区建立根据地,尔后派出五军直出安西,争取于2月15日前到达安西。

几天后,“西安事变”爆发。

 

(二)“西安事变”发生,徐向前、陈昌浩提出河东主力一部速占宁夏并与甘北打通

 

“西安事变”爆发后,西路军军政委员曾提出建议:“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4]]”。

这个要求显然脱离实际,“西安事变”后,张、杨面临巨大的军事危机,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而于情于理于利害关系,河东红军主力也不能坐视不顾,原拟再战胡宗南后续图宁夏的计划也不得不搁置。而“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更不是共产党能做主的事情。

当时,中共中央也曾考虑请驻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以一部出兵西进,疏通二马并接应西路军,同时给西路军以物资帮助。

12月15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徐、陈首长,指示:“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5]]”。

然而已赶赴西安与张学良会商协调处理“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博古却于当晚20时传回了一个坏消息:“于学忠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目前时局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6]]。

18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7]]。

2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报告战况,并再次提出“逐渐西移”的日程:“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8]]。

这个日程基本上是两个星期前的12月9日徐、陈向中央报告的计划。所不同者,作出了“远方货物不能按时到达”的准备,即“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

 

(三)东北军希望西路军一部东进牵制胡宗南,周恩来向中央提出西路军“东进”动议

 

因南京政府大军压迫西安,东北军方面希望“河西四方面军能以一部击靖远,威胁胡敌,并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20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提出:“我意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学良)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9]]。

从现有的档案文献看,中央对此似乎没有马上表态。而当时西路军正根据两天前的军委指示精神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12月9日作出的日程安排准备西进:“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2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10]]”。

同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表示了与徐、陈在远方物资“不能按时到”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一致:“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11]],而中央在此前的12月6日得到的信息是“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

但在同一电里,周恩来在通报了“于学忠对四马关系较我方犹坏,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我们”的情况后,再次委婉提出“东进是否能达到凉州以东,待到古浪、永登后尚可设法要于策应”[[12]]。

毛泽东于23日12时复电周恩来,基本同意其所请:“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如何盼复[[13]]”——驻兰州的是东北军于学忠部。

 

(四)徐向前、陈昌浩主张西进,对东进之议也提出了相应前提条件

 

与此同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同时也对“必须东开”提出了相应的条件:“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14]]。

这个表态可以简要解读为:西进没有问题,东进则需要……等等前提条件。

2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发出了一个“万万火急”电,估计可能是东北军方面催得很急,周的口气也很急迫:“无论谈判如何,军事部署即照你二十三号十二时电执行,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15]]。

而毛泽东还是在考虑对西路军实实在在的帮助,遂于当晚24时复电周恩来,将西路军首长的要求转告了周恩来并要他与张学良协商:“徐、陈因永昌至古浪只一条路,气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间零下三十度,马敌集中主力在凉州、永昌线,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16]],同时也电告徐向前、陈昌浩:“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17]]。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25日10时致电军委主席团,表示“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同时再陈此前提及的东进条件:“此间二十三号十二时致军委电中所述各节请予考虑”,“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18]]。

 

(五)因张学良陪蒋介石返回南京,东北军方面的配合难以落实,“东进”之议被放弃

 

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可能是东北军方面对西路军首长所提出的配合条件难以落实,当时24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因张学良已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所以“于军西去和棉衣、鞋袜、弹药,候张回商后定告”[[19]]。

没想到张学良却一去不复返了。

27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取消西路军“东进”之动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20]]。

周恩来的“东进”之动议,遂告放弃。

这是西路军第二次东返的机会,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结论

 

因西路军首长原本就有“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的打算,这与周恩来及军委主席团取消“东进”之议的命令并不矛盾,而且中央还给予了“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自主权,所以从周恩来提起到放弃前后只有几天的“东进”之议,对西路军的行动实际上并无重要影响。而数十年后把“任务和行动方向飘浮不定”作为西路军失败的成因之一,既没有依据也没有道理。东进计划从提出到胎死腹中,对西路军领导层力主的西进日程,并无太大影响。

这个时间其实很短暂:从12月20日周恩来首次提出东进建议,到25日放弃这个计划,不过5天时间。要再把账做得细一点,从西路军领导层22日就周恩来建议提出东进所要求的配合条件开始算起,也不过3天时间;要从西路军领导层明确表示准备遵令东进开始算起,就连一天都不到。而西路军领导层9日预计的西进行程是:“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22日预计的西进日程是:“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

据甘肃人民出版社《悲壮的征程》中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载:“(12月)26日,西路军总指挥部根据军委主席团24日电示,决定调集部队东返,派出人员侦察、勘探道路,命令水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同日傍晚,又撤销上述命令,部队撤回原地[[21]]”。

西路军领导人的东进命令从决定到撤销,都在一天之内。

徐、陈当时做出的自主选择是:即刻西进。而且这个时机仍然在他们12月9日、12月22日给中央的两电中提出的日程范围之内——甚至还刺激了西路军首长将对原定日程予以了提前。

其实这是西路军第二次东返的机会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西路军东进,兰州东北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予以配合,河东胡、毛、关、王各路敌军因“西安事变”且蒋介石返回南京是战是和一时难定之情势,正处于旁惶之中,西路军各个击破安全东返的机会也是有的。虽然风险也不小,但全军覆没的可能性不大,至少骨干队伍能够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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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军委关于占领甘州肃州部署及部队集训问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2月6日1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徐向前、陈昌浩等对目前主力行动的意见致中央电(1936年12月6日15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5~第9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各军行动情况及加强九军之措施致中央电(1936年12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9~第9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就西安事变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1936年12月1?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48,第3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5]]《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2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周恩来、博古关于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致中央电(1936年12月15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军委主席团关于打通远方任务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逐渐西移兵力部署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周恩来关于联军打击胡、毛等敌的部署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逐渐西移兵力部署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周恩来等关于西路军可否待春暖后西进致毛泽东电(1936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周恩来等关于西路军可否待春暖后西进致毛泽东电(1936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红军行动部署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3日1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徐向前、陈昌浩等认为迅速取得远方接济为目前迫切与极大要求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3日1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周恩来为四方面军向兰州挺进致毛泽东电(1936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中央关于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18日18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8~第8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7]]《军委主席团关于战略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2月24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徐向前、陈昌浩等关于西路军行动的意见致军委主席团电(1936年12月25日1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9]]《周恩来关于四方面军主力仍以打通安西为妥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5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周恩来关于四方面军主力仍以打通安西为妥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5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1]]《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第30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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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西安事变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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