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西路军失败的锅应该谁来背？

二、四方面军过草地出甘南的同时，一方面军也组成了西方野战军，准备打宁夏战役，夺取宁夏，作为立足之地。当时的态势是，二、四方面军在最南边一线，往北是国军胡宗南、王均集团，再往北是西方野战军，最北边是东北军何柱国部和毛炳文等部。所以，当时中央和军委的想法是，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以一方面军主攻，二、四方面军配合，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师左右，打开北上通道。这样，红军就可以有两个选择，或者合兵北上，或者按照张主席所说的，一方面军独立取宁夏，四方面军独立取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二方面军居中应援。根据这个想法，彭德怀主持制订了一个海打战役计划，即准备歼灭胡宗南一个师左右，以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

但是这时张主席在是否北上与中央汇合问题上再次动摇，所以无意配合这一战役计划。在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坚决支持中央的计划，但是张主席不同意，朱德最后只好独自向中央发电，如果四方面军不按中央计划北进，那么造成的后果他不能负责。如果说张主席准备全力配合，那么当然应该命令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迅速北进，准备配合一方面军作战。但是，张主席不仅没有下令继续北进，反而突然下令四方面军主力后撤，准备继续与中央讨价还价。等到张主席与中央电报往来了几天之后，战机已失，而这一计划也就流产了。

在中央的坚持斗争之下，张主席仍然在最后同意北上了，穿过了胡王所部的防线，与一方面军接近了，但两军并没有汇合，而是继续呈犄角之势。这时，张主席再次与中央讨价还价。当然，此时三个方面军即使汇合也不能缩回陕北，必须北进宁夏或西进河西或南下出豫陕鄂，而且，此时一方面军十五军团已经进至陕南，主力也在三原一线准备策应二、四方面军继续北进。但中央此时的主要打算仍然是准备夺取宁夏，因此力主三个方面军会合，朱张所率红军总司令部到陕北，前线则或交彭德怀指挥攻取宁夏，或一方面军进取宁夏，四方面军西进河西走廊攻取青海。张主席仍不同意这个方案，打算二、四方面军一起西进，置中央于不顾。于是下令四方面军准备独立西进。毛主席对此极失望，所以在发给彭德怀的电报里说，让他们去吧。

但中央见四方面军西进已成定局，不能挽回，只好转而支持。毛主席得知四方面军自己能够造船，但是缺少铁钉后，马上命令在陕北留守的部队调发当地铁匠，准备南下与四方面军汇合，专门去给他们打造铁钉。而四方面军却出师不利，渡河没能成功，刚过了两个军，就被国军关龄征部阻击，未能全师行动，被分割为两部分。朱张所率总司令部及两个军北进，剩下的2.2万人则由徐帅与陈昌浩率领独自西征。实际上，此时中央仍未放弃让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汇合的意图，所以主张徐陈率所部或迂回渡河与一方面军汇合，或暂避敌锋等待一方面军主力接应再渡河。但徐陈在张主席的支持下，仍决定独立西征。毛主席得知后，仍未放弃最后一线努力，问他们是否有把握，如果没有把握，最好还是按中央所希望的去做。而徐陈奉张主席令，坚持西进，认为完全有把握独立西进，夺取河西甘州、肃州，接通苏联，取得援助。毛主席无可奈何，只好同意让他们去。

按照徐帅在回忆录里的说法，西路军孤军远征，本来就已很不利，加上军委指示飘忽不定，所以他们无所适从，以至最后全军覆没。所以后来的同志们一直说是军委四方面军西征的，也就有了后来的毛主席借刀杀人的说法。但是，这些同志们没有搞清楚，徐帅所谓的军委前后是有变化的。

中央下设军委负责军事工作，军委又设总司令部。但实际上，总司令部在与军委失去联系后，就总是在以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的。草地分裂后，中央和军委北上，而总司令部则留给了四方面军张主席，所以张主席在命令二方面军北上时，用的就是军委的名义。四方面军北上到甘南后，中央对军委进行改组，以毛主席为军委主席，张主席和周恩来副之，红军总司令部仍以朱德任总司令，张主席为总政委。西路军西进后，朱张始率总司令部到陕北与军委汇合，中央再次改组红军指挥系统，在军委与总司令部之外，另设前线总指挥，以彭德怀任前线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直到这个时期，中央军委才与总司令部的命令渐趋一致。

西路军西进之初，行动较顺利，所以军委干预不多，但毛主席曾多次提出，西路军应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一部，然后迅速西进，取得苏援，或者折向东进，向一方面军主力靠近，协同作战。而且毛主席一直明确说，徐陈应有决心，或北进活东返，都应速下决心，而不能徘徊于河西一带，求战不得，求进不能。但是徐陈始终没有下定决心。按照徐帅的说法，就是陈昌浩精神负担太重，所以总是拿不定主意，只是机械执行军委给他们的命令，所以西路军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但是他们不熟悉毛主席的指挥方式，毛主席一般是不会给死命令的，而是提出几个方案，由前线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一个执行之。徐帅在这里把责任推到陈昌浩头上是不对的，既然陈昌浩拿不定主意，他作为军事主官，就应拿出明确的意见来，而不是只是催促陈昌浩早日拿定主意。

西路军西进遇挫后，中央曾多次计划西援，并曾打算让一方面军主力西进，策应西路军东返。但是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中央担心一旦发生战争，红军必须策应张杨部，因此暂时取消西援的命令。此后，徐陈又向中央提出，让原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汇合了的部队西进，支援他们。中央也同意了，并任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任政委，进至陕甘交界处，随时准备待命出发。但是，因为西安事变在善后时前途不明朗，究竟会不会发生战争，中央始终不能判断。而且，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军在西北的部队编为两个集团，准备夹攻西安，为此毛主席还曾电示周恩来博古，让他们转告杨虎城，迅速将东北军、西北军的战略物资移向陕北，准备以陕北为后方作战，并让出几个县城给东北军与西北军。其中，西集团为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由顾祝同统一指挥。西集团夹在西路军与一方面军主力之间，隔开了两军。在西安事变的善后谈判中，要求顾祝同和蒋介石下令二马停止向西路军进攻，始终是谈判的重要问题。嗣后关于红军改编的问题中，在西路军未被大部消灭之前，毛主席也坚持要周向蒋方要求，将徐陈部独立编为一个师，并划定相应防区。而且，还曾要求东北军向西路军空投粮弹和饷款，甚至曾在与顾祝同的谈判中提出，如果顾祝同和蒋介石无法制止二马向西路军进攻，则应向西路军空投粮弹饷款，并让出一条路，让西路军迅速东返。

但是，因为作为前线指挥员的徐陈始终未能下定决心东返或西进，坐失战机，最终兵败河西。最后才决定将余部分三千余人分为几路，分别游击，徐陈返回延安。这时毛主席发给徐陈的电文中曾说到，他们对自己以前的错误到底有怎样的认识。由于徐陈是张主席最主要的支持者，所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毛主席这是要求他们做一个政治检讨。其实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意思应该是，希望他们能够检讨西征以来举棋不定的错误，拿定主意，或西进或东返，都应该迅速作出决定，全力执行，不能再这么徘徊下去了。

整体而言，毛主席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反对西进的，但是四方面军对他来说，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所以不好过多的指手画脚，只能由着张主席支配。张主席怂恿徐陈西征，徐陈起初信心满满，以为凭四方面军的能征善战，打掉二马接通苏联取得援助不成问题，哪知道最后却遭遇失败。一直到打了败仗，他们才知道自己出了问题，这时又一下子变得很灰心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切指望中央，无论西进还是东返，都要求中央给他们以有力支持。换句话说，他们自己不听长辈的话，惹出了祸，结果却要长辈出来收拾烂摊子，长辈虽然竭尽全力，但因为自顾不暇，最终未能援助他们，最后反倒成了他们的责任，而作为惹事的孩子，却一点责任都没有了，真真是岂有此理。

所以，如果要追究责任，那么首先应该是张主席负责，其次就应该是徐陈负责，而中央和毛主席并无太多责任。

【作者：萧武，本文原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国风观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