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泰谈“二二八事变”：一条曲折前进的认同之路

【吴克泰，原名詹世平，1925年2月15日生于台湾省宜兰县。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台北市工委委员、台北学委会书记。1947年参加了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暴政的“二·二八”起义。1949年5月4日，率台湾省五四青年代表团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组组长、亚洲部副主任、国内部副主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联络部主任、信息中心副主任。1983年后，长期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重要领导职务，历任台盟总部常务理事、组织部长，台盟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一生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促进海峡两岸的往来与合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04年3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日本教育的歧视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于日据下宜兰乡下的农家。公学校毕业后，我即到台北报考二中。尽管我在公学校的成绩非常不错，但我却连考两年都落榜。当时，父亲虽然有意让我继续升学，但看这情形也不得不告诉我说：“今年如果再考不上，你就别再考了。”

在当时，台北二中是唯一让一般台湾人子弟就读的中学，学生原本都是台湾人：但后来却有三分之一的名额留给日本小孩;而那些会到二中就读的日人小孩，大体上都是成绩较差、考不上一中的人。因此，为了方便这些日人小孩，入学考试的考题完全取自日人小学的教课书。然而，在日本帝国“差别待遇”的教育政策下，日人小学与台湾人公学校所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教课书;这样，对台湾人小孩而言，在入学考试时一定要吃亏的。

我搞清楚了这种状况之后，便买了日人小学的教课书，重头学习。在强烈的升学欲之下，我每天都勤读到第二次鸡啼时才敢上床睡觉。通过这一年的努力，我终于考进台北二中了。那年是一九三九年。

民族意识的觉醒

在二中的第一次考试，我在全年级一百五十个当中，排名第三;后来，我还曾经进步到第一名。那些日本学生的成绩都很差，可他们在学校里头一个个都是一副耀武扬威的姿态，我们台湾人学生经常被他们欺负;此外，学校的日人老师对待我们也是极尽歧视、辱骂之极。有一次，我就被我的日本法西斯老师狠狠地毒打了一顿。

首先，为了响应小林总督“台湾志愿兵”制度的实施，那个日本老师要作为副班长(班长是日本人)的我起带头作用，然而，当班上许多同学都已签了名时，我却还没有签。接着，为了配合推动台湾人改换日本姓名的“皇民化运动”，这个法西斯老师也要我加入“改姓名”的行列，但我却借口家产繁多，有山、有林、有田地……等(其实我家是一无所有)，改了名将非常麻烦而不愿“改姓名”。因为这前后两次都拒绝响应日本帝国的政策，而且我又是班上的副班长，这样的行为，他们认为会不利于日本政策推行的作用。这个法西斯的日本人老师于是就气急败坏地向我身上拳打脚踢，并且一边大声骂道：“支那人，回去支那!”当时，忍着痛挨打的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本来就是中国人，我当然要回中国去!” 那个日本人老师整整打了我有一个钟头之久。放学回家时，当我从学校走到桦山的天桥上时，我把帽子脱下来，用手一摸，这才发现整个头都肿得起包了。当下，我即委屈得掉下泪来，并且自誓日后一定要到大陆，参加抗日战争。

大屯山上的呼喊

我之所以会想到大陆参加抗日战争，蒋碧玉与钟浩东等人的行动起了决定性的启示作用。在二中时，我认识了低我一级的、蒋碧玉的弟弟戴传李(蒋碧玉的生父姓戴)，因为家里穷，我平常都吃得不好，因此常常到戴家打打牙祭。久了以后，戴传李的父亲戴旺枝先生也和我熟了。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看照片簿;看我进来，他就把我叫到一旁，指着蒋碧玉的照片告诉我说：“这是我的二女儿，她已经到大陆参加抗日战争了。”

通过戴先生的叙述，我才知道殖民统治下的台湾青年竟然也有人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战争的行列;因此有了起而效法之意。

除此之外，我还在那本照片簿上看到蒋渭水先生出殡时的照片，照片上送葬的人很多，写着 “工友总联盟”……的各种旗帜在空中迎风招扬。因为我是乡下小孩，对世事浑然不知;因此我并不知道谁是蒋渭水 ?也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 ?戴先生于是给我讲述蒋渭水及其领导的抗日运动事迹：这样，我才知道蒋渭水这个人;并且知道了台湾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无数的先辈付出了他们的青春、血汗，为台湾人民的幸福而勇敢地与日本殖民统治者斗争。这样的认识更坚定了我回大陆抗日的心愿。

蒋渭水及其工友总联盟

我于是改变了学习的态度，从此不太计较在二中的成绩;只管自己用功读书，准备考台北高等学校。我计划高等学校毕业后即奔赴大陆，参加抗战。

依照当时的学制，中学要念五年。但我念完二中四年级时，即以同等学历越级考上台北高校文科。在高校期间，我念念不忘大陆抗战的事。记得，有一次，我曾经和几个同学爬上大屯山，想要了望大陆;尽管看不到对岸，我们还是站在山头上，大声地呼喊着：“祖国啊!我们台湾人是这么凄惨，你听得到我们的呼喊吗 ?”

高校时期的交游

高校时代，我终于有机会阅读到孙逸仙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二中时，我在蒋碧玉生父家的客厅第一次看到孙先生的画像，同时，通过戴先生的介绍，我知道蒋渭水先生是中山先生忠实的信徒;从那时候起，我对“三民主义”的学说也感到兴趣。当时，正值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我只知道蒋介石与孙先生创立的国民党正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我不曾听过中国还有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报纸也没有报导过它的活动。我的父亲也许以前也接触过“三民主义”的思想，因此他会跟我提到他所知道约有关孙先生的革命事迹，其中“伦敦蒙难记”的故事，印象尤其深刻。

因为这样，有一天，当我在日报上看到蒋介石与宋美龄合照的新闻图片时，我即剪下来寄给在宜兰乡下的父亲，谁知父亲竟因这份剪报而被当地的日警抓去侦讯。在这之前，父亲已经有两次被捕坐牢的经历了。第一次是在我念公学校时，他因为喝醉酒打当地的警察主任(日本人)而被关了廿九天;后来，我知道父亲其实是“借酒装疯”。第二次则在我念二中的初期，因为家里一直没寄学费来，我熬不过学校的催讨就写信回去问，这样，我才知道父亲又被日警抓去关了。当时，日帝硬要乡人们种甘蔗，但因为没饭吃，大家都要种稻。我父亲就起来带头“反对日帝强迫种蔗”：父亲因此而第二度坐牢。

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对祖国的感情，所以当学校来了几名广州留学生时(当时日本已占领广州)，我心理上就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同胞，感觉很亲，因此就主动与他们交朋友。后来，汪精卫政府也派来十几个留学生。有一次，我到他们的宿舍 —兴亚寮—找他们聊天。就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郭琇琮，当时，他正在帝大医科念书，已经会讲北京话了，虽然我听不懂他用北京话和那些留学生谈话的内容，但是郭琇琮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个热情、精明、脑子好、囗才好的人。此外，通过这些留学生，我也认识了当时正就读于台北商校的雷灿南。雷灿南到过我的宿舍几次，我们谈得很投机。有一天，他邀我到淡水他家玩。他家经营米店的生意，我看到他在生意忙不过来时便暂停我们的谈话，扛起米袋就去送米。当时，我对他的举动感到非常感动。毕竟，以当时的眼光来看，一个高商的学生也是个属于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可是他却可以撂下这个身份，像个普通工人似地，扛起米来就送。雷灿南的父母很疼他。那天晚上，他们还把我留下来吃饭。吃过饭，他就带我到楼上房间看他的书。我看到，他的书中凡是提到“支那”或“支那语”、“支那人”的字眼，统统都被他涂掉改为“中国”或“中国语”、“中国人”了;甚至连书的封面，他也同样处理。

“你要是被发现的话怎么办 ?”我不禁替他担心。

“这没什么好怕的。”他笑一笑，然后回答我：“我正准备着回大陆参加抗战呢!”

然而，不久后，雷灿南、郭琇琮等即因为日警的大检举而入狱。雷灿南并且在日警的严厉拷打下拒不吐实而牺牲了。我则因为还末涉入当时的学生组织而幸免于难，可是这个事件却使我奔赴大陆的决心提早实施。

郭琇琮及其同伴被抓

为了抗日到上海

除了郭琇琮、雷灿南等数以千百计的青年学生被捕的事件刺激之外，我之所以在高校还未毕业(三年的学制我只念了一年余)即决定到大陆的另一个动机是，台湾总督府已经开始实施征兵制度了，而我恰恰是头一批被征的对象。我想，与其被抓去当日本兵跟美国拼命，倒不如回祖国跟日本人拼!因此，我找到一条到上海的门路之后即弃学而走。那时已是一九四四年了。

临行前，戴传李特地为我送行。他告诉我，到了上海可以先去找蒋渭水的二公子蒋时钦，然后再去找萧道应的丈人，这样，也许可以打听到碧玉姐他们一行五人的下落。

到了上海，我即按址找到蒋时钦的住处，但不巧的是，他人到南京正好不在。一段时日后，蒋时钦从南京回上海了，他就带我去找萧道应的丈人，同他打听钟浩东等人的讯息。

“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人走到哪里了?”他说，然后反问我们：“你们有他们的消息吗?”我们只好失望地告辞了。

这之后，我即在上海的这里那里四处浪荡，寻找到重庆抗战区的路。当时，我仍然只知道国民党，一心一意要找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可是，我在上海不但没有任何社会关系，而且连一张身分证也没有;相对的，日军的关卡却到处都是;因此，尽管我每天鄱在研究地图，寻找到重庆的路，却一步也走不出来。还好，上海还有个蒋时钦在;这段期间，他不但在生活上照顾我，透过他给我看的鲁迅等左翼进步作家的书，我的思想认识不知不觉地也起了深刻的变化。

终战以后的变奏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三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当时，上海的报纸都不敢据实报导这个新闻，因而大家只知投下的是特殊的炸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这时，大家都知道日本一定会倒的!到了十一日，透过短波收音机，上海市民知道日本已经准备投降了，整个上海都已经沸腾起来了。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终于透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战争会那么快就结束。到上海前，我已经透过一个朋友的日文剪报看过“开罗宣言”的内容。现在，日本战败了，台湾自然要回归祖国怀抱。我虽然没有机会参与到抗战的行列，但我的愿望已经达成了，所以我还是欢欣鼓舞地迎接胜利的来临。

不久，我所盼望的国民党来了。但我没想到国民党竟会那么糟糕!我看到那些接收的官员竟抢着发国难财，过着花天酒地的堕落生活。同时，我还看到许多原属汪精卫政权的汉奸，花钱买通后，摇身一变又是国民党的官员。

我在上海所看到的这样那样的怪现象，让我对国民党感到非常失望!理想中的国民党竟是自己所看到的这样不堪，那么中国的未来要怎么办昵 ?我为此而苦闷地思考着。然而，我不死心，我告诉我自己：我当初是为了理想而来上海的，我不能因为这样就回台湾，我总要在这里多看、多学习，才能更了解中国!于是，我白天到复旦大学读书;晚上则在一家日本人办的《改造日报》 打工。这个报纸是针对当时在上海的日侨办的日文教育报纸。在报馆，我看到一些进步的书籍、报刊、电讯。这样，我才慢慢地理解：中国除了国民党外，还有一股强大的民主势力;同时，通过蒋时钦给我看的斯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知道原来中国还有个共产党，以及他们“长征”的历史。也因此，我才知道原来中国有两个，一个是旧中国、一个是新中国;一个是独裁、一个是民主。从此，我的思想即有了决定性的转变了。

为了改造回台湾

一九四六年二一月，我回到台湾。

回台湾前，上海与昆明两地的学生已经起来搞“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学生运动了;我所读的复旦大学也受到这种影响，学生分成两派，从互相辩论到打起群架。与此同时，我从许多先回台湾再来上海的人那里听到国民党在台湾“劫收”的惨状;另外也通过报纸看到台湾从“欢天喜地”–>“花天酒地”–>“黑天暗地”到“哭天叫地”的变化过程。这些讯息让我非常生气。我心里想：像台湾这么好的地方，如果好好治理一定是个宝岛的!因此，我就决定回台湾从事社会运动。

昆明反内战“一二·一运动”

回台后，我先进入台大医学院就读。

日据时代原是三年制的台北高校，后来不知为什么改为两年制，我在高校念了年余，因而也算毕业了。毕业后，我的学籍在台湾帝大的医学部，战后改为台大医学院，因此，我在父亲同意后即到台大医学院复学。在医学院，我只去读了两天。因为想到以后每天都要解剖尸体，而且教授在黑板上写得满满的拉丁文学名都要记下来，我就担心：“这下可糟了!如果把这些都记下来的话，我怎么还有时间搞社会运动呢!”于是我就转到文学院。

那时，日本人学生都走光了，几乎没有什么台湾学生(日本帝国的殖民地教育政策使然)，因此不能成班。当时，郭婉容比我早回台湾，在那里等着开班;后来，彭明敏等人也回来了;我们商量后即决定向当时的校长陆志鸿先生交涉。因为当中只有我懂北京话，因此就由我作代表前去交涉;之后陆志鸿即答应为我们几个设一个特别班。特别班的师资有日本人与台湾人教授;但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而没有外省籍的教授。

台大学生兼记者

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所以除了念书以外，我也同时在新闻界工作。最早，我是透过蒋时钦的介绍到《民报》;虽然它是一份为台湾人民说话的报纸，但却看不出明确的编辑方针，感觉上还是保守的，因此，待了一个月就离开转到《人民导报》。当时，发行人已经是王添灯了，社长宋斐如、总编辑是苏新，其他比我早进去的记者还有吕赫若、周青……等，基本上是一个相当进步的报纸，不管我写什么、怎么写，总编辑都会刊登。记得，当日据时代彰化二林蔗农争议事件的主角李应章医师从上海回来时，我还特地前去采访他，并且写了一篇《毋忘二林蔗农事件》的报导，引起一定的回响!此外，王添灯与林日高在省参议会与国民党斗争的议事实况，我都详尽报导了。

一直到四六年年底，我才又从《人民导报》转到《中外日报》。在这段期间，我还从头参与了《自由报》的筹备工作。《自由报》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份开始筹备的，苏新、王白渊、徐渊琛、蒋时钦、孙万枝、周庆安、萧来福、潘钦信等人，还有我，就编辑方针、经费、发行诸事多次开会讨论，多半在王白渊和苏新家中。筹备开始不久，蔡子民回来也参加了。后来决定以《自由报》为名，经费由王添灯负担，蔡子民挂名总编，实际上是萧来福。九月份出刊以后，很受到青年学生欢迎。但国民党很不满意，几次申请登记，名字更换了好几个───《自由报》、《台北自由报》、《青年自由报》都不正式批准。

《中外日报》在一九四七年一月试办了一个月，二月一日正式发刊。首先是省参议员林宗贤(板桥林本源家族)和台湾纸业公司经理郑文蔚合资，后来王添灯也入股，并介绍徐渊琛、陈本江、周肯和我几个工作人员进去。《自由报》的朋友帮忙写很多稿，但是，郑文蔚很害怕，不肯登，报社因而常常吵架，言论也摇摇摆摆的。不久，二‧二八事件就发生了。事件发生后，报社里大部分外省人都跑了，没人管，我们就把苏新请来当总编辑。苏新自王添灯笔祸事件后，离开《人民导报》到文化协进会，和王白渊一起编《台湾文化》。

终战以后的学运

战后不久，“台湾学生联盟”就组织起来，主要的人物是士林人郭琇琮。抗战中曾到厦门，学会了普通话，回士林组织“协志社”，史明、潘渊静、何斌等都参加了，举办一些医学、文化、摄影、乡土的展览会，表面上不带有政治色彩。

左起：陈炳基、吴庆年、蒋时钦、廖德雄、郭琇琮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雨港基隆爆发了战后以来第一次的学生运动。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基隆中学的学生上街游行，但却受到当地警察、特务的殴打、逮捕。因此，当地的省参议员颜钦贤便透过名律师陈逸松找到学生联盟领导干部之一的我，要求我动员学生到正在开第一次大会的省参议会抗议，要求当局查办、放人。

五月十一日，正当省参议会将要闭会时，颜钦贤议员忽然紧急动议，要求警务处长和基隆警察局长临席参议会，说明基隆学生“五‧四游行殴打事件”。接着，由连震东秘书长宣读台北巿各校学生代表递交的关于该事件的请愿书，结果议决派颜钦贤、林日高、刘传来、林连宗等参议员前往基隆调查，据其结果再决定参议会的态度。

这场规模不大的事件，基本上可说是正式拉开了战后台湾学生运动的历史序幕。第二次则是抗议日本流氓迫害侨民的东京涩谷事件。

规模最大的一次则是沈崇事件。台北的大陆籍学生先起来活动，但因人少力量很小，开始时本省学生因不了解而持观望态度，后来经过我在中间沟通，双方便合起来，在一月九日(一九四七年)组织了一万多人的示威游行。运动的主题则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与“反对美帝干涉中国内政”。游行时，因为大家只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抗战歌，所以游行队伍从头到尾都沿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通过这次的示威游行，台湾的学生运动终于和国内大陆的学生运动合流了。

这场”一‧九”反美示威游行后不久，二‧二八事件就爆发了;原先参与几次学运的学生们都纷纷投入战斗的队伍。

二二八的导火线

“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是由一群国民党的缉私人员对一个妇女烟贩林江迈的暴行而点燃起来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一群国民党的”缉私”人员，包括省专卖局的”缉私”科员傅学通、叶德根等六人与警察大队警察四人，乘一辆卡车去淡水港一带取缔”走私”。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国家，彼此商品流通是正常的国内贸易，毫无走私可言。可是，国民党以稳定台湾经济为名，承袭日本帝国主义衣钵，实行烟、酒、樟脑的专卖制度，垄断国内贸易，设立贸易局、专卖局和缉私机构，专门取缔”走私”。他们以专卖、缉私为名而行贪污舞弊之实，百姓无不痛之恨之。这天，这群缉私人员茌淡水一带毫无所获，空手而归，老羞成怒之余，竟向烟摊小贩耍起威风来。这天天黑不久，他们把卡车开到圆环附近延平北路天马茶室前面，一下车就冲向在茶室前廊设摊叫卖香烟的林江迈老大娘，凶狠地捣毁了烟摊，抢走了老大娘赖以餬囗的所有香烟和现款，老大娘抱住缉私人员苦苦哀求发还香烟和现款，至少把专卖局制的香烟发还给她。这一带是闹市区，很快有很多人围拢过来替老大娘说情。缉私人员不但不肯，反而用枪托重击林江迈头部，林大娘血溅满地，昏厥过去，在旁的小女儿哇地哭了起来。过路群众见此暴行，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即赤手空拳与缉私人员搏斗。传学通等缉私人员见势不妙，拔脚向永乐町(今西宁北路)方向逃去，边跑边向追来的群众开枪，打死了在自宅楼下观看的民众陈文溪。群众更加气愤，继续追下去，誓将凶手逮捕严惩。凶手最后跑进中山堂旁边的警察局躲藏起来。愤怒的群众不断从延平北路方面追过来，包围了警察局。这大约是晚上九时左右。

“二‧二八”事件现场

现场目击与报导

当时，我是台北《中外日报》记者。我在回报馆编辑部的路上，遇上了追捕凶手的群众，即参加了进去。群众团团围住了警察局，几次冲进警察局长的办公室，要求交出凶手加以严办。警察局长惊恐万状，支吾其词，拖延时间。后来又说凶手已经交给宪兵队了，群众立即包围了附近的宪兵队，并派代表进去交涉，要求交出凶手加以严办。宪兵队始终没有负责人出来，不肯将凶手交出。群众抑制不住对国民党暴政的怒火，紧紧包围着宪兵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在那里遇上了同报记者周青，便同他商量写一篇报导赶发出去。周肯从事件一开始就在场，由他写前半段，我写后半段即群众包围警察局和宪兵队部分。报导写完后，采访主任、副社长兼总编不敢发。经过一番争执之后，印刷厂的工人出来说话了，他们说，如果这篇报导不发，就要把印刷厂烧了。这才把报导发了出去。第二天一早，报纸发到全台北巿并发往全省各地，被抢购一空。

稿子发排以后，我和周青又回到了宪兵队。同时带去了该报专员、新闻界前辈徐渊琛(五0 年代牺牲)和由北京回台的文化人陈本江(听说后来长期被关押、出狱后病故)。这天夜里下着蒙蒙细雨，天气相当冷，但是上千名群众一直包围着宪兵队，呼囗号要求交出凶手。我们也同群众一起坚持到天亮。

跟随群众的脚步

二月二十八日，在细雨薄雾中，天刚朦胧亮，我就发现穿着黑色制服、带着长枪的长长一队警察，从西面的铁路在线由南向北缓缓移动。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曾在省参议会上受到攻击的警察大队。省警务处长曾大言不惭地声言，设立警蔡大队的目的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曾在《人民导报》上用大字标题予以揭露过。现在，这个镇压人民的机器终于开动起来向群众反包围过来了。我告诉群众立即向相反的方向散开。找他随即离开宪兵队，回去休息。这大约是清晨六时左右。

一九四七，二二八

早晨，大约八点多钟的时候，我被一片嘈杂声惊醒。走出大街一看，到处是愤怒的人群、囗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整个台北巿沸腾起来了，自然形成了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巿。酝酿已久的火山终于大爆发了。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短约两小时内动员这么多的群众， 这完全是群众自发的。国民党说这是“奸党及少数野心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煽动起来的”，完全是一派胡言。

群众首先把愤怒集中到肇事的专卖机构，砸烂了重庆南路的专卖(批发)公司。我赶到那里的时候，马路上人山人海，一堆堆香烟和钞票扔在马路中间燃烧。大街上和火车站广场上，国民党大官坐的小轿车东一辆西一辆地车底朝天在燃烧。 这时，大部分群众已经涌向省长官公署(事件后改为省政府)请愿。长官公署的卫兵从屋顶上用机枪猛烈扫射，当场有几名群众被打死，数十名群众被打伤。这是对群众的愤怒火上加油。国民党在台湾的最高行政机构长官公署的，这一严重挑衅把事态进一步扩大了。被激怒的群众分成了几路，一路涌向小南门的专卖局，一路涌向新公园开群众大会，并通过广播电台向全台湾广播了事件的真相，号召全省人民起来同国民党政府斗争。全省各地群众听到消息后纷纷响应。

“二‧二八”事件现场

当天下午，国民党宣布戒严。我和许多群众一样，都不知道已经戒严，继续向市中心的新台公司前进。

天刚黑下来，国民党就利用戒严令在巿内到处射杀过路行人。我路过新台公司前面就遇到一批便衣警察疯狂射杀群众的场面，我急忙躲进一家医院才得幸免。 第二天下午，一队宪兵分乘几辆卡车向聚集在铁路局前面的群众猛烈扫射，当场打死了数十人。当时，我在延平北路看到死难烈士的遗体被装在卡车上运走，惨不忍睹。

两条战线的斗争

三月一日起，台北的“二‧二八”斗争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一条战线是在行政长官同意下，以地方士绅如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参政员、省巿参议员为主，以及部份群众代表参加组成的“处理委员会”。其中许多人是站在国民党立场的，或是妥协性很强的;军统、中统的特务也混在里面。他们整天在中山堂开会，会场很乱，显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糟糕的是，国民党利用这个委员会强行作出了把维持治安的工作交给军统特务成立“忠义服务队”的决定。他们利用流氓，拉拢一部分天真的学生，整天坐卡车在街上“巡逻”。最后，这批流氓都成了刽子手，被他们利用的学生都被集体屠杀了。国民党诬指“暴徒八日夜晚袭击圆山据点”，实际就是对这批无辜学生的大屠杀。

一直代表民意同国民党斗争的省参议员王添灯先生也参加了“处理委员会”。他一如既往，利用这个公开讲坛，不顾个人安危，为人民说话，争取作出对人民有利的决议。他主持起草约三十二条要求，是代表民意的。在这三十二条通过之后，国民党又利用特务和流氓起哄，强行追加了十条，其中有些条款是和前面约二一十二条重复的，有些是矛盾的，最坏的是加入了“本省人之战犯及汉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无条件释放”这一条。这成了国民党进行血腥镇压的借囗。

各地的“地方处理委员会”的情形大体也与台北市的情形类似。

另一条战线是准备武装斗争的群众。他们看到“处理委员会”的妥协性和复杂性，看到国民党一再的挑衅和屠杀，纷纷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

台北的武装计划

台北缺乏武器，国民党的兵力又比较集中，武装蜂起比较不容易。这时候，中共在台地下党的领导人如廖瑞发、季中志………等便站在群众中间，领导和组织他们发动武装进攻。找他参加了其中的一部分工作，白天联络、组织群众;晚上收听各地广播，编印“广播快报”，报导各地人民斗争的消息。我从广播中听到台中、嘉义、高雄的武装斗争组织得比较好，其中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张志忠(五0年代牺牲)指挥的嘉义最有组织，连家庭妇女、女学生都组织起来，进行救护伤员、送水送饭等工作。

台北的武装蜂起计划在三月五日午夜发动。然而，因为发动而被国民党所察觉，工人、农民、学生的队伍又极度缺乏武器弹药，而且同乌来的山地同胞的联系也出了问题，因此武装蜂起的计划没有落实。为了发动第二次进攻，我们又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一直到国民党军开始大屠杀的第二天，即三月九日早上，我们还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准备斗争到底，终因大批国民党援军开到，全台北市实行戒严，一片白色恐怖，无法行动而告结束。全省各地的武装斗争也因为未能统一指挥、彼此密切配合，最后都归于失败了。

惨绝人寰的屠杀

事件发生后，台湾的国民党军方就发电报要求南京火速派兵前往镇压。蒋介石在三月二一日清晨以前就发密令从江苏调两个师，从福州调一个宪兵团赶赴台湾镇压。援兵到来以前，陈仪囗头上对“处理委员会”的要求百依百顺，但到了镇压大军开到前夕(三月七日晚)，眼看缓兵之计已经成功，就露出凶相，把“处理委员会”的要求全盘推翻了。

三月八日傍晚，从基隆登陆的国民党军开进了台北，见人就开枪射杀，无数的行人倒在血泊中。当时，我同周青在延平北路，赶忙躲进一家商店，才幸免于难。血腥的大屠杀持续了四、五天，台北市一片白色恐怖，变成了一座死城。大屠杀过后，我才往家里走。马路上到处是盖着席子的尸体。不仅是台北，凡是“国军”所到之处都进行了大屠杀。基隆、高雄的屠杀之残忍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连许多妇女、儿童都在他们的刀枪下丧生。许多社会活动家如参议员王添灯、《人民导报》社长宋斐如、《民报》社长林茂生、王添灯笔祸事件”的辩护律师林瑞端、甚至不闻政治的医学博士施江南等许多人都遭到了暗杀。被捕的人数更是不计其数。这一次大屠杀和大逮捕，同一九五0年前后对成千上万台湾进步人士的屠杀和长期的关押，乃至七九年的高雄事件，给台湾人民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官逼民反的事件

我认为“二‧二八”事件完全是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逼出来的，是官逼民反。这和当时大陆上国民党统治区各地风起云涌的大小民变性质完全一样，只不过是台湾“二‧二八”事件来势更加迅猛，从省会开始，几天之内便迅速扩大到全省，规模大大超过其他地方罢了。至于”暴乱”的罪名，是安不到台湾人民的头上的。 此外，也有一部份人说，”二·二八”事件是省籍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然而，只要冷静地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二‧二八”所表现的并不是省籍之间的矛盾，而是不分省籍的广大人民同国民党封建法西斯的阶级矛盾。不可否认地，事件开始的头一天，台北街头愤怒的群众不但动手打了坐小汽车的国民党大官，也误打了一部份无辜的中下级公务员等外省同胞。但这只是事件开始的一阵子，因一时难于分辨好人坏人所致;毕竟他们的脸上也没有写明谁是贪官污吏?谁不是?再说，这种现象也是自发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初起时所难以避免的。大部份人很快就发现这个错误，起来予以纠正。台湾民主联盟就明确地公开指出，要保护无辜的外省同胞，把矛头集中到一小撮国民党统治者。

省籍矛盾的谬说

实际上，后来有许多外省籍的教员、知识分子、学生、商人、中下级公务员都受到了保护。当时，率领新中京剧团的数十名团员在台北演出的欧阳予倩先生，住在台北火车站对面的旅馆里，事件发生后，有一批群众听说有外省人住在那里，就前去要同他们算账。欧阳先生从容不迫地走出来向群众发表演说，说明新中京剧团的来意，并表示完全支持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的斗争。群众听了以后连连赞许，把欧阳先生一行很好地保护起来。据我所知，在事件中有不少外省籍同胞用各种形式支持了台湾人民的斗争，也有人直接参加了斗争。

相反地，一小撮台湾人中的败类如刘启光、林顶立、许德辉等军统、中统特务，一开始就对 众的斗争多方进行破坏，最后还参加了对台湾人民的大屠杀。

我们不能忘记在大屠杀中被迫害的还有《大明报》发行人艾潞先生。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国民党上海某报记者鲍世杰先生。以及日据时代就受聘前往台北帝国大学任教，一九四四年因参加郭琇琮等青年学生的反日活动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光复后才出狱，并且留下来同台湾人民生活在一起，并没有进行什么活动，祗因不同国民党合作就被暗杀的北京人徐征。其他被捕的外省同胞就更多了。

人民的中心要求

“二‧二八”起义的中心要求集中地体现在王添灯先生主持起草约三十二条(处理大纲七条，军事方面条款三条，根本处理方案二十二条)。这三十二条除了事变的善后处理、避免事态扩大条款外，其中心要求是废除国民欺在台湾的腐败专制统治，实行地方自治，实现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的理想，保障人民的各项自由权利、保障人民生活。蒋渭水先生次子蒋时钦先生参与组织的台湾青年自治联盟也在纲领中要求台湾实行高度自治，实施省长、县市长民选。台湾民主联盟发表 的两篇文告虽然文字很短，但鲜明地表达了台湾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其中写道：“我们要求政治上的彻底改革，要求实现民主政治，这是我们决斗的目标，我们是汉民族，应该和全国被独裁一党专政所压迫的同胞搀起手来，要和国内同胞精诚团结，打倒恶劣腐败政治，…共同争取民主政治，…要求废除长官制度，在台先实行宪政，并予省自治。”这些要求并不是事件开始后才苦心想出来的，而是民心早已有之。二月二十八日一早，群众砸烂专卖公司的时候，就从旁边的屋顶下树下来两条大字标语：“打倒陈仪独裁政权，建立台省民主政府”，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台湾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提出的政治要求可以归纳为“民主、自治”四个字。这是完全正义的，合情合理的，完全符合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和一九四六年初国共两党和其他各党派共同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这些要求中哪一条是属于叛国的?“叛国”的罪名实在安不到“二‧二八”头上。

在“二‧二八”事件中，心怀叵测的人有没有呢 ?有的，那就是美国驻台领事卡尔。当时台北群众苦于没有武器，国民党兵力又集中于台北。卡尔认为有机可乘，四处伸出触角，说可以在六小时内从马尼拉用快艇运送武器到淡水。他派人去问王添灯先生要不要。王添灯大义凛然地说，“二‧二八”事件是内政问题，不容外国干涉，把他顶回去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卡尔到处碰壁，其阴谋终末得逞。

也有人说，台湾人民在“二‧二八”事变中要求“台湾独立”，国民党也说有人提出“联合国托管”。这是毫无根据的。“二‧二八”事件中，我始终在台北，从未听见看见这种主张。后来，找到了基隆、宜兰、桃园、台中、员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的城乡许多地方，也从没有听说过这种主张。这种主张的开山鼻祖是廖文毅、廖文奎兄弟。“二‧二八”事件中，他们根本没有在台湾，没有参加“二‧二八”斗争。廖文毅兄弟提出”联合国托管”是后来到了香港以后的事，提出“台独”更是五十年代初到了日本以后的事。由此可见，“托管”、“台独”同“二‧二八”事件扯不上任何关系。

身分认同的转变

“二‧二八”事件的积极参加者，一部分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牺牲了。那些幸存下来的青年学生与社会精英，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到，他们一方面已经对白色的祖国彻底失望了，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在“二‧二八”当中的斗争，认识到了日据以来台湾左翼运动的前辈们英勇献身的精神和光荣的牺牲，因而在曾经失落一时的认同上找到新的阶级、民族的认同;因此，以郭琇琮为典型的台湾青年，在“二‧二八”之后的白色恐怖当中，纷纷加入了蔡前领导的中共地下党，为整个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继续奋斗。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集中了全国各系统的特务，全力搜捕地下党，破坏了地下党的组织。一九五0年六月廿五日，韩战爆发。国民党重新取得美国的支持后，针对这些被捕者，有的处以枪决、有的则关在火烧岛等地的监狱中。 地下党组织破坏后，在得不到外援的极其艰难条件下，仍然坚持了五年之久。另外，在“二‧二八”当中暴露的近百名起义参加者，或者流亡到上海，或者从香港到了大陆。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各地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包括谢雪红、林良才、苏新、潘钦信、萧来福、王万得、杨克煌、李乔松、王天强、李硕楷等人。他们大都参加了事变后在香港成立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继承“二‧二八”的精神，为台湾的民主、自治，实现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而继续奋斗。

我个人也于事变后的第二个月，到了上海。回想起来，一九四四年第一次到上海，是为了抗日而寻找国民党的;但不到三年，我却因为国民党的通缉而第二次来上海：并且从此不得归乡!

【蓝博洲，察网专栏学者，曾任夏潮联合会会长，现任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本文由察网（www.cwzg.cn）摘录自《沉尸流亡二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