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粉们，蒋公的军事、经济、外交才能到底如何？

熟悉的朋友都道，我是看到哪儿写到哪儿的，所以一般谈什么都是以自己最近看到的为基础谈的。这次谈委员长也不例外。这次是看的黄仁宇同志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在讲委员长之前，需要说明的是：

1.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这个概念比较模糊，跟他以前讲的大历史不太一样。他以前的说法是中国的现代转型，也就是他说的从明清开始的建立一个能用数目字官僚的国家，包括政府高层机构和基层社会结构。但是他在这本书里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经常是指他自己的看法，他就是大历史，大历史就是他。这个概念是他发明的，他自己有权作出解释。但是如果大历史真的入他所说，是一个历史研究的方法，是一个范式，那么至少还是应该稍微严谨些的，不能完全以他个人的观念代替。

2.黄仁宇以前是国军，而且基本上算是黄埔系，所以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不太客观。比如他显然认为，在委员长手下混的部队，就只有黄埔系的中央军才能算是符合大历史的要求的现代化的国家的武装力量，而别的部队就算不上，无论桂系、川军、晋军、西北军、东北军，他的看法都跟委员长完全一致，认为都是属于封建残余——顺便说一下，委员长的日记里认为共军也是封建残余。因为这一点，他对共军的认识不是很清楚，对CP的评价也有欠公正。比如说，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曾经主持过中国远征军的编组训练，但是这些部队还没派上用场抗战就结束了，后来都成了共军的手下败将。朝鲜战争的时候志愿军打得非常好，魏德迈同志就倚老卖老地说，他在中国主持军事训练的成果显示出来了。稍微了解点的共军看到魏德迈这个说法肯定都回觉得是无稽之谈，但是黄仁宇同志就比较倾向于接受。

基于这两点，黄仁宇对委员长就有些同情之理解得过度了，常常让我这种受CP毒化教育多年的人很容易就有反胃的感觉。

现在大家都知道，蒋委员长是阳明信徒，又是基督教徒。而阳明学又是唯意志论的，属于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不管这花儿到底是不是存在，反正我没看见就是不存在。不过我觉得可能后来对阳明学有些误会，或者说阐释过度了。比如说，阳明是顿悟的，所以阳明后学就很讲究顿悟，不太讲究学习了。但是这些同志们却忘了，阳明本人是受过很系统的格致教育的，所以他本人是博学的。而且，阳明本人做事也不拘泥，比较放得开，所以能成就大事业。后学们弄得比较离谱，弄出很多妄人来了，动辄就觉得“宇宙在我心中”，动不动就摆出一副万物皆备与我的姿态来。

按照黄仁宇同志的解读，委员长接受了的阳明学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我即国家，我即民族，我的人格就是国家民族的人格，国家民族也就是我。所以委员长最讲究服从，他选人看人最主要的标准也是服从。抗战开始的时候他也是一再地跟他手下的同志们说，只要你们肯绝对服从于我，我保证能带领你们打赢这场战争。因为他就是宇宙嘛，全知全能，所以他不需要下面的人发挥什么主观能动性，你们只要能按照我的命令去执行，那就无往不利了。他比较喜欢的人，比如刘峙、汤恩伯，能力平平，但是却一直能扶摇直上，没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很听话，委员长叫干啥就干啥。而稍微有些能力却又喜欢到处显摆、发议论的同志，他就不太待见。

按理说，能有这种万物皆备于我的气概，应该说是好事，应该是有孟子说的浩然之气的。可是很遗憾，至少我没从黄仁宇的解读中看出委员长有这种气概来，反倒让人觉得他很小气。其实毛主席也是有这种万物皆备于我的气概的，但是毛主席就让人觉得开朗、乐观，大气磅礴，而委员长给人的感觉就是端庄凝重，不苟言笑，很是拘谨。因为毛主席的性格基本上属于外向型，所以他虽然也很自信，肯定至少不比委员长的自信更少，但是他却没有动不动就胡乱怀疑别人的习惯，而是一直强调各级组织都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不唯上不唯书。共军里面的山头也不少，但是委员长并没有觉得只有井冈山这一路才是天朝正脉，加意扶持，而是先承认山头是客观的存在，然后再通过整风什么的办法不断地去打破这种山头。反观委员长，就完全不一样了，委员长认为只有中央军黄埔系才是革命的、现代的国家的正规武装力量，而其它的派系都是封建残余，必欲消灭之而后快，而且不惜假手敌方。比如利用剿共、利用红军长征、利用倭寇侵华，只要有机会就赶紧撤销不是中央军的部队的番号。也就是说，他其实并没有把中央军黄埔系当成国家的队伍，而是当成他自己的人身依附品的，是他人身的延伸，而别的派系自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很客观公正理性地说，委员长至少不能算是一个很有包容心的人。打个比方说，假如我们这种打工仔发现自己的老板总在找茬扣工钱，那我们肯定跟他不会是一条心，对他派的活儿就是应付差事，不发挥主观能动性，拿多少钱做多少事，有机会跳槽肯定就义无反顾地闪了。同样的，既然他对别的派系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地不肯认同，不能信任，那在他手下混的那些封建残余们当然要更加小心谨慎保存实力了。这样，他就把很多事情搞得很糟糕了。比如庞炳勋，其实应该还算是个好同志的，就那么几个人，那么几杆破枪，也能在台儿庄立功。可是后来李宗仁被调离五战区，庞炳勋眼看着就要被汤恩伯、刘峙们消灭掉了，只好投敌当汉奸。现在的委员长粉丝们都说解放战争中吴化文投共是因为吴同志人品差，但是当时委员长对吴同志也是处心积虑要消灭掉，打仗的时候老让他重在前面，后勤补给又老不给，打一仗有死伤就赶紧缩编，吴化文就投共去了。

先总理都说了嘛，要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就是说不能私心自用，要推诚待人，只要是在你手下混事儿的人，就都要一碗水端平，不要厚此薄彼。委员长犯这个忌讳，所以他始终搞不定KMT党内的派系，也搞不定各地的封建残余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委员长的政治水平就可见一斑了。

委员长的军事水平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委员长的军事指挥能力最多不超过一个师，这是史迪威同志早就得出的结论，现在基本上已经有了公论了。关于委员长经常搞越级指挥影响正常的指挥系统，黄仁宇也曲为之解，说是因为国军本身是一个只能以人身因素调动的系统，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云云。这说法完全就站不住脚。黄仁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国家的基层社会还没有实现现代化。但是基于同样的社会基础，为什么共军就能搞起来呢?史迪威就发现，共军的战斗力和组织纪律远较国军为好，所以史迪威曾在组织中国远征军的时候提出，让胡宗南在西北监视共军的部队撤离，跟共军一起上前线打鬼子。还提出，要求远征军的编成要在每个连里放20名共军。国军的参谋长只好告诉史将军，不能这么搞，搞20个人在一个连里，过不了几天全连都成共军了。这不就等于已经服输了吗?

现在是经济危机时期，也谈谈委员长搞经济的水平。以前有同志指出过，北洋军阀里其实不乏人品还不错的人，比如老袁，其实才干是可以的，民国初年的乱局也就只有他才能镇得住，但是他就一个毛病，对经济毫无办法。段祺瑞一生崇拜老袁，老袁的这个短板他也学来了，一提到搞经济，就是以国家税收抵押，向列强贷款。委员长虽然主持北伐打败了北洋政府，但是正如当时的评论说的，军事北伐，政治南伐，新的国民政府并没有比北洋政府好多少，搞经济也是一样。一碰到经济危机，委员长就一个办法，向米帝求援，找人家借债。甚至都到了拿打倭寇要挟米帝贷款的地步。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吧?你到底是天朝的委员长，还是米帝指派的行政官僚啊，打鬼子是给中国人打的，还是给米帝打的啊，难道米帝不出钱，咱就投降算了，让倭寇蹂躏神州?至于所谓的黄金十年的大笑话，就更加不用说了。

既然现在委员长的粉丝们都要说委员长是民族英雄，那就再看看外交。按黄仁宇的讲法，委员长之所以没有在九一八的时候就奋起抗倭，对倭宣战，是因为那时候中国武器不如人，国力不如人，所以要攘外必先安内，先把国内的封建残余们都先消灭了再说，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然后训练一支美式的军队，然后再跟倭寇打。委员长当时这么说也就算了，孙元良这种老而不死的飞将军这么说也算了，但是黄同志虽然也是国军，但是怎么说也是博士教授，而且是名教授啊，怎么也能人云亦云，这么容易就被委员长洗脑呢?首先来说，天朝需要多少年多少年干多少事，难道你要干事，人家倭寇不干，就是在那里傻等着让你干吗?其次，到底是在1931年对倭寇全面开战好，还是在1937年的时候再等五年好?这个我想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应该都明白吧，倭寇虽然离天朝很近，但毕竟是蕞尔小国，蹙居海岛，要跟天朝作战，在没有大陆基地的情况下显然要比有大陆基地的情况下艰难百倍。如果在1931年的时候就大举北上，坚持驱逐倭寇，而且不止是打到鸭绿江边，还要抗倭援朝，一直把倭寇赶下大海，不让东北成为倭寇的侵华基地，倭寇还能坚持那么长时间吗?

因此，作为一个国家领袖来说，我认为委员长确实是很不合格的。委员长曾经在日记里自明心迹说，他只要完成给天朝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高层机构的任务，他就要“还我清白之身”归隐林泉去了。而且委员长把他山居这个爱好保持了一辈子，只要稍微有点空闲，他就要上山去住了。委员长说这是他为国操劳，需要修养，其实我觉得还不如说是他本身就有消极避世的倾向。他自命阳明信徒，实际上又有点庄子之气，所以入世的时候其实并不具备充分的自信，他所谓的自信其实不是因为他真的很自信“宇宙在我心中”，而是因为他必须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很自信”以保持自信心。也正是因此，他实际上属于悲剧人格，本身并无办法，常常是抱着活马当死马医的心态的。而他搞错了的是，天朝从来都不是死马，即使真的成了死马，也必须死马当活马医，而不是他这种“瞑眩疗疾”的态度。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国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