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近二十年来，中共党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相关着述。这些研究成果既涉及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也几乎涵盖了中共党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占有的史料不同，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同，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原因，研究者对中共党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或某些重要人物进行研究时，往往作出不同的评判，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形成了不少争议问题。由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这些争议问题不但为学术界所关注，也往往成为社会各界所关心的话题。

一、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关于大革命失败原因及其教训的探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争论。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党史界的传统观点，大革命失败主要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或称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所致。

近年来,对于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不少学者认为，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有失公允，陈独秀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自身的理论准备不足有关。而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也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在陈独秀许多言行的背后，往往都潜藏着共产国际指示的身影。但与此同时，亦有人认为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根本没有责任，不仅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不对，甚至连右倾错误都算不上。

那么,陈独秀大革命后期是否存在右倾的问题，如果存在右倾，其与共产国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陈独秀本人又有着怎样的思想认识等，这就需要研究者充分利用历史资料，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毫无疑问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作出的决定。1925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宣布:

【“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和工人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力，因而也否认它的干预权力，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

这样的“干预”，必然会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积极的与消极的两方面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确实曾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帮助，如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且给予中共一定的经费支持等。但与此同时，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导致它与各国党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这就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妨碍了其主动性和应变能力的发挥，使刚刚成立不久还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方针，特别是在处理当时复杂的国共关系上，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变措施。更何况共产国际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它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未必很了解，对中国党的指导也就难免出现瞎指挥。实践证明，由一个国际指挥中心遥控各国革命的办法并不成功。

对于中共加入共产国际，起初陈独秀并不是那么情愿。他曾对张太雷说:

【“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但中共当时毕竟还很弱小，不但没有革命的经验，也缺乏革命的物质条件，而这些恰恰是共产国际可以在一定程度所能提供的，因而陈独秀很快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就提出中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问题。孙中山对共产党与他合作是欢迎的，但是，当时的中共人数不多，在全国的影响远不及国民党，因此孙中山一方面同意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又不愿与中共平起平坐，而只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他的领导。

对于这种并不对等的合作条件，中共一开始表示不能接受。当共产国际表示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时候，党内最初几乎一致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军阀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社会信仰全失，永无发展的机会。因此，中共认为，即使要合作，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要中共来负责政治之责。当时的中共虽然年轻，人数也不多，但内心也看不起国民党，觉得国民党人数虽多，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之类混迹其中，无甚朝气，也无多少革命意味，不过一资产阶级政党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8月，中共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国共合作事宜。会议过程中，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提出异议，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见状，拿出“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的大帽子压人。这样一来，会议自然“一致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中共正遭受“二七”大罢工失败的挫折，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阻力大大减少，大会作出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国共两党也由此正式开始了合作事宜的接洽，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先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改组后的国民党召开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那么,共产国际为什么极力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呢?主要在于共产国际虽然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但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太弱小，在中国革命中不能发挥国民党那样大的作用。马林更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它的“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绝对不要为此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能在工会的宣传中利用这面旗帜”，因为许多人“害怕共产主义”，并且“削弱俄国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合作”。共产国际还认为，中国共产党现时的任务，主要是帮助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只有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中国发展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工人阶级有了八小时工作制，有了罢工之类的自由，届时才可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即革资产阶级的命。因为俄国革命就是这样搞的，先有与资产阶级合作、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然后进行革资产阶级之命的1917年十月革命，因此，中国革命也只能走这条路。

这个观点很快被陈独秀所接受。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起草的决议案中承认:因为中国产业落后，劳动阶级还处在极幼稚时代，“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2)中共三大通过的宣言，更是明确宣布“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所以，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当蒋介石争夺领导权时，共产国际和中共步步退让，思想根源就在这里。因为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认为，蒋介石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留在革命阵营里，先把中国的北洋军阀打倒，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然后再同蒋介石分手，去搞属于自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同国民党合作，老老实实地给人家帮忙，如将自己联系到的优秀青年介绍到黄埔军校，派共产党员到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帮助国民党建立各级党部，就是不去争夺领导权，更不懂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是要靠斗争才能取得。这在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的处理上，明显地表现出来。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将中山舰派到黄埔军校附近一事，大做文章，下令逮捕海军代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解除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拘押保卫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等。这便是史上着名的中山舰事件，即三二○事件。

事件发生之时，共产国际竟对蒋介石采取了完全妥协的态度。共产国际认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苏联顾问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严重错误引起的，主要表现在苏联顾问的过度越权和对中国将领们的过分监督。现在共产党人还没有能力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因此应对蒋介石作出让步以赢得时间。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得知三二○事件的消息后，也于3月29日给广东党组织发来指示:“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这样一来，蒋介石并未因中山舰事件受到任何制裁，反而刺激了其野心的进一步膨胀。

同年5月15日至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打着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幌子，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提出了一个《整理党务决议案》，要求中共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交出;中共党员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中共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等。

《整理党务决议案》提出之时，蒋介石对于共产党方面能否接受，颇为忐忑不安。苏联派来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曾要中共中央派人去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整理党务决议案》决不反对。结果，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对蒋之提案大多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并没有提出任何颠覆性的修改意见，只是在文字上略加修饰，使之变得含蓄一点而已。依照通过的决议案，蒋介石随后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的行动。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6月4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致蒋介石的公开信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并向蒋介石表白:中国共产党绝不可能是阴谋倒蒋的反革命团体，

【“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

1927年3月底4月初，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但共产国际仍然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陈独秀也主张“要缓和反蒋”。陈独秀还和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会谈，4月5日公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反而说什么“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希望国共两党的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在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层，对逐步演化为国民党右派的蒋介石，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在领导权的问题上一再迁就退让。而中共中央之所以如此委曲求全，又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陈独秀教条主义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

二、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表述，是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4)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的决议》基本沿用了这样的表述，指出: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所以，党史界传统的说法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但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更有人认为，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

对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问题，不能简单从毛泽东当时所担任职务去判断。诚然，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仅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会议决定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既没有推举毛泽东为总书记或“在党内负总责”，也不是中革军委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的主要负责人，但在贯彻遵义会议的过程中，在领导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如指挥四渡赤水) 并最终取得长征胜利的斗争中，在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维护党与红军的团结统一中，在随后由苏维埃革命转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毛泽东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张闻天夫人刘英关于长征的一段回忆颇能说明问题:

【“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这段话一方面说明张闻天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体现了一个革命者坦荡的胸襟，但同时也说明张国焘此时想得到的并不是总书记这个职位，而是企图担任中革军委主席，获得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张闻天在党内担任了总书记 (一说负总责) ，但由于他长期从事党务和政府的工作，没有军事工作的经历，在军队中的影响有限。当时大敌当前，又失去了根据地，所谓党的领导权很大程度就是对于军队的指挥权，这也是张国焘要全力抓到军权而对总书记这个职位“不满意”的原因。从这一点看，遵义会议虽然形成了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中央集体领导，但恐怕不能说张闻天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核心。

张国焘本来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看到中央红军经过半年多的长征实力大减，人数大大少于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野心迅速膨胀，在个人野心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不断找借口拒绝北上方针，而且在中共中央不得已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之后，竟然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这其中有两个因素甚为重要。一是张国焘自恃自己在党内资历老。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长期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参加过一大的只有他和毛泽东。二是自恃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人数远远超过红一方面军。当时,红二方面军还没有组成，一方面军原来的力量超过四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一度达到十余万人，参加长征的主力多达八万余人，但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导致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加上此前此后的战斗及非战斗减员，到两军会师时，一方面军人数只有两万人左右。张国焘很清楚，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导致一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任人不是毛泽东，而是李德和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此时毛泽东已经结束了宁都会议后靠边站的状态，并在遵义会议上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周恩来自1935年8月上旬的沙窝会议(即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一段时间甚至昏迷不醒，项英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陈云在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央的决定前往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博古刚刚离开总书记岗位，张闻天没有军事工作的经历与经验，所以张国焘真正忌惮的是毛泽东。这从他后来的回忆中不难看出端倪，其中除了为自己辩解外，就是一再对毛泽东进行指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影响。

当然,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有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后一段，由于重要的军事行动都由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而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往往瞬息万变，军事指挥需要集中，因此，1935年3月中旬，经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中共中央决定新“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在随后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林彪曾对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因而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行动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在同年5月召开的会理会议上，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都对林彪提出批评，明确提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这表明，毛泽东实际上成为中共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职务的变动情况: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沙窝会议) 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1935年11月，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实际上的中革军委) ,毛泽东为主席。1936年12月，三支主力红军实现会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 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央军委) ，毛泽东为书记 (称主席)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

很显然,领导地位不能单看担任什么职务，更重要的是要看担负什么责任，发挥什么作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中实际上起到了核心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三、抗战中国共两党地位与作用问题

这些年来，抗日战争的研究不论是关于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如何看待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众说纷纭。一段时间，网上曾流行一篇题目为《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帖子，造成了很大的反响。概括来看,这篇帖子的主要说法有:其一，国民党在抗战八年中的牺牲比共产党大，“国军将领阵亡206人，而共产党方面仅有左权将军一人”，“国民党军队伤亡341万，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其二，国民党的战果比共产党辉煌，“有126名日军将领在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阵亡;只有3名是死于与八路军的作战，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了22次大规模战役，1117次重要战斗，38万多次小规模战斗，……而共产党自我吹嘘了半个世纪的抗战功绩，仅有平型关和百团大战而已。”该文最后写道:“通过这些数字对比，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谁是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因为如果共产党是中流砥柱，它怎么可能伤亡人数少、阵亡将领少、消灭日军数量少、击毙日本将领人数少、组织的战役少?”此外，社会上所谓的“日本人救了中共的命”，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大举侵华，使得蒋介石只得停止对红军的“围剿”转而抗日，给了中共以喘息进而发展的机会，中共早已失败这样的观点也颇为流行。

应该说,在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对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但近年来又存在否认或低估中共在抗战中地位与作用的倾向，而且以往的研究往往对于两个战场均是采取各自述说的方式，鲜有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

判断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必以贬损对方为前提，也不能简单地以组织了多少战役、牺牲了多少将领为依据，而应尊重历史事实。客观而论，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付出了重大牺牲，在战场上伤亡了大量的官兵，其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高级将领，如曾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上将、第36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家钰上将等。有人统计，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多达二百名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的人牺牲时为校级军官，当时国民政府为褒奖他们为此追授为少将，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低一级军衔追授到上一级，如原本少将追授中将，原本中将追授上将) 。他们这些人都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英勇牺牲，永远值得后人尊敬与怀念。正因为如此，张自忠和李家钰分别在1982年和1984年被民政部追授为革命烈士，2009年9月，张自忠还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北京还有为纪念抗战牺牲的国民党将领而命名的街道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

如果单讲军队伤亡的人数与阵亡的高级将领数量，国民党军队无疑要远远超出中共军队。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人数要远远超过中共军队，不要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即便是抗战即将胜利之时，中共军队经过大发展之后达到了一百余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仍是中共军队的数倍。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更重要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主要与日军进行的是大规模的阵地战，如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抗战中期的几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滇西会战、常德会战等，抗战后期衡阳会战、桂 (林) 柳 (州) 会战、湘西会战等。尤其在抗战前期和中期日军武器装备、军队训练都要远远强于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在日军几乎完全取得了制空权的情况下，这种大规模的阵地战国民党军队必然要付出重大伤亡。而抗战中，中共军队除初期的平型关战斗、中期的百团大战等是阵地战外，主要采取的是游击战方式。游击战最大的特点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样既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又能比较有效地保存自己。事实上，中共军队的规模尤其是武器装备，也不具备与日军进行大规模阵地战的能力。加上中共军队主要活动于敌后，这些地方群众的负担很重，有的甚至要承担敌我两面负担，兵源有限，所以抗战中后期还不得不实行精兵简政。国民党尽管丢掉了大片国土，但毕竟还掌握着西南、西北地区及中南的部分地区，可以获得比较充足的兵源。所以相对而言，在全面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军队的伤亡数量包括阵亡的高级将领，要远多于中共军队这是事实。但同时要看到的是，中共军队在抗战中同样付出了巨大牺牲，不能说中共在抗战中只牺牲了一位将军 (指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 ，因为中共军队仅在抗战之初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之际，国民政府曾授予一部分八路军旅以上将领以少将至中将的军衔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中将加上将衔) ，后来则根本没有实行军衔制度。但在全面抗战中，中共军队牺牲的团长以上将领 (按照国民党军队的惯例，一般团长为上校，如果阵亡有可能追授为少将) 数量亦相当多。因此，不能简单以伤亡人数作为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地位与作用的依据。

更有人完全否定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有网络文章说:

【“除了抗战头两年共产党的军队打过几次抵抗日本军队的仗，从1939年以后就没有打过一场稍微大一点的仗。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扩大解放区，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时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放着日本人不打，打自己的小算盘，准备胜利后摘果子。他确实做到了。”】

其实，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果真是“游而不击”，进行抗战的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话，那中共为何能在抗战中取得重大发展，军队和党员从抗战之初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一百余万人，根据地由一个发展至十九个，根据地人口由一百余万发展近一个亿，就很难解释得通，难道老百姓会拥护一支不带领他们抗日的军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何以发展壮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概其要点，至少与以下因素有关:

其一,始终高举抗日的旗帜，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但以斗争求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斗争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限度，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抗日，因而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理解与尊重。

其二,在抗战之初国民党丧师失地丢弃大片国土的情况下，中共武装及时挺进敌后，既避免了与国民党军队可能发生的摩擦与冲突，又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坚持抗战的良好形象，并且由此开辟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基地。在抗战中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战略战术，坚持敌后游击战，以小胜积大胜。

其三,采取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如政权建设上的“三三制”，即在根据地的政府与同级参议会的人员构成中，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 (主要是开明士绅) 占三分之一，在保证中共对根据地政权领导地位的同时，充分调动各阶级阶层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在根据地实施广泛的民主选举，使各阶层群众感受到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经济上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并在抗战中后期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和实行精兵简政，尽量减轻各阶层的负担，以利于持久抗战等。

其四,大力发展党的同时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创造性运用整风的方式解决自身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山头主义，党内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实现全党的完全团结统一。

坊间曾流行一种观点，说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说过“感谢日本”的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人救了共产党的命，如果不是日本人大举进攻中国，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对红军的进攻转而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人，共产党和红军早就消灭光了，而且由于日本的侵略使国民党的力量受到重挫，共产党乘机坐大。毛泽东的确讲过类似“感谢”的话，但如果读了他讲话的原文，就不难明白他的原意了。1956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可见毛泽东为何“感谢”日本，其含义不是十分明确吗?

其实,真正解救中共于危难的正是中共自己。试想，如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中共中央仍坚持过去高喊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不是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会有中共、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之间“三位一体”，即不会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率先在西北地区的实现，也就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客观地说，如果西安事变不发生，如果张学良、杨虎城配合蒋介石的中央军，对刚刚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师的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确是一个难以预料的问题。西安事变的结果使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全国性的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初步形成，也使中共度过了十分困难的阶段，随后迎来了抗战中的大发展。而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并最终和平解决，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张、杨看到只有团结抗日国家才有前途，他们个人也才能有前途。所以，中共由“武装保卫苏联”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转变，它不但促成了全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共自身的处境和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四、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运动问题

中国共产党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22年是在农村进行的。中共在农村进行革命的主要方式是围绕土地做文章。十年内战时期是“打土豪，分田地”即开展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则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即土地改革。其实，不论是土地革命还是减租减息，本质上都是土地改革。因此，以往主流学术界对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运动的意义都是高度评价的。

近些年来，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对土地改革否定性的声音。2010年第8期的《书屋》杂志发表一篇题为《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的文章，其中写道: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而土地改革的结果，“流氓、地痞、盗贼这些人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长期搞不好的根源。

还有一些网络博文提出要为地主“平反”。如有博文说:

【“土地改革的实质是剥夺中国存在近两千年的士绅阶级的合法财产，无偿得到了土地的混混和无赖抽大烟的自然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了”。】

还有人在网上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共拿出勇气面对土改的历史错误，还地主及其后代以公道”，并且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困和中共的土改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年农村的地主其实是乡土中国的精英,用现在的话说，至少也都是“种田能手”。对他们的斗争和剥夺表面上看是把土地“公平”地分给了农民，但实际上严重破坏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更有人认为，土改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它严重违背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及人性价值。还有网文认为，地主其实是当时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地主集中土地，更有利于农业的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能比把土地分散给农民耕作更有效率，更有利现代农业的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是要弄清楚地主的阶级属性。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主要的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要研究土地改革运动的是非得失,就必须对何为地主作一点讨论。

农村主要有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地主与农民，而农民又分不同的阶层,其中可以细分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什么人应划为地主和富农，1933年10月，毛泽东写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对此分别作了这样的界定: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 (请长工) 。此外，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可见,地主与富农的共同特点是对农民进行剥削，其不同之处在于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是收取地租，富农剥削的主要方式是雇工。同时，地主与富农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那就是地主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富农自己劳动，这是区别地主与富农的主要标准。这里所说的劳动,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劳动，叫做有劳动。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劳动，均叫做附带劳动。富农虽然属于农民阶级的范畴，但这个阶层带有剥削性质，所以人们习惯将之与地主并列，称之为地主富农，其实富农与地主并不是同一个阶级。

农民与地主的身份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地主如果破产，就有可能下降为贫农乃至雇农;即便祖辈是大中地主，但经过诸子继承家产分拆之后，大地主变成中地主，中地主变成小地主，小地主再分家就可能变成一般农民。普通农民也有可能由于“力作致富”或“由小商业致富”而上升为地主。一个农民一旦上升为地主，其本人可能仍过着勤俭的生活，但其必定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从而带有剥削性质，而且其家中有劳动能力的人主要不从事生产劳动，或者不从事主要劳动，其身份也就从普通劳动者演变成剥削阶级了。

当下有人认为，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有利于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地主阶级不应该打倒，旧的土地制度没有必要改变。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已作了解答。他在调查中发现:

【“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请一个工人，只有‘万户’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单薄的方才请两个工人。为使工人不致‘闲嬲’ (‘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 ，除开做杂事外，便要他耕点田。”】

由此可见，这种以收租坐视为目的之地主，集中在他们手中的土地并非为了集约经营与规模生产。说地主集中土地是为了集约经营，恐怕有点想当然。

其实,关心土地改良和生产工具改进的不是地主而是富农。因为地主占有土地的目的，不是自己耕种，而是出租给农民，然后收取一定数量的地租。既然土地已经租给他人耕种，他自然不必关心土地的经营状况，也不会关心土地改良与生产工具改进的情况，他所关心是地租的收取。富农则是雇佣长工或短工到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劳作，如果土地得到了改良，生产工具得到了改进，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土地的收益也就会相应增多，而他付给雇工的工钱是一定的，这就意味着富农的收入也会增多。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地主与富农都集中了一部分土地在自己手中，而且都是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进行剥削，但地主集中土地并非为了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所关心的也是地租的收取而非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客观上有利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不是地主而是富农。正因为如此，不论是“五四指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于地主与富农都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土地改革本身不能增加新的土地，只能是对现有土地进行再分配。所以，进行土地改革的前提，是农村的土地占有状况不合理，人口占少数的地主富农占有大量的土地，并通过出租土地或雇工耕种而剥削他人劳动，贫雇农却因土地不够甚至没有土地，只得租种他人的土地或出卖劳动力而受人剥削。如果说农村的土地并不集中，地主没有集中较大数量的土地，贫雇农也并非无自己的田可耕，自然没有必要进行一场几乎涉及农村全部人口的土地改革运动。

很长一段时间，在论证土地改革必要性时，基本上是认为不到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至80%的土地，而占人口90%的雇农、贫农、中农，只占有20%至30%的土地。这些年来，学术界根据历史文献和档案史料，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土地占有情况重新进行了估计分析，虽然这些数据各不相同，但都基本上认为当时土地集中的情况并没有以往宣传的那样严重，地主富农并非占有80%的土地，而多认为只占有50%以下的土地。

虽说当年中国农村土地集中的情况并非以往宣传的那样严重，但地主富农所占有的土地远远多于中农更不说贫农，恐怕是一个历史事实。地主富农占有30%至40%的土地，是多数学者认可的数字，考虑到地主富农所占的人口一般在10%以内，仅此简单推算，地主富农的土地也是三四倍于普通农民。问题在于中农及以下各阶层占有的人口达90%，而且并非是这90%的人口占有地主富农之外的60%至70%的农村土地，如果除掉其中10%左右的公田和城镇工商业者在农村占有的土地，中农及以下各阶层占有的土地可能在50%至60%之间。而在中农、贫农和雇农三者间，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东地区的统计，中农占全部农村人口的36.4%，占全部土地的33.65%;贫农占全部人口45.71%，全部土地的18.01%;雇农占全部人口的3.19%，全部土地的0.49%。也就是说，占全部人口近50%的贫雇农，所占有的土地不到20%。如此推算，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十倍于贫雇农。所以，即使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根本没有达到以往所说的80%而是减半，中国农村的土地占有状态仍不能说是合理的。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式是建立农村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所以，如何组织动员农民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农民能否参加革命，既取决于他们的生存状况，也取决于他们能否从革命中得到希望的利益。如果农民没有生存的压力，生活小康且稳定，他们一般不会有革命的动力。事实上，中国农民特别是贫雇农由于缺少土地甚至没有土地，加上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落后，始终过着十分贫寒的生活，如果遇到战争或灾荒常常在死亡线上挣扎，这也是历史上屡次发生农民起义的原因。同样，如果革命不能给农民带来利益 (包括物质利益与政治权益) ，他们也难以产生革命的积极性。农民贫穷的重要原因在于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缺乏，而地主通过出租土地获得收益过着好于农民的生活，因而土地成为农民与农村问题的核心。因此，中共要想农民成为自己坚定的支持者，就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中共手中并没有土地，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征购地主的土地以分配给农民，通过动员开明绅士献田与没收汉奸的土地也数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只能采取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政策，并以此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不可否认，老区土改中一度出现过乱打乱杀，但随后中共中央及时作了认真纠正。通过土地改革，激发了解放区军民参加战争的热情，使亿万农民成为中共的坚定支持者;土地改革还实现了中共基层组织与农村基层政权的有机融合，使中共获得了农民对自己执政地位的充分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改革运动获得了巨大成功。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记者斯坦因时指出:

【“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土地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可见，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进行土地改革是其基本前提。对土地改革如何评价，很大程度上涉及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

【罗平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年第4期。】